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cessary Minerals SIMS U-Th-Pb Dating for Kimberlite and Lamproite

Kimberlite and lamproite,the major source of diamonds,are volatile-rich potassic ultramafic rocks that originate from the deep lithospheric mantle.These rocks are important for deciphering the composition and

伟晶岩中不同副矿物U-Pb同位素定年和示踪的问题与应用

定年和示踪一直是伟晶岩成岩成矿过程和稀有金属富集机制研究的关键问题。副矿物不仅是伟晶岩中稀有稀土元素的重要载体,还蕴含丰富的微量元素并常常具有较高的U-Th含量,是研究伟晶岩年代学、成岩成矿过程和物质源区的“理想探针”。伟晶岩中常用的适合于U-Pb同位素定年的副矿物有锆石、铌钽铁矿、独居石、锡石、榍石、褐帘石、磷钇矿和磷灰石等。由于封闭温度、矿物学特性和不同性质流体中元素行为的差异,伟晶岩中不同副矿物的U-Pb系统常表现出复杂的年龄谱系,可能记录了伟晶岩中潜在的后期地质过程,如:自交代、后期变质与流体改造等。因此,基于前期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冷阴极发光、激光拉曼光谱分析等矿物微观结构研究,对不同期次或世代的副矿物进行原位微区U-Pb定年及主微量元素和同位素地球化学分析,对于全面认知多期地质事件和伟晶岩成岩成矿过程演化历史,进而更准确地构建其构造-岩浆-热液-成矿作用时空框架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论共犯违法所得处理的责任模式

不同于个人犯罪的违法所得处理,共犯责任模式的确立和运用较为复杂,这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司法实践的一大难题。连带责任理论的主流观点面临从违法性共同到违法所得处理连带的简单推导、多重原因与共犯个人责任理论的背离、理论根基与共犯客观因果关系脱节等诸多问题,其不应作为普遍方法。违法所得处理性质和范围的两大基础因素能够对共犯责任模式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违法所得处理的独立性刑罚附随措施以及团体获取全部财产的范围,决定了共犯需要在个人提供的团体作用力范围内对团体违法所得承担责任。为全面评价共犯作用力范围内团体违法所得的责任承担,刑法应塑造作用力责任理论。作用力责任理论并非团体责任和个人责任的简单化组合,其在多元正义责任理论的基本指引下,涵盖了共犯作用力的团体违法所得的责任对象、个人作用力范围内的按份责任的两方面内容。作用力责任理论的共犯违法所得处理可以在确定按份标准的基础上,对客观无法追缴的共犯份额外的责任承担进行类型化分析。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从属性否定与独立性证成——基于规范论的立场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帮助”的帮助下,案件量急速膨胀,出现向“口袋罪”发展的倾向。其根源在于从属性学说的魅惑,致使该罪在明知的认定和责任的归属上不断泛化。而学界基于共犯理论立场的解读,不仅无法解决此罪的泛化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此罪的口袋化危机。故需要对该罪进行从属性祛魅,实现从存在论向规范论的立场转换,在规范违反说的理论体系下指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的独立性,并经由义务犯理论,强化此类行为的规范违反性,以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证成。

帮助犯因果关系归责理论的反思与重构——以诈骗罪帮助犯因果关系阻却为视角

刑法学理论中的因果共犯论认为,之所以应处罚帮助犯,是因为行为人的帮助行为与正犯所引起的法益侵害之间具有因果性。当前刑事司法实践普遍存在忽略帮助犯因果关系阻却因素的问题,对帮助犯的认定和处罚出现“简单化”倾向。反思和重构帮助犯因果关系归责理论,是轻罪治理时代的新要求。以诈骗罪为例,提出“间接故意一般可以阻却帮助犯的因果关系,脱离行为在个别情形下可以阻却帮助犯的因果关系,想象竞合可能阻却帮助犯的因果关系”三种不能成立诈骗罪帮助犯的情形,以此推动轻罪共同犯罪认定的合理化和均衡化,发挥刑法理论对刑事司法实践的指导作用。

信息网络犯罪治理的现代化探索:对共犯从属性的新解读

信息网络犯罪的现代化探索需要对共犯从属性做出新解读。在当下信息网络时代,传统的限制从属性与共犯的从属性原理受到了来自实践的挑战。对于共犯从属性原理,应当做出符合信息网络犯罪特点的解读,要承认存在共犯之法益侵害总和大于正犯之法益侵害总和的情形,更要承认当共犯之手段行为或正犯之手段行为出现新的、独立的侵害时,其不再受到共犯从属性理论的支配。以信息网络作为手段的犯罪具有新的、独立的侵害,该侵害的具体影响因子在于“人数”与“传播”;当手段行为不具有“人数”与“传播”两类具体影响因子时,或者手段行为附属于正犯行为时,则仍应当受到共犯从属性的制约。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共犯归责模式之批判——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倡

以极端从属性、限制从属性、最小从属性为理论依据的共犯归责模式本质上遵循的是连带性共同归责思路。由于网络犯罪参与已经从单中心型转化为多中心型,异化现象明显,导致共犯在事实上无法从属于正犯,连带性共同归责已不现实。因此,应当提倡单独归责模式,承认网络帮助行为构成犯罪与受助者无关,将研究重心放在提供网络帮助行为本身的非法性、提供帮助者的有责性以及各正犯化罪名本身所保护的法益上。单独归责模式的提出具有刑事政策依据与实质依据,适用该模式不会造成本应以共犯处罚的行为人逃脱处罚,也不会间接扩展共犯的处罚限域,“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竞合条款也不会被架空。

共犯处罚根据的中国法衔接

德日刑法学研究共犯处罚根据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片面对向犯、身份犯的共犯、未遂的教唆等领域的处罚界限问题。为了与中国的刑事立法及司法适用相衔接,共犯处罚根据论应当在说明如下问题时发挥作用:狭义共犯既具备从属性又具备独立性;非身份人可以构成身份犯的共犯;未遂的教唆不可罚;认可“无共犯的正犯”与“无正犯的共犯”;参与片面对向犯时不可罚。认为共犯的处罚根据中既包括从属性也包括惹起性,并在重视惹起性的同时兼顾从属性的混合惹起说在逻辑合理性与结论妥当性上优越于其他学说。

网络平台运营者成立帮助犯的条件

对于网络平台运营者而言,只要用户利用网络平台实施了故意犯罪,就可能产生帮助犯的刑事可罚性。尽管理论和实践普遍认为网络平台运营者能够成立用户犯罪的帮助犯,但是,其中具体的成立条件仍然有待澄清。运营网络平台的行为成立用户所实施之主行为的帮助犯,需要满足2个条件:平台运营者对网络平台的运营必须对用户借助平台所实施之主行为具有客观上可归责的帮助作用;平台运营者必须具备相应的帮助故意。因此,有必要分别从这2个方面对网络平台运营者之帮助犯的成立条件进行澄清。

浅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共犯的界分

近年来,随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的持续推进和“断卡行动”的开展,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呈现井喷之势,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不同认识,主要体现在为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行为是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上游诈骗犯罪的共犯。通过对裁判文书的整理分析可以发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共犯认定的标准不统一,究其原因在于理论上没有厘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故意认定及与上游诈骗罪共犯明知的区分边界。在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共犯时,应借鉴《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以共犯原理为基本落脚点,从主观罪责与客观行为两个方面来认定。主观方面,以诈骗罪共犯论处的宜限于通谋情形;对于主观上仅具有明知,原则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客观方面,帮助行为与上游诈骗犯罪行为联系紧密,对上游诈骗犯罪起到实质推动作用的,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胁从犯:重重矛盾下的概念

胁从犯具备“被胁迫”与“所起作用较小”双重认定要素,此双重认定要素在刑事政策根据、可罚性基础、分类基础层面分别面临政策性立法根基不牢、客观归罪特性凸显、胁从犯与从犯认定交叠等疑问,就这一概念的存废出现了通说、量刑情节说、特殊从犯说三种不同学说。事实上,胁从犯是卡在传统共同犯罪论与新共犯论中的概念,在本体论上由于不具有兼容性难以被传统共同犯罪论或新共犯论所接纳,在外延上也仅仅只是作为实定法规定,具备象征意义而存在,因而胁从犯应当被废除。

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正犯规制及共犯责任

帮助行为正犯化是积极主义刑法观在刑事立法中的典型表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独立罪名后,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存在具体犯罪共犯与本罪正犯责任类型,以致实践中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司法认定存在立场不清、界定标准不一、界限不明确等问题。为避免针对帮助行为刑罚适用的不当扩张,应立足于二元犯罪论参与体系,以帮助行为正犯化独立的法益侵害性为基础,通过在主观方面厘清正犯的明知与共犯的犯意联络,在客观方面对正犯化的帮助行为类型进行相当性解释,严格把握本罪中“情节严重”的罪量要素来区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正犯责任和共犯责任,进而实现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的准确认定。

异位甲状腺10例诊治分析

目的:探讨异位甲状腺(迷走甲状腺及副甲状腺)的症状、体征、治疗方法及疗效。方法:分析10例异位甲状腺患者的临床资料及治疗方法。结果:8例患者治疗后吞咽不适、异物感等症状缓解,甲状腺功能正常,2例患者因误诊误治继发甲减而需终身应用甲状腺素。结论:异位甲状腺发生率不高,容易误诊误治,处理不当将给患者造成严重后果。

小地老虎雄蛾中胚层生殖道和附腺的细胞结构和分泌功能

通过光镜、电镜及组织化学等方法，研究了小地老虎生殖前期雄蛾中胚层生殖道和附腺的腺细胞结构和分泌功能，以及与精子形态和数量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１）以缢缩位置、解剖形态、细胞结构、分泌方式、精子形态变化和数量变动为依据，将中胚层生殖道划分为修精囊、输精管、贮精囊、精包腺１～５段等８个区段；（２）中胚层生殖道和附腺具有相同的组织层次，自内向外分为单细胞上皮层、底膜、肌肉层和围膜等４层，但缺少表皮质内膜；（３）中胚层生殖道和附腺的腺细胞具有旺盛的合成和分泌蛋白质的能力，主要有内质网型和液泡型两种，前者有发达的粗面内质网和高尔基体，后者具有致密的核糖体和分泌泡；至少有４种分泌方式：即颗粒顶泌、液泡顶泌、胞质局泌和胞间分泌；修精囊、贮精囊、雄性附腺、精包腺１段的顶泌物为糖蛋白性质（ＰＡＳ阳性）、局泌物为非糖蛋白性质（ＰＡＳ阴性）。

共犯理论在计算机网络犯罪中的困境及其解决方案

互联网的发展使网络共同犯罪行为中的意思联络和协作行为明显弱化,甚至出现了共犯关系消失的趋势。与此同时,共同犯罪故意要件的缺乏、网络犯罪帮助行为社会危害性的提高以及中国共同犯罪折中理论的缺陷等等,都使网络共同犯罪的认定与处罚变得困难。鉴于此,可以考虑把一些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网络帮助和技术支持行为实行犯化,重新审视网络服务提供者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并引入共犯的限制从属性说,从而解决网络帮助行为的定罪问题。另外,通过对网络共同犯罪问题的讨论,进而也引起对中国犯罪论体系重构的反思。

网络共同犯罪之我见

网络共同犯罪是以网络为空间背景或者侵犯对象的特殊犯罪形态,与传统共同犯罪有着显著的区别。在网络共同犯罪的主观方面,行为人之间的意思联络一般通过网络形成,体现出不确定性和隐密性的特点;在犯罪的客观方面,共同犯罪行为中的实行行为必须依赖于网络完成,包含了很强的技术色彩。同时,网络的虚拟性和技术性特征也使共同犯罪人中的正犯、帮助犯、教唆犯的行为形式发生了新的变化。

虚假诉讼罪:概念界定与学理分析

虚假诉讼是指行为人以捏造事实、伪造证据、虚构法律关系等方式,向法院提起诉讼,促使法院作出错误的判决或裁定,从而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虚假诉讼系当事人滥用诉权的表现,其妨害了司法机关的正常诉讼活动,破坏了司法公正和司法权威。无论使用"诉讼诈骗""诉讼欺诈"还是"恶意诉讼"来表述虚假诉讼行为,都是不恰当的。从应然的角度看,虚假诉讼罪存在的范围不应当仅限于民事诉讼、行政诉讼,还应当包括仲裁程序。虚假诉讼的实行行为与犯罪结果之间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从这个意义上讲,虚假诉讼罪属于结果犯。《刑法修正案(九)》针对侵财类虚假诉讼罪想象竞合犯的定罪问题以及司法工作人员构成共犯等问题进行了特别规定。

承继共同正犯：意义、类别与学说对立

作为共犯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承继共同正犯既具有共同正犯的一般特征,又与一般的共同正犯不无差异。基于学术立场和共犯观念的不同,刑法界对承继共同正犯的理解自然不同,进而导致在一些个案的处理上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影响了案件定罪与责任的妥当性。本文在借鉴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对承继共同正犯的概念及其特征、类别及其学说对立进行了初步研讨,以期对中国的相关立法和司法实践产生些微影响。

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与立法探究

刑法理论中对于共同犯罪中帮助行为的刑罚量配置往往低于实行行为。但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些帮助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实行行为,甚至形成无帮助行为则无实行行为的新型犯罪样态,对于这类帮助行为的刑罚处罚必然需要在原犯罪论体系中重新划定犯罪量并加以定型化,以此加强对严重危害社会行为的惩罚。具体帮助行为是否可罚,尤其对于中立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是帮助行为正犯化问题处理的关键。立法中对于帮助行为正犯化已有相关实践,《刑法修正案(九)》中关于帮助行为正犯化的规范提供了应对这一困境的新思路:通过法益保护的提前化、处罚范围扩大化、处罚程度严厉化的方式实现保护法益的目的。然而理论上对于帮助行为可罚性问题尚有争议,为进一步明确帮助行为可罚性的判断以及提高当前其判断规则的准确性,有必要对帮助行为正犯化理论与立法实践进一步深入探究。

公允价值与金融危机关系辨析——兼论美国金融危机的应对措施

金融危机和公允价值的关系主要有"元凶说"、"帮凶说"、"替罪羊说"。金融危机微观层面的根本原因是美国金融机构治理结构不完善,导致高管层激励机制异化,管理层薪酬高且没有与风险挂钩。这导致金融机构积极从事高风险业务,并采用高杠杆持有,故意模糊证券化过程,欺骗消费者,造成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酿成金融危机。金融业高管层为逃避责任,利用其话语权,将公允价值指为"元凶",公允价值成为替罪羊。本文认为预防金融危机应标本兼治,治本之策是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优化激励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