隐于书院: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以元末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为中心

元末朝廷和地方势力对士人的征召,多少存在竞争和笼络人才的意味。士人的出处机遇,从庙堂与山林的二元区分,转向元廷、地方势力和山林的多元格局。面对各方征召,徽州士人赵汸和郑玉抱以“旁观者”的不合作心态。随着徽州路脱离元廷控制,二人对于政治的疏离态度有所淡化,而“忠元”情结渐趋加深。志在山林却又难以与政治完全绝缘,兼具官方和民间双重性质的书院,成为士人安身立命的绝佳之所。隐于书院,是一种“中间状态”的出处选择。赵汸和郑玉的处境、心态和归宿,是观察古代尤其是易代之际士人生存境遇的一个窗口。

忽必烈藩府书家群体在元代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忽必烈藩府儒士文人群体,汇聚了元初北方经济、义理、词章各类人才,其中,怀卫理学家姚枢、许衡和郝经,邢州学派刘秉忠、张文谦,从汉族世侯幕府进入忽必烈藩府的徐世隆、宋子贞、王磐、商挺、王鹗、王博文等人,以及方外文士至温禅师等书家,构成了元初北方重要的书法家群。元初书法家群在政治、文化上的独特地位以及对元代文化和文艺政策的影响,使得他们的书法观念、书法理论与书法活动影响了有元一代的书法发展和书法教育,在元代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意义。

元代书院藏书及其历史贡献研究

元代书院藏书是中国古代藏书史、文化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从藏书规模、内容种类及藏书来源等方面梳理了元代书院藏书概况,总结了在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元代书院藏书呈现的突出特点,探究了元代书院藏书在推动南北多民族思想文化交流、促进理学思想嬗变和传承历史珍贵典籍等方面作出的历史贡献。

宋元时期汀州书院探析

宋元时期汀州共有21所书院,其中2所仅有祭祀功能,实际有治学授业功能的书院只有17所及2处读书处(堂),且书院教育早于官办州学,连城冠豸山的仰止亭是汀州境域最早的书院。从时间分布来看,大部分书院创办于南宋,这与南宋汀州人口的大量增加密切相关;从地域分布来看,大部分书院集中在汀州中部地区,州署所在地长汀是宋代汀州官员和官府创办书院教育的重镇,冠豸山是汀州书院教育播衍理学的先导;私人或家族书院的兴起是日后汀州乡村书院兴盛的发端。宋元时期,汀州书院教育发轫是由于有冠豸山秀美清幽的环境,加之地方官员高度重视以及汀州毗邻闽学发祥地。

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刻书考辨

历来有关元代书院刻书研究,皆对杭州西湖书院刻书予以较高评价。本文重梳文献,考辨史实,细究西湖书院刻书详情,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是官刻书籍的补充,西湖书院刻书系江浙行省刻书的组成部分,该书院实际承担刊刻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今存世者仅元人苏天爵所编《国朝文类》一种,其余以往认为系西湖书院所刻者,多为江浙行省及下辖诸路儒学所刻,仅置版于书院而已。西湖书院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南宋太学书版,元亡后这批书版又为明国子监所承继,使得宋代高度发达的版刻成就有了更多的直接传承渠道。

元好问对金元书法的传承作用

元好问在金亡之后对金代书法发展的成果进行了汇集与总述,其继承了金末以来发端的书法评论回归理性与书法“复古”的思想,并在其之后的讲学、交游、鉴藏等文化活动中将其“复古”“崇尚魏晋”的书法观与鉴藏观传递给其后辈书家如郝经、商挺、王恽等人,并最终对元代书法“复古”的潮流产生了影响。可以说元好问对金元两代书法的传承起到了承上启下,使之相互连接的“桥梁”作用。

元代岳麓书院山长张图南考

在岳麓书院长达千余年的历史中,元代山长研究一直几近空白。我们仅知道有朱某、张厚两人曾任山长,但是不仅事迹无考,连姓名亦复残缺。最近,我们发现了一位新山长———张图南的若干文献史料。本文通过这些史料,考述了张图南与岳麓书院的关系及生平交游与理念,力图为岳麓书院教育史研究呈现出一位真正意义的元代山长。

翰墨甩块垒 狂气满云间——杨维桢及其书法艺术

元末书法家杨维桢是一位通才、奇才、怪才,他的一生可用诗、文、书、画、酒、声、色七个字加以概括。他的书法风格狂放怪诞、高古奇崛、乱中取意、神气逼人,是元后期追求个性彰显、强调自由精神的隐逸文人书法的典型。

宋元明清历朝君主与书院发展

宋元明清时期许多君主以各种方式重视、支持书院,对书院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动机和目的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弥补体制内教育系统的不足,满足人才培养需要;二、表明对儒学的尊崇以及对儒家所倡导、宣扬的伦理道德原则与治国理念的认同;三、通过支持书院而对书院产生影响或介入书院内部事务,从而影响书院的发展方向甚至改变书院的性质,最终将书院纳入官方的意识形态控制网络之中。

元代书院与程朱理学的传播

元代建立之后,南宋遗民将书院作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基地,以捍卫其作为“道统”维护者的尊严。在官方支持下,程朱理学以书院为依托实现了北传,不但将程朱理学的影响成功地向北方广大地区扩展,而且也使蒙古贵族对其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随后,程朱理学被统治者提升为官方哲学,并规定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在学习程朱理学与科举应试相统一的思想指导下,元代书院的教学成为程朱理学传播与普及最重要的途径。

元代抚州书院述论

元代抚州书院的发展基本延续了南宋的发展的势头,仍然繁荣兴盛。元代抚州共有书院24所,其中新建书院20所,兴复前代书院4所,其年均新建书院数超过了南宋,并在元初和元中后期出现了两个书院建设的高峰。元代抚州书院以民办居多,分布比较均衡,每个州县都建有1至6所。由于蒙元政府对书院控制的不断加强,元代抚州书院的官学化趋势也日趋严重。

元代福建书院及其刻书考

通过对元代福建地区书院文献史料稽考、择例,纪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书院;以考证元代福建书院刻书活动为基础,探考元代福建书院及其藏书与刻书事业发展的历史脉络:以期由此大致展现中国元代书院及其藏书与刻书递嬗的轨迹和历史风貌。认为包括福建书院在内的元代书院及其藏书事业在中国书院及其藏书事业发展史上具有特殊价值,在我国的藏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保存文化典籍、促进教育发展与文化传播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元代学术流变与诗文流派

哲学塑造了人格精神，人格精神又决定了诗文风格。 文风的走向就这样被学术的流变规定 着。元代诗文的发展与学术流变之间的关系就更为密切。沿着学术流变的线索来把握元代诗文发展的线索，从而认识和界定元代的诗文流派，是一个比较好的视角和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元代诗文的发展就其主体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六大流派，即前期的南北抗衡 ，中期的东西并峙，后期的吴越对立。

宋代御书院制度考

宋代书法史上曾设置过一个专门的御用书法机构——御书院。它隶属于翰林院,是皇帝学习书法、从事书法活动及选拔、培养书法人才的场所,堪称皇家"书法学院",萃集了一批善书的书法官吏。御书院从宋太宗始设到高宗罢废,在长达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为宋代书法的发展作出过一定贡献,是书法史上的重要事件,但却一直被治宋代书法史者所忽略。从制度层面对御书院设置的时间、位置、变迁、机构职能、人员选拔及出职等一系列问题作了初步考证,以期对这一重要的书法史问题有新的认识,并补书史之阙。

元代河北书院述论(上)

由于理学北传以及元朝政府对书院扶持政策等各种因素的促动,元代河北书院处于上升状态,不仅数量骤增,而且涌现了以封龙书院为代表的一些著名书院。此期河北书院不仅传播理学及经史道德,而且也实施科技教育,培养专门人才,由此体现了其与南方书院以程朱理学及科举考试为中心的别样特色。

宋元时期处州地区书院发展考略

书院是中国唐宋以来重要的地方教育机构。在处州地区风俗习尚改变和教育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书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全文主要是对各时期的多种方志、其他文献和一些碑刻材料进行分析,勾画了处州地区宋元时期的书院发展概貌。

元明清时期河东书院考略

书院作为传承文化的一种载体,成为古代文化发展与兴盛的标志。河东古书院作为中国书院历史发展的一部分,其兴衰更替与作用影响自然占据着不可或缺的一席之地。河东古书院有其自身的发展和特点,曾经达到过无与伦比的辉煌,对于现代兴教办学、人才培养、学术研究有着重要的启迪。

元代安徽地区的书院

元朝政府文教政策的调整,各处地方官的积极推动,南宋遗民儒士、理学家、普通民众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及宗族等社会组织的积极参与,上述各方力量所形成的合力,促成了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恢复和发展。按所在地分,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主要分布于中南部地区;北部地区特别是淮河流域一带,书院创建较少。按创建年代分,元代中后期安徽境内新建书院较多,也有不少前代所建而在元代得以留存的书院,经过修复被重新利用。按创建主体分,元代安徽境内的书院,绝大多数为民办,官办相对较少。由于元朝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元代安徽地区书院的官学化趋势日趋严重。

唐代江州陈氏东佳书堂的性质问题刍议

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始于唐。书院不是国家规定的一种教育制度,而是民间人士自发创造的学校教育模式,书院的名称也因此极不固定,"书院"和"书堂"("书舍"、"书斋"等)存在着互用、通用的情况。徐梓先生在《元代书院研究》中认为唐代的东佳书堂已有书院之实,但尚无书院之名,从而否定了作为教学机构的书院起源于唐代的观点。从"书院"和"书堂"("书舍"、"书斋"等)名称的互用、通用来看,这一说法难以成立。

唐宋之际:一个历久弥新的学术史话题——唐宋转型理论与唐宋诗歌研究

唐宋转型理论是近年中国古代史学与诗学研究中一个流行的学术话语。在唐宋文学研究领域,借鉴日本汉学家内藤湖南的唐宋史学观,并整合传统诗学理论,经王水照等诸多学者推阐发扬,深化了唐宋诗歌转型问题的研究,开拓了唐宋文学研究的学术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