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真相时代主观程序正义及其程序改造

后真相时代公民对正义的理解与主观息息相关,建立在法感情理论、知情意行的心理结构与情本体的中国人性格特点上的主观程序正义理论比客观程序正义理论更能应对时代挑战、符合中国国情。凭借主观程序正义的引入,程序正义理论能够得到非教条化的、人性化的重构。将主观程序正义具体应用到程序之中,应通过算法对主观程序正义标准动态把控,同时对程序交往进行人格化改造,对询问与陈述理念进行叙事治疗视角改造,重构司法传播之维使法官与当事人角色互视,并在司法社工协同机制中嵌入社会心理服务。最终在实现程序正义的同时,达成纠纷实质解决目的。

乡村振兴视阈下乡村建设行动的三个向度

乡村建设行动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锚定目标引领、明确根本遵循、聚焦中心任务为其三个重要向度。简而言之,乡村建设行动要从走出城乡非等值化困境的现实指向出发,锁定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这一战略主题,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原则、以人民为中心为价值追求、以实事求是为行动逻辑,在夯实人才队伍、重塑乡村文化生态以及大力推进建设数字乡村三个方面持续发力。

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精神对传统知行观的创新性发展

中国文化传统中有着优秀的认识论传统。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在继承中国优秀的知行观的基础上实现了创新性发展。首先,中国共产党在继承“实事求是”精神的同时给它赋予了马克思主义知行观的内涵。其次,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体现了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再次,中国共产党的知行观,在重视“德性之知”的同时,更加注重“见闻之知”,其重点又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且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践行中华优秀道德的同时,更加注重改造自然和社会的实践。

关于完善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明标准的规定仍欠完善 ,传统的证明标准理论也存在诸多不足。论文从诉讼规律出发 ,结合各国相关的法律规定 ,探讨了我国刑事证明标准体系的完善问题。作者否定了“客观真实”说 ,对“诉讼真实”、“法律真实”说进行了论证。对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 ,作者提出了两条思路 ,一是沿袭“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既有表述 ,二是改采“排除合理怀疑”的全新表述。论文还对其他刑事证明标准的再造进行了研讨。

假想的道德两难情境下小学儿童对说谎或说真话的抉择

研究探讨了294名7、9、11岁的小学儿童在道德两难情境下对说谎或说真话的道德行为抉择。结果表明,在个人谎故事条件下,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越来越倾向于选择说真话;在集体谎故事条件下,11岁儿童比7岁、9岁儿童更倾向于选择说谎。7岁儿童已具有初步的集体观念,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儿童的集体观念日趋稳定。随着年龄的增长,小学儿童更多地从诚实、为集体或为个人等多个方面来陈述说谎或说真话的理由。

浅议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

民事诉讼就是运用证据证明的过程 ,而证明标准则是衡量证明是否达到了法律所规定的要求 ,因此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在民事诉讼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国目前有关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的规定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拟在介绍国外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和解析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基础上重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

再谈口译语言的可接受性

尝试从建构主义的角度对口译中译员的语言可接受性问题展开探讨。在建构主义翻译学理论体系中,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起着极为重要的指导作用,因为它提出了交往范式的真理观。口译也是一种社会交流活动,因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也可用来指导口译实践。

试论我国刑事诉讼法律效用新取向

我国刑事诉讼的价值应为控制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 ,具体说就是实体真实与正当程序的统一。但是过去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偏向于追求实体真实 ,而较少注重正当程序方面的内容 ,从而导致了对公民权利保障不力等问题。

“后真相”时代的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旨向

“后真相”时代与技术赋权双重语境的叠加使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问题及其所蕴藏的风险不断显现。从技术赋权、情绪变化和信息变异明晰“后真相”现象对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的作用机理。从价值认知、情感认知和自我构建能力厘清“后真相”境遇中的教育困境。从技术干预、政治信仰和道德情感等维度探寻“后真相”时代大学生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教育旨向。

哈贝马斯的语言哲学观

哈贝马斯以其交往行为理论在更大程度上完善了语言哲学尤其是语用学的理论。他在总结分析哲学的三种意义理论,即格莱斯的意向主义语义学、弗雷格的真值语义学、维特根斯坦到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对当前的语言哲学作出批判,认为这三种意义理论的前提是把有效性加以普遍化。他认为,语言行为不仅能行事,而且可以作为其它行为协调机制,而言说者是提出怎样的有效性要求、如何提出的有效性要求以及为什么会提出有效性要求的,是其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内容。他提出,有效性要求应包括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三个方面,而上述的有效性要求的三个方面就是他对言语行为理论进行完善而提出的三个原则。

意义、真实与有效性:奥斯汀言语行动沟通论探析

奥斯汀通过日常语言的研究引申出一种不同于语义学意义理论的言语行动理论。奥斯汀从意义、真实与有效性三个角度对其言语行动类型进行了划分。这种类型界定揭示出了语言的应用维度,改变了传统语义学对语言的单向度理解模式。但是,不管是意义还是真实依然囿于传统语义学概念框架,由此导致其有效性视角实际意义上的缺位。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恢复语言的沟通本质,从而将语言的最终目的界定为相互理解基础上的共识。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将语言作为一种"私人话语"自说自话,而必须在与他者的沟通交往中才能体现出有效的言语行动意义。

“意义”的意义

本世纪以来,语言的意义成为哲学、逻辑学和语言学的中心问题之一。关于"意义"这个概念本身,哲学家、逻辑学家、语言学家等提出了各种定义,但都难以达成定论。本文以举例的方式结合几种传统的意义类型,试图清晰明了的陈述已有的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并分析比较几种典型的意义理论。

关于服务过程质量管理的思考

本文剖析了导致服务过程质量问题的因素 ,提出了目前在服务过程质量管理中存在着两大难点 :一个压力点———对“真实瞬间”的管理 ;一个盲点———对顾客行为的管理 ,并就实践中如何加强对这“两点”的管理作了深入的探讨。

大数据赋能思政课教师发展的四重着力点

大数据时代,人们生存方式以及思维方式的变迁推动了思政课教育教学正朝着时代化、精准化、智慧化、体验化方向发展。做好思政课的守正创新,促进思政课教师时代化发展是关键,可通过以“求新、求真、求融、求行”为四重着力点,利用大数据的全样思维,提升思政课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高度;利用容错思维,增加思政课教师情感交互的温度;利用相关性思维,拓展思政课教师知识存量的广度;利用大数据信息处理技术,夯实思政课教师践行能力的力度。

民事诉讼确立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的合理性

长期以来,民事诉讼中以"客观真实"为证明要求具有明显局限性,确立以"法律真实"为证明要求因其现实意义、可操作价值而更具合理性。追求客观真实作为一种司法理想应是证明目标而非证明要求。而法律真实是证据能够证明的案件事实,是具有高度盖然性的相对真实,人民法院应当据此依法作出裁判。

论诉讼法上的真实发现——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真实发现是刑事诉讼的重要功能和价值。无论是当事人主义诉讼,还是职权主义诉讼都具有发现真实的功能和价值。本文从比较法的角度探讨了刑事诉讼中发现真实的司法方法、规则和程度等几个基本理论问题,并提出:我国应当修改相关刑事程序规则,以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真实的平衡统一。

梁启超文学思想初探

梁启超文学思想是梁启超学术人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梁启超文学思想立足点是知行合一论;梁启超文学思想的核心观点是镕炼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主张的具体实践“新民体”散文是言文合一。

朱熹的人才培养思想探析

朱熹的人才培养思想以培养圣贤为目标,将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并且主张两个阶段不可分割,最终目标是一致的。其培养方法主要有立志以坚、居敬致之、格物穷理、致知力行等几个方面。这一思想为宋代文教兴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培养了大量士子。其人才培养思想的"以人为本"核心以及系统的培养方法理论对后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直至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于舞台行动

在一切以演员自身为创作材料与工具,并以自身"化身"为人物形象的表演艺术,如戏剧、电影和电视剧表演中,都以行动作为它的基础。演员只有通过舞台行动才能塑造性格创造人物形象,才能较好的完成演员的二度创作。

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美学思考

乌杰教授在《和谐社会与系统范式》中给出了定理:"凡是符合最小作用量原理的物质和系统都是和谐的"。本文从最小作用量原理展现的求真美、逻辑美、形式美、数字化标准美等四个方面对上述定理的美学价值进行了初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