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边界的法律评价

对教师实施的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排斥由教师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然而,积极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的立场并不妥当,该立场与立法者的规整目的不符,同时也混淆了法律漏洞和未能严格执法、司法的区别。由于教师惩戒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存在明显不同,并且相较于治安管理处罚,行政处分是一种更为有效抑制教师违规行为的机制,对于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应当坚持治安管理处罚责任补充适用的立场。只有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体罚性惩戒行为必须以存在相应的学生失范行为为前提;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超过相应的必要范围;体罚性惩戒行为原则上应当满足补充性原则的要求。

行政不作为违法之国家赔偿责任

行政不作为违法以现实的行政作为义务存在为前提 ,以行政主体能够履行而未履行为必要。怠于行使自由裁量作为义务的行为只要违反合理原则即构成行政不作为违法。因行政不作为违法造成相对人损害 ,只有在相对人具备公法上请求权时 ,方有可能成立国家赔偿责任。作为构成要件的因果关系 ,必须区分事实因果关系和法律因果关系分层次考察 。

公共管理视野下的证券投资者保护

传统的证券投资者保护基于全能行政监管者和无限监管资源的假设,采用融资准入对投资者实行无差别保护,已难以适应资本市场的发展需求。从公共管理的角度看,应在整个证券投资过程中建立全民参与的投资者保护机制。其中,决策性的制度建设应分权给代表公共利益的行政监管者行使,确保其职能的独立和专业化;执行性的投资者保护工作应分权给一线的自律组织和金融中介承担,确保客户至上并避免利益冲突;保护主体应引入投资者的公共参与,引导其成为能动的自我保护者;公力救济要发挥行政执法的主导效用,兼顾其中的伦理性与经济性。以人人有权、人人有责的公共管理理念作为投资者保护的基点,《证券法》规范下的多层次资本市场才能具有稳固的民意基础,实现繁荣昌盛。

社会保障志愿服务与公共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分析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公法学院开展的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大学生志愿服务新农保活动表明:组织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参加志愿服务社会保障活动,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素质能力,有效解决公共管理类本科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实践环节薄弱的问题。有关部门应该积极构建公共管理专业大学生进行社会保障志愿服务的长效机制。

社会保障待遇追回中的信赖保护--以授益行政行为撤销与废止为中心

社会保障法主要通过社会保障行政进行相关待遇的给付,如果相对人不符合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相关条件,则要对社会保障授益行政行为予以撤销或废止。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保障立法并未完全贯彻信赖保护原则。在法理论层面,法之安定性、基本权利保护原则为信赖保护原则的基石,在社会国理念下,信赖保护原则在社会保障法中的重要性更加突显。在社会保障行政的过程中,须从信赖基础、信赖表现、信赖利益的保护等三个要件,判断社会保障行政相对人的信赖是否值得保护。在满足信赖保护要件的情形下,如果授益行政行为存在违法情形,其法律效果可从行政行为可否撤销、撤销或废止是否溯及既往失效及社会保障待遇给付的返还等三个方面进行调整。

试论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之规制

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有其存在的法定条件,实务中往往存在不规范使用现象。各种客观、主观因素构成对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影响。有效防止权力滥用和保障公民权利,需要从制度和管理层面满足治安管理处罚自由裁量权的合目的性要求,给其以必要的规制。

“疏堵结合、控制源头”的烟花爆竹管理模式

作者对北京市近年禁放烟花爆竹出现的反弹现象进行了分析 ,认为禁放出现反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单从燃放烟花爆竹习俗的传统性来看也是必然的 ;同时指出 ,单纯依靠公安机关的禁放执法已不能确保禁放的实施 ,也不能解决当前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存在的突出问题。作者根据民意调查的数据和结论 ,阐述了既要满足部分群众燃放的需求 ,又要将燃放造成的影响甚至危害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这一普遍的愿望。在研究分析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现状的基础上 ,提出了“疏堵结合、控制源头”的思路 ,并着重指出 ,堵住非法、伪劣烟花爆竹流入是顺应民意的关键 。

论公安行政执法中存在的不作为问题

近年来,公民对民警行政执法中不作为问题的投诉呈逐年增加之势,在行政诉讼中,诉公安机关不作为的案件也明显增多。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侵害了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损坏了公安机关的形象,公安机关必须切实防止和解决行政执法中的不作为问题。

治安管理处罚法实施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析

治安管理处罚法的颁布实施,标志着公安机关在新时期办理治安案件及处理相关治安问题有法可依。然而,在该法实施过程中,也逐步显现出立法上的一些不足。文章针对该法在立法上与实践工作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解决对策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与分析。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是指违反社会治安管理类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产生治安行政法律义务(责任)的行为。其违法主体与责任承担主体并非一致,责任承担方式也非仅行政处罚。行政处理方式的多样性可以促进治安行政执法理念由惩罚性治理向综合性治理转变。

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应有之义

治安管理外延的不确定性,警察职权的广泛性,治安管理范围的复杂性和公安机关刑事、行政执法功能的交叉性,导致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概念存在外延扩大化。应以现行法律法规为基础,赋予违反治安管理行为明确的定义,对于贯彻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基本原则十分重要。

公私合作行为的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治安承包”为中心考察

现代行政国家行政任务不断增加,行政机关为完成行政任务,不得不同私人部门合作,公私合作兴起。公私合作行为是弥补公私合作背景下传统行政行为形式的不足而孕育产生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主要体现为行政契约和私法上的契约。通过对"治安承包"这种典型的公私合作行为形式进行行政法实证分析,以期考察公私合作行为的法律形式。

另一种“医患关系”——警察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关系的转变

《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设定、实施治安管理处罚的具体规定中,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的态度有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一定意义上的“怀疑”与“对立”转变为“信任”与“协作”,这种转变要求警察在执法办案中必须相应地调整与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之间的关系,与之建立相互信任、协作的“医患关系”。

公安机关参与行政诉讼应注意的问题

行政诉讼所确立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的目的,与公安机关的根本宗旨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确保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公安行政行为必须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熟悉和掌握行政诉讼规则对于我们依法办案、文明办案,提高办案效率和质量非常必要。本人认为,公安机关在收到人民法院送达的起诉状副本后,应从程序上充分行使诉讼权,从实体上准确把握规定,做透庭审过程细节三方面做好功课,为诉讼打下良好的基础。

公安机关双重行为与行政诉讼浅析

公安机关具有的刑事司法和行政管理双重行为互相联系、互有区别。司法实践中公安机关的被诉行为存在着严重的形式和内容的分离,这有规避行政诉讼和介入经济纠纷两种情况。准确界定这两种行为,对实现行政诉讼和功能,维护和监督公安机关依法行政,保障其准确及时地行使刑事司法权,打击犯罪,具有重要意义。

公安机关行政执法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据作用

公安机关行政执法行为在客观上能够为民事诉讼提供证据,文章从研究公安机关行政执法为民事诉讼提供材料的外延出发,分析其在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的法律依据和理论依据,说明部分材料在民事诉讼中已经取得合法地位,在理论和实践研究的基础上呼吁对尚未通过民事诉讼制度加以甄别的行政执法提供的材料亦应给予充分的重视。在公安机关行政执法提供的材料被民事诉讼接纳的情况下,从证据能力、行政行为的公定力和公权与私权角度探讨这些材料在民事诉讼中的效力应如何进行认定。

论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命名原则

正确确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对正确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准确查处治安管理违法行为,正确实施治安处罚,保证执法的统一性和规范性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的治安处罚法实践的行政解释中,存在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定性不准,行为名称表述不准,概括、使用不当等问题,扩大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外延,违背了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本意。正确认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必须坚持依法确定、客观准确、简洁概括、明确清楚、约定成俗等原则,准确命名,确保治安管理处罚法的准确适用。

治安管理处罚担保制度之我见——兼与赵化勤、朱凤清商榷

从法律价值、适用范围和法律属性上来看,治安管理处罚担保制度仅适用于行政拘留的暂缓执行,不能随意扩大到罚款处罚以使“暂扣款”合法化。

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研究

随着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侵害增多 ,公安侦查行为行政可诉性的不完善性越来越明显。解决这一问题办法即通过形式审查当事人的起诉后 ,由人民法院行政庭全部受理当事人对公安侦查行为的诉讼 ,再由法院对案件进行实体审查 ,审查案件的法律依据和事实依据并确定其侦查行为的性质 ,进而确定其是否具有可诉性 ,是否应该支持当事人的诉讼请求。

治安违法行为与犯罪行为规制的区别与衔接

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刑法之间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对治安违法行为和犯罪行为的认定方面。厘清二者各自的适用范围,化解二者之间的矛盾,做好二者的衔接有助于充分发挥各自社会治理的功能价值。区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与犯罪行为首先要保障处罚法与刑法之间的衔接,不仅要考虑侵害法益程度,也要考虑社会危害性,要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