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宋中兴时期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

学界一般认为江湖诗人作为一个群体或流派出现于南宋后期,因而往往从南宋后期的历史环境入手,探讨江湖诗人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事实上,由于南渡之后的社会流动、中兴时期的科举积弊、盛世背后的冗官充塞、底层士人的求仕之途等因素,南宋中兴时期已有一批重要的江湖诗人活跃于文坛,并具有鲜明的群体特征。因此关于南宋江湖诗人及其文学创作的历史风貌、时代内涵、文学史地位等问题,还需突破南宋后期这一时间界域,放到更为深远的历史时空中进行新的审视和思考。

论南宋中兴时期道学发展与道学诗人群体的形成

宋室南渡前后,道学南传,至南宋中兴时期获得进一步发展:在学理层面深入拓展,形成各具特色的学派;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加强对释道思想的清理,进一步巩固道学地位;在政治层面加强与政治和帝王之学的联系,强化道学内圣外王双向发展的实学性质;在文献层面加强道学文本的整理与传播。在道学发展过程中,道学诗人围绕学术、政治和文学上的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争鸣,形成密切的关系网络,促使道学诗人群体形成,为南宋中兴诗坛注入了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宋诗发展演进的重要因素。

日本藏南宋遗民诗人严子安“和唐诗”辑考

据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万里集九《晓风集》抄卷,参照内阁文库本《三体幻云抄》,可辑得严子安"和《三体唐诗》绝句"一百六十一首,比照相关文献可考知严子安可能是南宋遗民诗人,其身份近似汪元量。他以和唐诗的方式表达了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些诗在传世文献中多已散佚,长期不为人知。从新辑出的诗作看,流行于日本江户时代的各类"三体唐诗"抄卷的文献价值值得关注。自宋以来就有"和唐"之事,但和写整部唐诗选本是《三体唐诗》一书流传之后的事。这既证明《三体唐诗》一书影响甚大,也反映出"和唐""拟唐"在元已成一时风气。这是当时习诗者的一种学习方式,也是一种解诗方式与抒情方式。这一风气推动了以选本为中心的唐诗经典系列的形成,强化了人们关于唐诗的经典意识。

清初岭南遗民诗人集结的文化因素考察

遗民诗人群的出现是清初岭南文坛值得关注的现象,其形成受到岭南地域文化的影响,具体包括岭南的地理环境、特殊的移民文化、重诗的风气及易代之际的政治环境。此外,岭南理学新派与经世思想的推动、遗民先贤生存智慧及本地结社文化之熏陶也是清初岭南遗民诗人群形成的深层原因。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的成因初探

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词是宋元易代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反映,是特殊文化形态下民族心灵历程的记录,是词体文学由传统“应歌”向“应社”转型的产物。所以,宋遗民词人的交游唱和活动,不同于以往诗人词客的风流雅集、诗酒唱和而带有亡国遗民隐逸生活实践的性质,对遗民词人群体的形成、群体人格精神的建构和创作范式的改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极丰富的文化内涵。

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盛行成因再探

宋元之际词人交游唱和之风十分盛行,如前所述,从宋遗民词人交游唱和之风盛行的成因中,可以看出宋元易代之际的某些时代风气、文人心理、生活观念、地域特点、社会审美习俗、文学创作倾向等,具有十分丰富的文化内涵。

南宋唐诗文献工作的深化

南宋唐诗文献工作的深化, 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 唐集校勘、整理工作进一步发展, 杜甫、韩愈等人诗集注释达到空前繁荣, 诗作系年与诗人年谱编撰进入新阶段, 大型诗歌总集汇纂开始启动。这为后世唐诗学的盛兴和深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宋南渡词人康与之生平事迹考述

康与之为北宋末年、南渡初期著名词人,才思敏捷,性情滑稽,擅长宫廷应制乐章,词风近于柳永,故世人并称"康、柳"。然康与之为人却较为复杂,渡江之初以上《中兴十策》而名噪一时,后因投靠秦桧,有秦府"狎客"之号,且多贪滥腐化、陷害忠良等恶行,以致声名扫地,遗臭千年。

论南宋后期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

南宋后期最早活跃在诗坛的是永嘉四灵和江湖诗派,他们从晚唐入手的创作方法表示了宋诗向唐诗的复归。这个时期成就较高的诗人是文天祥和汪元量,他们是这个阶段学杜最有成就的诗人,也普遍有以诗存史的观念,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诗歌从宗唐到学杜的转变。文天祥创作的集杜诗取得了较高成就,他的集杜入乐也是一个创新。宋末的其他遗民诗人如林景熙、谢枋得、郑思肖等,其诗歌创作也有学杜之处,但文学创作的总体成就不高。

科举对南宋诗坛的影响——以诗人“身份自觉”意识为中心的考察

宋代科举的兴盛,造就了庞大的士人群体。随着科举影响的强化,诗文创作和科举时文两种文字写作日趋疏离。在士人群体分化的大背景下,因对不同文字写作道路的自觉选择而产生不同的身份认同意识。"诗人"在"举子"的映衬下,显示出相当的独立性,产生了诗人"身份自觉"意识。诗学批评中"诗人"立场的强调、"诗社"的繁兴、诗集编撰社交功能的增强等文学现象背后,都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影子。

历史记忆与文学抒情——南宋遗民词高频意象论略

南宋遗民词频繁使用由历史典故演变而来的文学意象,这些意象以“铜驼”“铜盘”“铜雀台”“新亭”“乌衣巷”等为代表,它们均与前代王朝发生的动乱及亡国事变相关。遗民词人通过使用这类意象以表达亡国之恨,同时它们也成为遗民词抒情特色的显著标志。其所以频繁出现,与它们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也与历代文人不断相沿习用,从而使其所承载情感意蕴走向固化有关。

少年游事老方觉——南宋遗民词人的怀想之悲

南宋遗民词人在亡国入元后的生活里,经常性地怀念在故国时的生活,在痛苦的现实生活里回忆往日的欢乐旧事,更增添了他们的感伤惆怅。这种由今昔对比产生的怀想之悲,是南宋遗民词人群体悲剧性心灵体验的表现。

南宋前期吉州唱和圈中的布衣诗人及其身份创作——以民间教师欧阳鈇为中心

南宋前期江西吉州及其周边形成了一个地域性官民唱和圈,其中既有王庭珪、胡铨、周必大、杨万里、赵蕃等仕宦时间长短不一、官位高低不尽相同的士大夫诗人,也有欧阳鈇、葛潨、刘承弼、刘伯山、杨愿等长期登门教授或开门教授的民间教师。士大夫诗人的别集著述基本保存,而民间教师除欧阳鈇尚有几首诗歌以及一些诗句留存外,其他人的别集著述全部遗失。因此欧阳鈇的残存诗歌就有了作为民间教师这个阶层性存在的典型化乃至标本性意义。仔细考察这一“标本”,再对比士大夫对欧阳鈇的书写,我们会更了解民间教师们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民间教师等不同职业身份的布衣诗人曾经是一个庞大的存在,如果他们的诗歌都能够保存,我们看到的宋代诗坛就不会是以士大夫诗歌为主体的一元化格局。

论宋末诗人林景熙的遗民心态

以宋末诗人林景熙的诗文作品为研究对象,对林景熙作为一个朝代遗民的特殊心态进行剖析。认为其内心充满了孤独与失落、悲愤与忧患、愧疚与苦闷,交织着爱国激情与忧患意识,表现出决不屈辱的民族气节。这些都反映了南宋遗民群体的普遍心理现实,更揭示出宋元之交这个特殊时代士人的社会生存状态。

悲欢离合总无情——南宋遗民词人心灵体验再探

南宋遗民词人的心灵体验大致可归纳为4个方面,即反思色彩、晋人风度、遗民意识、感伤情绪。我们认为,南宋遗民词表现了整整一代词人群体对历史、现实的思考,将强烈的历史感、时代感浓缩于词心之中,在遁迹田园、啸傲山林的隐居生活中所流露出的兴亡之叹、沧桑之感,有着极深刻的内涵,显示了词境的扩大,增强了词作表现社会生活的功能。

论宋代南渡使金诗人及其创作

南北宋之际,宋向金派出大量使节,不少使臣羁留于北方,甚至殉难。南渡使臣大多在行为与诗歌中皆表现出强烈的使节意识、矢志不渝的民族气节,他们不仅在有关国之大体方面,甚至在日常言语、行动中都有意维持使节的尊严。除此以外,南渡使金诗歌还多抒发对故国、亲人的思念之情,在不经意间会流露出作为弱国臣子的悲哀与无奈。使节意识与弱国心态导致诗人创作过于内视化,既不能正面反映社会现实,又忽略北地风物,诗歌题材与风格整体上显得单调。

“诗史”精神重放光辉——论宋末诗人对杜诗的接受

南宋末年,在文天祥以身殉国、忠义存诗存史的影响下,一大批南宋遗民、诗人奋起直笔,模仿杜诗,以诗存史,而且往往在诗前另以序言辅以记史。

南宋遗民对宗国兴亡的反思

南宋遗民经历了故国覆亡之痛,他们面对民族的巨大不幸和自身的失落,没有万念俱灰,而是以一种历史责任感探讨了宋朝的灭亡的原因。他们有的从君臣责任方面探讨,有的从制度层面探讨,还有遗民从社会道德和学术风貌方面进行了探讨。他们作为遗民在探讨故国兴亡时,有切身之体会,不乏公允和深刻的认识,这些认识对我们探讨宋朝灭亡原因是有借鉴意义的。

论清初遗民诗人黄周星的歌行体名作《楚州酒人歌》

黄周星是清初著名的遗民诗人。《楚州酒人歌》是其歌行体的代表作。诗中充满了神仙典故与意象的运用,这是因为黄周星本人有着浓厚的道教信仰。这些神仙意象的密集运用,创造出想象奔放、恣横酣畅的艺术特色。这首长篇歌行虽然是咏酒人陈台孙的,但也是黄周星狷介孤傲个性的自我抒发。作为前代遗民,他将亡国之恨与故国追思,借助“酒”意象巧妙而隐晦地抒发。

南宋诗人戴敏生平、诗歌、版本及佚文

戴敏为南宋诗人戴复古之父,其祖上自福建迁来,到戴敏一代已经"诗书传家",他未参加科举考试,追求闲适而安逸的生活,生有二子戴翼、戴(戴复古谱名)。戴敏诗歌存世虽少,但其诗"和、雄、新、远"四体皆备,实为江湖派之滥觞。其诗生前未结集,仅有十首保存于《石屏集》中传世。新发现的戴敏《一轩记》是应其姻亲潘希梁之请,以"一"立论,持做人要专一、人心要统一于孝悌之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