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制助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行动困境、破解机制与作用机理——基于B村积分制治理的历时性考察

积分制作为乡村治理的一项创新,能有效激发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内生动力。为了解析积分制破解乡村集体行动困境并助推人居环境改善的过程,对B村人居环境积分制实践进行历时性考察。结果表明,积分制的效用发挥离不开引入条件和破解机制的双元驱动:在引入条件上,党建引领、示范效应和能人带动,为积分制嵌入乡村旧有场域提供了适宜的制度情境;针对推行过程中出现的指标设置不科学、积分评判欠公正、可信承诺难践行、相互监督缺效果等困境,有针对性构建协商统筹机制、策略动员机制、赋权增能机制和绩效激励机制,最终激发了积分制活力,助推乡村人居环境治理。在此基础上,形成“引入条件+破解机制”解释框架,以解析积分制破解乡村集体行动困境并助推人居环境改善的作用机理,为调动农民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与提升其治理能力、助推乡村善治提供参考。

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逻辑理路、现实困境与行动策略

新质生产力作为一种先进的生产力质态,是顺应时代潮流、推动社会进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关键路径,可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系统论与全要素生产率角度,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职业教育作为和经济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承担着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高技能人才的任务,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职业教育系统性变革,职业教育通过变革就业创业体系、更新专业技能课程、改革教育管理制度等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赋能,二者双向驱动,并且通过弘扬工匠精神、坚持对外开放战略、构筑产教融合、发挥“四链协同”,来解决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诸多现实困境,最终实现职业教育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集体行动困境及化解策略

有组织科研是针对我国高校科技创新仍存在有组织体系化布局不足等问题而提出的重要政策举措。在实践中,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真正实现可能会面临集体行动的多重困境:集体决策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制度安排对成员行动的约束力不足;团队建构中存在巨额交易成本。高校有组织科研集体行动困境的形成有其特定机制:高校传统学科结构操控集体决策,导致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集体决策难以形成有效合力;受到成员个人理性限制,导致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制度安排对成员行为的约束力不足;传统科研团队合作经验难以指导高校有组织科研团队建构,导致较高的交易成本。化解高校有组织科研的集体行动困境,需要在学科边界处培养新型人才,通过人才知识结构的联结驱动高校有组织科研集体决策合力生成;不断完善高校有组织科研的监督机制与激励机制,缩小成员个人理性选择的空间,彰显制度安排的有效性;于传统科研团队合作的经验中寻求启示,逐步建立高校有组织科研的团队建构经验系统。

数字经济赋能农村三产融合的作用机制、困境与路径

农村三产融合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发展数字经济有助于推动农村三产融合。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能够促进农村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发展。当前,在数字经济推动农村三产融合的过程中面临着数字鸿沟制约、基础设施不完善、人才缺乏、政策支持与市场环境不足等困境。对此,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人才培养和技术普及,构建多元产业融合发展体系。

智能时代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发展:内涵、困境及行动路径

智能时代数字技术的革新推动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教师作为职业教育主体,其专业发展内涵包括高质量培养与促进全面发展的育人观、动态生成与可持续发展的课程观、融通“教、研、创”的行业实践观。人工智能技术赋能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运行机制发生了质的变化,无论是育人本质、教学过程,还是实践实训教师均面临困境,即智能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教师“价值引领”功能并催生教学中人的主体性危机,智能实训平台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实践教学难度。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数字化转型教育观,共建“知行合一”的智慧课程体系、联通“三位一体”的行业实践链是职业院校教师摆脱上述困境的行动路径。

职业院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的问题剖析、内涵澄清与行动路径

针对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建设过程中存在缺乏历史观照、系统思维不足、类型认识不充分的思维困境,职业院校应坚持类型定位,充分认识课程思政教学体系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妥当处理好继承与发展、阶段与类型的关系,兼顾教学体系和德育体系的规律特征,围绕理念、主体、目标、内容、方法、评价、环境7个关键要素,从学校、专业、课程、课堂四个层面依序构建各学段纵向衔接,各专业横向配合,教育内容逐层递进、螺旋上升的一致性连贯体系。

社区基金初创期的行动困境与突破路径

初创期是社区基金存续的关键,也是其全生命周期健康运行的基础。对山东省J市的调查发现,社区基金存在实际支出少、公众动员和项目传播被后置、筹款和支出缺乏内驱力三大困境。J市社区基金困境的突破受制于外部环境、直接环境和设定环境三大约束,应加大政策激励引导,优化社区基金发展外部环境;激发内驱力,分类实施社区基金培育孵化赋能成长;健全社区基金治理结构,增强发起人项目管理能力;建构社区慈善生态,为社区基金发展创造“源头活水”,实现社区基金行稳致远。

大学生理论宣讲团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困境与进路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关键举措,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大学生理论宣讲团作为推动党的声音进万家、唱响主旋律的重要群体,在助力乡村振兴方面发挥有效作用。但是当前在大学生理论宣讲团赋能乡村振兴中还存在着宣讲员专业能力有待提升、活动的形式和内容较为匮乏、缺乏有效的实施机制等问题。针对现实困境,结合大学生理论宣讲团的成长需求和乡村建设的具体实际,从聚焦专业提升、拓宽宣讲内容、完善保障机制等方面探究赋能的实践路径,切实发挥好青年群体在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中的人才支撑作用。

行动视域下幼儿教师教育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新发展时期,卓越幼师的培养已成为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和追求。行动视域下,幼儿教师教育的人文价值受到冲击,主要面临着行动者成长的完整性被割裂、行动者的主观能动性被掩盖、行动者之间沟通交往乏力、公共领域意义共建缺失等现实困境。这些现实困境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超越:打破行为惯习,唤醒教育者和学习者的行动意识;推动教育回归沟通和交往,培植幼儿教师教育行动的共同感;以“人”的发展为意旨,注重幼儿教师卓越品质的培育;把握教育情境,彰显幼儿教师教育的探究性。

数智时代高校教育数据治理的现实困境与行动路径

数智时代是数据资源价值得以彰显,数据与智能技术深度融合,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转向新范式的时代。面向数智时代,数据治理是提升高校教育数据质量的重要抓手,亦是推进高校教育治理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量。目前,高校教育数据治理存在制度建设尚待健全、人才驱动能力不足、技术赋能理性偏移等关键问题。为加快推进高校教育治理现代化,助力构建中国式现代化高等教育体系,高校教育数据治理需要健全制度设计,构建规范数据治理长效机制;激发内在动力,厚植驱动数据治理基础力量;坚守价值理性,立足践行以人为本时代使命。

知行合一的道德教育及其困境

知行合一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标。所谓知行合一即知与行的统一,是一个从道德规范到道德行为的动态过程。然而,当前存在着诸多影响知行合一的负面因素。因此,要做到道德教育的知行合一,不仅要解决制度问题,而且要提供相应的物质基础;不仅要营造相应的社会环境,而且要弘扬知行合一的文化传统,还要对道德教育的方式加以改造。

从困境到理性:村落遗产旅游中的自组织研究——以龙脊平安寨为例

在村落遗产旅游发展中,村民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本文以龙脊平安寨为典型案例,分析其遗产旅游从集体行动的"困境"到"理性"从而实现自组织的治理过程。结合公共池塘资源治理与自组织理论,本文提出,自组织整合社区资源,形成了集体的理性,其内发性、参与式发展可以有效地治理村落遗产旅游的公共事务,从而实现村落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风险叠变、社会重构与韧性治理:网络社会的治理生态、行动困境与治理变革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以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以及大数据为代表的网络技术得到了极大普及,对社会生产与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以网络性社会关系、多元性社会利益、叠变性社会风险为特征的网络社会逐渐形成。社会治理生态发生了革命性变化,社会治理实践面临着严峻的行动困境,表现为网络关系的跨域性与社会治理的边界性之间的矛盾、网络结构的分散性与社会治理的中心化之间的矛盾、以及网络风险的叠变性与社会系统的脆弱性之间的矛盾。因此,网络社会的治理变革在于适应网络生态情境张力,社会治理行为应着眼整体性,注重包容性,实现韧性治理。

集体行动困境下的环境金融软法规制

作为环境责任的重要承担者,金融业在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设问中选择了环境金融这一路径,而快速发展中的环境金融又需要接受法律规制。综合考量环境金融的兴起背景与自身属性,软法规制应是规范与促进环境金融发展的现实选择。不仅因为软法规制是金融业可持续发展的最好回应,还因为环境金融软法的表现形式、功能与效力从不同视角充分展示着它的规制优势。然而,集体行动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软法规制效能的发挥,具体诱因包括软法的立法质量低下、实际约束力脆弱与实施环境不良等多种不利因素。根据法治化原则与精神,环境金融软法规制应从组织体系、立法体系与监督体系三方面进行优化发展,以提升其规制效能。

量化考核驱动下科研人员的行动逻辑与组织发展困境

本研究以某研究所为例,从理性选择理论视角探究在施行不同考核制度阶段,科研人员在科研产出与人际关系方面如何行动,以及由此给组织带来的结果。研究发现:对能力较强的科研人员来说,当组织的考核偏好与其效用函数不匹配时,他们有可能“用脚投票”,调离原单位,进入考核偏好与其效用函数相匹配的组织;当组织的考核偏好与其效用函数匹配时,他们会调整自己的精力分配,尽量减少公共事务参与度,集中精力获得更多科研产出。对于其他科研人员来说,虽然他们没有“用脚投票”的能力,但会通过“搞好人际关系”或减少公共事务参与度来实现业绩达标。由此,对组织来说,量化考核虽然避免了科研人员“用脚投票”,产出了相对更多的科研成果,但也陷入了高质量科研成果难以突破、公共事务“公地悲剧”现象等困境。基于此,文章提出改阶梯式定量评价方式为连续型定量评价方式、科学制定不同研究领域的考核周期、限制定量评价结果的使用范围、加强科研服务人员队伍建设、构建公正的第三方评价机制等建议。

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法律困境及对策研究

为有效开展海洋塑料垃圾的治理行动,文章在明确海洋塑料垃圾研究历程、特征以及总结颁布海洋塑料垃圾治理专门法律必要性的基础上,分析我国海洋塑料垃圾治理存在的法律困境,借鉴美国、日本等国家的相关经验后,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研究表明:海洋塑料垃圾污染形势日益严峻,具有数量多、来源广、危害大等特征;目前我国存在缺乏专门针对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法律,相关制度责任主体不明、缺乏可操作性以及国际治理体系不尽完善的问题;以问题为导向,为顺利开展海洋塑料垃圾治理行动提供法律保障,应出台专门海洋塑料垃圾治理的法律,设立调解委员会,健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污染者负责制度、公众参与制度,建立经营者责任制度以及加强国际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优化国际规则体系。

内涵挖掘与外延拓展:多中心协同治理模式研究

多中心协同治理(PCGM)作为一种新型的治理模式,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治理权威的多样性,努力寻求政府与其它各类公共性主体的合作路径,期望建立一种共同解决公共问题的高度弹性化的协作性组织网络,从而取得持久性共同利益的实现。其特点一乃是在一个促进型的政治体制中,利用渐进、连续和自主转化的制度变迁来创造出有利于个人作出服从规则并相互监督的权变承诺和可信而确定的环境,从而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特点二是采取制度化调控为主、组织化吸纳调控为辅的方式,超越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形成政党领政、政府行政、多元参政、社会监政的良性循环治理格局。本文最后从制度价值分析进发,克服单中心权威治理理论和实证上的致命缺陷,将治理范式引向一个新的更为广阔的思维空间,最终实现建设民主文明国家的目标。

我国土地调控失灵的制度经济分析

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直接后果就是大量农用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耕地资源日益减少。对此,中央政府加强了土地调控力度,严格保护土地资源。但地方政府有与中央不同的目标,而现有的土地产权制度为地方政府规避中央的调控政策提供了可能性。在梳理现代产权理论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土地产权的三重分割问题,即土地国有和"全民所有"的分割,所有者与管理者的分割,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分割。地方政府实际上获得了管理和经营土地资源的直接权力,而又无需承担相应的长期后果。这一方面激励地方政府超常经营土地的行为,形成所谓"土地财政"现象;另一方面造成土地保护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由于土地管制和市场调节双重失灵,尽管中央政府不断收紧土地闸门和信贷闸门,对土地开发市场的调控效果仍不明显,土地资源的低效率运用未见实质性改观,耕地保护压力仍然很大。

论网络空间人际交往的伦理困境

网络空间为人际交往提供了不同于物理空间的虚拟场所。网络数字化、符号化、虚拟化特质遮蔽了人们的真实面目,使人际交往陷入伦理困境。呈现为:网络身心分裂导致自我同一性的丧失;网络人我疏离加剧了群体认同危机;自我与群体的认同危机带来多元价值观的泛滥,这也是“去中心性”的后现代主义文化在网络空间施展的结果。缺乏普遍性道德原则的规导,交往行为势必会走向无序。

我国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实践困境及行动策略——以B市实践为例

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开展,对少年犯罪预防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其在我国实践的深度和广度有待推进。在过去的七年里,B市实现了社会工作在少年司法领域的理念嵌入、服务嵌入和制度性建构。笔者以B市的少年司法社会工作实践为背景展开研究,研究结论认为:行动者曾遭遇了合法性、资源性和专业性三类困境。面对以上困境,行动者采取了模糊界限的变通、文化资本的运用、专业价值的回归等系列行动策略,推动了B市少年司法社会工作的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