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如何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基于环境保护税改革的实证研究

中国税制改革日益重视纳税人涉税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随着税务机关掌握更多的纳税人涉税环境信息,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将会受到什么影响?本文以2014—2020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以2018年环境保护税改革为政策冲击,研究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异质性分析发现,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对国有企业实际税负和非国有企业税费成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涉税环境信息新增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和流转税成本,降低了环境保护税成本。机制分析发现,企业研发投入是涉税环境信息新增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的机制变量,该机制变量从减少企业实际缴纳税费和扩大生产规模两方面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和税费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为持续推进环境保护税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

中国企业社会保险缴费遵从的事实、成因和经济效应:一个文献综述

在规模化减税降费的背景下,现阶段我国的企业社会保险缴费政策面临着纾解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赤字危机与社会保险费降费的双重压力。本文基于已有研究成果,全面介绍了中国企业社会保险缴费遵从的特征事实、影响因素和经济效应,并对未来相关研究的方向进行思考与展望。本文认为,第一,企业社会保险缴费的实际负担与法定负担相除之比是合理的缴费遵从度的衡量指标,但如何逐一地定量化“剥离”费率低报和基数损漏这两大企业逃费渠道还需要突破;第二,中国企业社会保险缴费遵从的基本经验事实正亟待探明和描述;第三,政府与劳动力关系对企业社会保险缴费遵从的影响值得剖析;第四,企业社会保险缴费遵从度对企业用工、地区间经济差距、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水平、宏观经济增长造成的一系列经济后果也留待未来研究。

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复发风险感知与客观复发风险的一致性分析

目的分析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复发风险感知与客观复发风险的一致性,并探讨影响一致性的因素,为提高评估准确性、减少复发提供参考。方法对337例中青年脑卒中患者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Essen卒中风险评分、脑卒中复发风险感知问题、恐惧疾病进展简化量表、自我感受负担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改良Barthel指数量表进行调查,分析一致性及影响因素。结果一致性分析结果为低估100例(29.7%),准确173例(51.3%),高估64例(19.0%),Kappa值为0.110(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年龄、文化程度、恐惧疾病进展、社会支持程度是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复发风险低估的影响因素(均P<0.05);恐惧疾病进展、Barthel指数和自我感受负担是复发风险高估的影响因素(均P<0.05)。结论中青年脑卒中患者复发风险感知与客观复发风险不完全一致,需要重点关注年轻、文化程度低的患者,增加患者的社会支持,改善自理能力,减轻自我感受负担,从而提升其复发风险认知的准确性,促进患者采纳健康行为,减少复发。

生态创新会影响企业实际税负吗?

为了探究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作用,本文从税收激励角度出发,将2010—2019年我国沪深股市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通过搭建“生态创新-企业声誉-企业税负”理论框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机制,考查企业声誉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规制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的调节作用,并期望以此能够为我国政府引导、激励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和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开展生态创新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企业生态创新水平每提高1%,企业实际税负水平将下降1.13%,这一效应在制造业轻度、中度污染行业企业及其非国有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2)企业开展生态创新有助于提高企业声誉,企业生态创新水平每提高1%,企业声誉水平将提高23.15%。企业声誉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引入企业声誉之后,企业开展生态创新将会使企业实际税负水平从1.13%下降为1.01%,企业声誉的中介效应占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总效应的比例为7.05%。3)环境规制在企业生态创新与企业实际税负之间发挥着负向调节作用。环境规制与企业生态创新的交互项系数为-0.5%,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环境规制强化了企业生态创新对企业实际税负的负向影响作用。

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中国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的“准自然实验”,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技术与税收征管深度融合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的数字化转型显著推升了企业实际税负、降低了企业投资水平,且这一效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企业税后收益的直接减少、现金供给能力的间接削弱,是其影响企业投资的重要机制。此外,面对数字技术进步、征税能力提升的外生冲击,民营企业、征纳合谋企业及财政收入任务更重地区的企业,其投资下滑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企业具体的投资结构同样发生了变化,企业生产设备投资、厂房建筑投资及研发投资都显著下滑,且从行业属性来看,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投资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与此同时,企业的投资更加理性、稳健,其投资效率显著提高。

分权时序与企业实际税负

中国地方政府近年来陆续开展的行政“扩权强县”与财政“省直管县”改革存在着鲜明的时序差异,主要分为“先财后行”“先行后财”“并行分权”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的分权时序对县级政府税收征管力度的冲击存在差异,进而对辖区内企业实际税负产生非对称影响。为此,本文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县级面板数据进行匹配,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其机制。结果显示,“先财后行”分权时序显著降低了企业实际税负,“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加重了企业实际税负,而“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并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先财后行”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减轻,税收征管力度有所下降;“先行后财”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政府财政压力相对增大,税收征管力度相应增强;“并行分权”分权时序实施后县级财政压力相对不变,税收征管力度变化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了优化分权时序、完善地方税体系、健全税收征管监督机制等政策建议。

政府预算“超支”与企业实际税负

在减税降费的背景下,政府预算“超支”造成的财政压力削弱了实质性减税的政策效果。如何使企业在减税降费中更有获得感,以激发市场活力是现代财税治理的重要话题。文章通过拓展的CES生产函数推导发现,政府预算“超支”会使企业实际税负向上正向偏离。基于全国税收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政府预算“超支”加重了企业的负担,预算“超支”引致的税收征管力度增强起到了传导作用。现金流约束较紧、规模较小、非国有企业和位于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其实际税负受到的影响更大。进一步完善财政支出责任改革,匹配事权与财权,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和加强预算法的实施,是规避地方政府预算“超支”,进而降低企业实际税负,增加企业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财政压力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异质性分析——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构建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地方财政压力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发现,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提高了企业实际税负,且呈现出鲜明的“剂量”效应。与低财政压力区域相比,中财政压力使辖区内企业实际税负增加0.588%,高财政压力使辖区内企业实际税负增加1.589%。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地方财政压力对不同性质企业的实际税负影响各异,其运行逻辑可以概括为“差异化弹性征管”。随着地方财政压力的增加,国有企业实际税负增加最大,民营企业次之,而地方财政压力对央企实际税负并没有产生显著一致的影响。上述发现为地方财政压力影响企业实际税负提供了新证据,为推进税收现代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了参考依据。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税收努力与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

税负是影响企业活力的重要因素,财政分权通过地方税收努力影响着企业实际税负。本文将收支分权、财政压力和转移支付纳入同一框架,采用2005—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使用差分GMM模型和面板VAR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企业税负的影响。研究发现:以所得税分成度量的收入分权会提高企业所得税负,转移支付会降低企业所得税负,支出分权和收支分权不匹配造成的财政压力没有显著影响。同时,收入分权的影响在财政压力较大、地方政府竞争程度较弱地区更为显著,新三板上市企业2012—2017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补充印证了以上结论。因此,从总量和企业层面考察财政分权制度对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的影响,便于理解我国企业差异化税率的来源,为实现落实减税降费和保障财政收入提供政策启示。

企业规模及所处区域对企业税收负担影响的实证分析——以我国批发和零售行业的上市公司为例

分别对企业实际税收负担与企业规模及企业所处区域进行了相关性分析,旨在研究企业规模及所处区域对企业税收负担的影响。结果表明,批发和零售行业上市公司的实际税收负担受企业规模及企业所处区域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说明这些企业并未对税收负担问题给予足够重视。最后,针对如何降低企业实际税收负担提出了建议。

税率调整、产权安排与实际税负差异——基于两税合并的经验证据

本文研究了所得税外生性变化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实际税收负担的影响。研究发现:(1)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整体税负以及法定税率下降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实际税负都有所下降,而且两类企业实际税负下降幅度无差异;(2)新企业所得税法对企业实际税负的调节效应在2008年释放完毕,2009年公司实际税负没有发生持续性变化;(3)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新税法实施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实际税负无显著差异。

高炉布料过程仿真与决策系统

针对高炉布料过程中人工决策无法得到稳定、满意的径向矿焦比值及炉况发生变化时不能及时做出准确的布料调整,提出了基于操作优化的高炉布料仿真和决策系统.以高炉多层布料料面对应的径向矿焦比值与满意值的偏差最小为目标函数,建立高炉布料操作优化模型,用差分进化算法对该模型求解.本系统在某高炉实际运行后提高了炉况的稳定性,满足了工业现场科学稳定地控制径向矿焦比等技术指标的要求,同时在炉况变化时及时给出了布料调整方案.在工业实际运行中验证了该系统的有效性.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与财政负担分析——基于社保“双降”与征费体制的改革

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自2019年开始实行“双降”政策与征费体制改革,在减轻企业负担的同时,也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造成一定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通过精算方法模拟测算了不同政策作用下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平衡状况。研究结果显示:社保“双降”政策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征缴收入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夯实费基是社保“双降”的物质基础。建议国家尽快出台夯实费基的具体改革措施,提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覆盖率,并积极发展第二、第三支柱以适度提升养老保障水平。

刍议旅游业税收流失及其治理

近年来,我国旅游企业不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发展迅猛,成绩喜人。但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旅游企业税收流失严重,导致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相差悬殊。针对目前旅游业税收流失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和措施。

二次多负载绕组电压互感器实际负载下的误差测试与计算

分析了二次侧具有两个或以上负载绕组电压互感器的误差 ,推导出电压互感器带实际负载运行时 ,计量绕组的误差计算公式 ,并根据误差公式给出了实际负载误差的测试与计算方法。实际测试结果验证了该方法的正确性。

论不动产交易中的风险负担

我国目前对不动产交易方面之立法较为粗糙。虽司法解释确定性地指明不动产风险之交付适用交付主义，但由于不动产交易方式的多样化及过程之特殊化，我国法律并不能很全面地解决相应的实务问题。通过对不动产交易风险负担基本内涵之斟酌推敲，提出了更为细致实用的实际控制主义，并以“交付主义为主，实际控制主义为辅”之基本原则对不动产交易中特殊情形下的风险负担进行了细致地分析。

环境规制提高了企业实际税负吗?——基于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的实施为准自然实验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实际税负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重点控制区的重点行业实施特别排放限值能够显著降低企业实际税负;机制检验显示,企业债务融资的利息税盾效应以及税收优惠的增多是环境规制促进企业实际税负降低的重要渠道;特别排放限值政策对企业实际税负的影响会因为企业所有制形式、城市间产业结构以及财政压力的不同而有所差异;特别排放限值引发的企业税负降低能够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和环保技术创新水平。研究结论为更好地发挥环境规制及其配套财税激励机制的作用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依据。

市场集中度与企业税负的跨行业转移

本文以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微观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采掘业市场集中度的跨行业税负扭曲效应。研究发现:第一,城市采掘业的市场集中度越高,非采掘业企业的所得税实际税率就越高。第二,城市税收任务越重,财政压力越大,市场化程度越低,政企合谋越严重,官员学历越低、年龄越大,上述影响就越明显;此外,非国有企业市场集中度的提升带来的跨行业税负扭曲效应更大。第三,采掘业市场集中度对非采掘业企业利润误报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验证了地方政府通过调整税收征管力度影响企业实际税负的行为机制。最后,随着采掘业市场集中度的提高,采掘业企业的实际税负显著下降,但是城市整体的税负水平显著提升。

“营改增”实施对保险业实际税负及业务结构的影响

实施“营改增”是我国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重大改革举措。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保险业“营改增”后税收政策的变化进行比较,运用税改前后代表性保险公司的税负及业务发展数据,分析了本轮“营改增”对不同类型保险公司的实际税负和业务发展的影响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可行的应对策略。

“营改增”下建筑业企业实际税负变动研究

在“营改增”的背景下,结合数据分析与理论分析对建筑业企业的实际税负变动情况进行研究,评估“营改增”对建筑业企业带来的减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营改增”后,中国建筑业整体的实际税负有所下降,但不同企业面临的实际税负与其税收筹划密切相关,建筑业自然人从业者的实际税负不降反增。在此基础上,为建筑业一般纳税人提供了税收筹划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