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义尊与义方彝等周初铜器论及西周早期年代

近年新见义尊、义方彝是一组商人大族■族贵族义受武王赏赐后所作的青铜器,同组还有一件圆鼎和两件方鼎。西周初年的义器铭文中的闰月历日可为武王克商年的判定提供参考。何尊与新见的贝毳尊卣、德方鼎等器均述成王迁宅于成周之事,迁宅至迟于成王五祀三月已完成。铭文中有“新邑”一词的青铜器,年代均应早于何尊所铭成王五祀。新出青铜器使得西周早期诸王年代的考订已突破夏商周断代工程所定年限,武王克商年有必要再重新考虑。以周初诸王在位王年,向前可推拟武王克商之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二年计,武王克商应为公元前1076年。以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计,则武王克商年是公元前1081年。

从隐含读者看商周历史散文中“实录”的演变

“实录”是古代历史散文优劣的重要评价标准,也是我国史官崇高的精神追求。目前,学界对其多追溯至春秋时期,以晋国史官董狐等人为代表。事实上,中国史官文化源远流长,春秋史官的实录应是史官书写体系演变的结果。从甲骨卜辞看,殷商时期巫祝就已有如实记录的意识。隐含读者是作者写作时的预设读者,以隐含读者的视角探究史官的“实录”有利于从写作动机的角度更准确、系统地还原“实录”书写的演变,揭示中国史官“实录”传统的发展脉络。

夏年新证

夏年的确定对于研究我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印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因而我国于 1 996年正式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 ,并提出建立夏年基本框架的构想。本文以此为出发点 ,借鉴以往研究成果 ,运用数学概率统计方法 ,对有关夏商周三代的文献记载及相关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并将所得结果与夏文化分期相参照 。

“商—周考古界标”平议

考古学上的先周期和西周初期这两个陶器群所代表的年代,在武王克商前后是交错 重叠的。徐良高说武王克商后丰镐地区商文化因素突增不符合实际。因此,把97SCMT1西周初 期地层叠压先周期灰坑的地层关系称为“商—周考古界标”是不科学的。碳十四测年方面的专 家,听信“商—周考古界标”的错误主张而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可信度受到影响。夏商周断代 工程把由此获得的克商年代范围作为推定武王克商年的出发点,是很大的失误。

商代诸王年代的新推定

以天文学方法,梳理了各种武王克商之年和商代积年之说,推定商代始年为公元前1679年,商代积年共629年。利用殷墟甲骨卜辞和青铜器铭文中含有的纪年日期,推排出商代晚期诸王的元年。商末五星聚于房是真实发生的可靠记载。分析不同的太甲元年之说,确定商代早期诸王的年代。参考古文献有关商代诸王年数,复原完整的商代年表。

辛亥革命后的黄帝纪元

重提黄帝纪年,就是肯定华夏文明五千年。本文依据文献,由西周纪年上溯,推断商代积年,夏代积年,直至五帝纪年。黄帝纪元始于约公元前2600年。

用天文学方法推定夏代诸王年代

古文献记载的夏代天象有三个:仲康日食、禹时五星连珠、帝癸十年五星错行。通过重新释读古文献,结合天文学方法,分析和确定仲康日食、禹时五星连珠、帝癸十年五星错行等天象的发生日期。参考古文献记载的各种夏代年表,推定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110年,夏代积年共431年,复原出完整的夏代年表。

上古农谚范本:《诗经·豳风·七月》研究之一

从“历法体例特征”、“因果关系特征”、“引用艺术特征”三方面，论证《诗经·豳风·七月》一诗中以夏历记月为时间信息符号指事的诗句为上古（周以前）的农事谚语，确立《七月》为“上古农谚范本”的论点，试图在理论上走出《中国文学史》“上古歌谣少实例”的误区。

《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十一饕餮纹天帝的六千年演变史

该文为作者所创伏羲学的第三部分《青铜之道》系列论文之十一。根据考古、文献双重证据,梳理上古至中古陶玉铜器之饕餮纹天帝的六千年演变史,论证饕餮纹天帝是华夏天文历法宗教神话的终极图像,也是夏商周黄帝族"神道设教"的终极密码。

商乐舞研究综述

商乐舞作为先秦礼乐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初进入学者视野,至今已走过百年研究历程。20世纪前半叶,商乐舞与"巫"的关系受到关注,陈梦家《商代的神话与巫术》开启了利用甲骨卜辞研究商乐舞的序幕。1949年以后,伴随中国舞蹈史学的规划起步与繁荣发展,商乐舞研究亦向前开拓,1980—2010年间取得突破性进展:基于卜辞考索出更多的舞蹈名目;在"巫"与"舞"的关系问题上探讨得更为深入;对《大濩》与《桑林》做了初步考辩;对万舞进行了多角度阐释等。但整体来看,商乐舞仍属于舞蹈史研究中的难点和薄弱环节,同商代历史研究以及甲骨卜辞研究成果的累积速度相比亦明显滞后,且近十年尤为迟滞。商乐舞研究仍需立足基本的文献与文物资料进行细致梳理与考证,借助新材料与新方法求得进一步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