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诗接受的另一面向:论杜诗在官修唐史之生成与注释中的作用

文章聚焦杜诗与唐史的关系,着力探讨杜诗对《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唐纪》等官修唐史的影响,并对以杜诗证唐史这一研究方法进行反思。通过溯源这一现象,可以发现史臣对杜诗的使用呈现出差异化和多样化,反映其对杜诗的不同接受;同时,结合当时的杜诗学背景,能够更好地理解史臣的利用取径;扩大以往仅仅从文学史出发的视域,更为全面地勾勒杜诗接受史的整体图景。

刘濬《杜诗集评》资料来源、编纂体例及评语选录特点考论

作为清代杜诗评点领域之集大成者,刘濬《杜诗集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据考索,刘濬编撰《杜诗集评》主要依据朱鹤龄《杜工部诗集辑注》,同时还参考了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等宋本杜集。深入其中,不难发现《杜诗集评》大体采用先分体再编年的纂辑方式,使阅者开卷了然。通过精读全本,可以知道刘濬采择15家评论的工作主要从辨证异文、追溯渊源、叙述背景、归纳诗意、探讨诗法、阐发影响六个层面展开,堪称特色鲜明突出。

李杜诗篇的人文意蕴与英译策略

李白、杜甫的诗是我国诗歌艺术史上的璀璨明珠,其深厚的人文内涵与中华人文精神传统一脉相承。文章从句式章法、诗眼艺术、意象经营三个方面揭示其诗歌表现艺术,并提出在英语译介中传递其人文精神的相应策略,以期为中国古典诗歌对外译介中最大限度地诠释和传承文化精神探寻行之有效的途径。

顾炎武的杜诗学

顾炎武在创作上能踵武少陵的“诗史”精神,并能在艺术风格上主动效法杜甫,风格沉郁顿挫。作为乾嘉学风的开创者,顾炎武在清初确立了一种严谨求实的学风,对整个清代杜诗学的发展亦影响深远。在《日知录》中他还辟有专章对注杜进行研讨,其杜诗学的考证体现出“引据浩繁”的特点,但其中也存在许多疏失与舛误。

清人对杜甫像的题咏及其意义

清人别集及总集中,有不少对杜甫画像或石刻像拓本的题咏。画像或为赵孟頫绘,或为清代画家作,而石刻像拓本多来自成都杜甫草堂和济宁南池杜公祠。清人题像时,除了关注杜甫所戴之笠及其形容癯瘦外,集中歌咏他的忧时、忠君以及有才而未尽其用。众多清人对于杜甫像的复制、珍藏以及带有宗教仪式般的礼拜,是杜甫在文学史上经典地位获得确认的清晰象征。清代杜甫画像的拥有者或题诗人多是杜诗的热爱者,而从题像诗的语言及写作技巧能够清晰看到,对杜诗的反复阅读和深入研究极大地影响了清人的诗歌创作。就整个杜甫及杜诗接受史而言,清人题像诗中的杜甫外在形象及内在精神的挖掘并没有太多新意,但画像在清代的一再复制,充满宗教仪式感的观图,以及郑重其事的题咏,巩固了杜甫及杜诗从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尊崇地位,是其经典化的一部分。

安史之乱前后杜甫的交游对杜诗创作的影响

天宝后期至乾元年间,杜甫和许多思想上推崇儒学,创作上以古体诗反映现实民生疾苦的诗人交往,如和他共游慈恩寺且相互唱和的储光羲、薛据、高适、岑参,还有《箧中集》诗人张彪、孟云卿、王季友,可能还有《箧中集》的编选者元结以及苏源明、郑虔等。杜甫和他们进行过诗歌创作的讨论,杜诗中留下了学习他们的痕迹。杜甫此时一改前期的创作风格,用大量的古体诗反映时局动荡和民生疾苦,杜诗这一变化的原因之一是受到这些诗人创作风气的影响。

杜诗释词六例

本文就杜甫诗中的“数”、“破”、“休无赖”、“恰恰”、“料理”、“好在”六个词语进行考释 ,旨在说明杜诗有俗语 ,读杜诗宜参以俗语解之。

韩愈诗文之效体现象与“杜诗韩笔”再论

文学作品中的"效体"除了效仿古人之外,还有一类效体是专门效仿同时代作家,尤其是与所写作品直接相关的友辈之文体与风格。唐代文人中,韩愈是善用"效体"的代表,他有意识地效仿孟郊、樊宗师、柳宗元、卢仝等人的文学风格,其效体不仅在诗歌中多有出现,还在散文尤其是墓志铭与赠序文中多有运用。这种因人设辞与善于虚构的手段也造成颇富戏剧化、情境化的文学效果。效体现象在唐代并不是个例,杜甫在唱和、酬赠诗中也善用效体,其效体与韩愈一样,明显具有因人设辞的特点,也均是效友辈之作。"杜诗韩笔"能够极诗文之正变,成为经典中的经典。分析杜甫诗与韩愈文中的相似现象,或可从新的角度佐证"杜诗韩笔"的特殊性。

南京图书馆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考论

南京图书馆所藏《方南堂先生手批杜诗》,保存了清初诗人方贞观对于杜诗的批点。其中评语近两万字,总体倾向是贬多于褒,可以纳入明末清初"贬杜论"谱系之中。其圈点形式也很丰富。最有特点的是诗题上所加的数量不等的朱圈,这体现出方氏对杜诗的甄选,相当于一部杜诗选本。综合其圈选、评语看,方氏的观点是对明代格调派杜诗评价的继承和发展。

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2章1-4节与杜甫诗篇

通过对《以赛亚书》2:1-4和杜甫诗篇这两个不同文本的"跨越"解读,探讨了"和平"对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性问题。"和谐"不仅包含了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国与国之间的"止息战争"的"和平"层面,还包括了人与自然之间敌对状态的结束,个体的心灵、灵魂层面的升华。跨文本阅读《以赛亚书》和杜甫诗篇,会帮助我们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人类追求和平与"和谐观"的丰富性、复杂性与多层面性。

人际传播:杜诗未刊评点的传播方式

杜诗未刊评点是杜诗学史上具有独特批评形态且文学批评色彩较浓的珍稀文献。与小说、戏曲评点着意于文学传播之商业价值的多向性、大众化传播方式不同,单向性、私人化的人际传播是杜诗未刊评点传播的唯一方式。在其版本流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父子传播、友朋传播和师生传播等三种主要的传播形态。杜诗未刊评点这种单向性的人际传播具有强化杜诗经典地位、激起学界和收藏界对杜诗未刊评点不断珍视的现实功能。

杜甫的婚姻及其婚姻诗

通过对杜甫婚姻诗及有关史料的综合考察,对杜甫的婚姻进行了相关考证。

豪斯翻译质量评估模式的应用——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两个英译本为例

对翻译的理解不同将会产生不同的翻译标准,同时判断译文质量的方法也不同。德国学者朱莉安.豪斯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式为评估译文质量提供了方法。笔者借用这一理论,以杜甫诗《赠卫八处士》的许渊冲译文和辜鸿铭译文为例,在语场、语旨和语式上分析译文与原文在概念意义和人际意义方面的偏离程度,判断译文质量的高低。

杜诗修辞格的超常运用

作为一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伟大诗人,杜甫在运用某些修辞格时,根据思想及艺术表达的需要,突破了人们对这些修辞格传统意义的理解,真正达到了"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效果,对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修辞格主要有求同对比、求异用典、当句对仗、错位比喻、句内顶真等。

“天阙”应为“天窥”之误

杜甫《游龙门奉先寺》诗,有"天阙"、"天窥"两种版本之别,孰是孰非,学界迄今仍存争议。对杜甫诗集中共12首五言八行仄韵体诗进行声律、韵律、对仗三个方面的考察,可以发现杜甫创作时有着把律诗的格局引入仄韵古体诗的心思,即尽量使用律句,尽力在中间两联使用对仗,尽力不用邻韵。按照这种心思,就应该把这首诗的颈联视为对仗,根据对仗的要求,从字的声调和词性上来权衡,应该是"天窥"而非"天阙"。

杜诗引《易》辨证

杜甫的诗千四百余篇,范围广大,凡所征引,及于经史子集,融化其间,了然无痕。如古人所言"不读万卷书,不行万里路,不可与言杜诗"。杜诗中所引"六经",俯拾即是,仅《周易》一经,所引近百处之多,及于经、传,旁涉《易林》。考察杜诗对"六经"之一《易经》的征引,对于研究杜甫的儒家思想及科举考试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启示。

论周邦彦对杜诗的接受

周邦彦在词史上有较高的地位,主要是他在艺术上集前人之大成。虽然在内容上的开拓性不及在他之前的柳永与苏轼,但在接受与学习杜诗上却有他的创举:第一,词风的沉郁顿挫明显是学习杜诗的结果;第二,讲究音律与锤字炼句,也是受杜诗"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艺术追求的影响;第三,化用前代诗人的诗句入词,本来是宋代词很大的一个特色,但周邦彦化用最多的是杜诗,这也是他有意接受与学习杜诗的表现。

论明代诗学中辨体与集大成的矛盾——以七子派对待杜甫诗的态度为例

由于诗歌创作发展的自身逻辑以及政治与经济上的原因,明人的诗歌创造能力下降了。以优秀作品为师法对象,集众典范作品之优创造出集大成的作品,是明人尤其是七子派的明确主张。但同时,作为批评家的七子派成员的"辨体意识"日益增强,创作上的集大成要求与批评家的辨体意识相遭遇时,矛盾就产生了。在对待杜诗的问题上,这一矛盾集中表现了出来。

郑善夫与弘、正诗风的新变

郑善夫是活动于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一位著名诗人。其诗以气格为主,以悲壮为宗,具有独特的审美风貌,当李梦阳、何景明倡导文学复古之时,诗人继承了杜诗的写实精神,创作了诸多反映现实,揭露矛盾,干预时政的优秀作品。这些诗歌成为前七子复古运动的积极成果。深入研究郑善夫的思想与创作状况,可以弥补明诗研究之不足。

一部杜诗研究的开疆拓土之作——读沈文凡先生《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有感

沈文凡先生的《杜甫韵文韩国汉诗接受文献缉考》是一部搜罗宏富、功底扎实且富有开创性、奠基性的高质量专著,为杜诗乃至唐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的视角、方法和领域,在杜诗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可谓“功在先圣,惠及后学”,古代文学研究者当会从中获得许多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