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视野下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课征土地增值税——法理逻辑与制度构造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之于乡村振兴可谓关键。为保障入市,调节金成为重要工具。考察各调节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可以发现调节金蕴含税收或准税秉性,并内聚特定目的税功能。相较于调节金,以土地增值税规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具有显著的本体功能和法治实施优势。《土地增值税法(征求意见稿)》顺势扩大范围从而涵盖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显示了立法者以土地增值税替代调节金的制度期待。但拟征方案深陷如下制度困局:目的条款缺位,致使课税导向不清;客体规则封闭,导致回应相关税种法不足;计量规则失当,背离土地增值税立法机理;等等。凡此皆有违税收公平,背离土地增值税机理与法理,偏离土地制度改革方向。制定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税制,应恪守初次流转与再次流转的二元税制基准,保留目的条款的形式脉络并实质改造既有内容。在此基础上,应通过内部拓展与外部协调两条路径完善客体规则,借助计税依据和税率重构兼容法定与授权的计量规则,并构造税款专用制度。

我国房地产税收改革初探

我国现行房地产税收中存在许多问题 :税收负担偏重 ,不能满足当前经济的发展 ;税费混杂 ,税收宏观调控功能受限制 ;等等。应按一定原则改革、构建我国房地产税。

中国房地产调控与房地产税问题探讨

房地产领域的重要性、复杂性和敏感性在目前的社会体制转型期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本次宏观调控与房地产调控新政应明确树立"双轨统筹"框架目标:一个是保障轨,一个是市场轨。征收房地产税首先考虑的是为推进财税改革全局配套,打造地方税体系,使省以下分税制转变到位,这是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房地产调控新政中不可缺少的制度内容。这一方面可以抑制需求,缓解供需矛盾,另一方面的作用是发挥收入再分配效应,按照承受能力抽肥补瘦。房地产税的征收和土地出让金并行不悖,在技术和管理方面不存在硬障碍。目前应当集思广益,试点探索,积极推进。同时应当冷静看待现在一些城市使用的行政化调控手段,这种方法从长期看是不可取的。

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实效分析

重庆房产税试点改革的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在调节居民收入分配方面,虽然政策的出发点在于减少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但房产税规模偏小使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有限;在调控房产市场价格方面,虽然限制了高端消费,但对整体房价影响有限;在组织财政收入方面,虽然房产税对财政收入的构成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其在地方财政收入中占比很低。但从长远来看,试点方案的实施有利于对房地产市场的结构调整,并对推进住房制度体系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重庆房产税改革试点的制度建设意义远大于实施效果。应积极推进公租房、安置房建设,合理引导刚性需求,构建"低端有保障、中端有市场、高端有约束"的住房制度体系;提升房产税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性;改进房产税税制设计,稳步推进房产税扩围改革。

试论城乡通开的统一税制

现行城乡割裂的税制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如使增值税链条中断、造成农民负担沉重、使分处城乡的纳税人税负不公以及对一些经营项目的漏征,等等。建议通过废除专门对农民征收的税种、对城镇土地使用税和房产税的调整以及对城乡共同开征社会保障税等具体办法来解决。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土地税收政策的调整

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通货膨胀日趋严重。为了稳定粮价,满足军队和公职人员的基本生活需要,国民政府于1941年对土地税收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实行田赋征实政策。这一政策的实施,对国统区的社会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

高度重视农村住房制度国家公共政策研究

中国农村住房制度具有"一供"、"三非"、"四保"、"五自"的基本特点。农民住房兼具生产生活功能,兼具居住和社会保障功能。随着改革开放和城镇化发展,农民建房和农村居民点调整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应从国家公共政策角度构建中国农村住房基本制度的理论框架和政策指引,保障农民在农村的居住权益,依法制度规范农村居民点(乡镇、村落)的空间调整,解决城乡建设用地合理调剂使用的主要范式,与时俱进地推动"十二五"农村住房制度改革。

辟其田畴 正其经果——简述1930年代河南南阳县的田赋整理

河南省南阳县在20世纪30年代之初,着手对全县混乱的地籍、田赋情况进行整理,首先进行土地陈报,继而进行土地清丈等实际测算登记工作,对全县的地貌地质、耕地面积、保甲里数等情况进行详细核查,历时数年,最终有了较为全面的掌握,并在此基础上,厘定地籍产权,划分土地等级,整理田赋数额,进而规范了田赋的征收机制。

我国陆地边境口岸县设市研究

陆地边境口岸是国家对外开放格局中的重要支点,提升口岸地区的经济地位,完善口岸的社会功能,将口岸打造成集聚要素的平台,不仅有利于培育西部地区新的增长点,也有利于维护边疆稳定和民族团结。目前,口岸地区是我国经济整体格局中的薄弱环节,其发展水平甚至落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启动陆地边境口岸县设市区划调整,是促进口岸区发展的重要"抓手",也是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的重要任务。国家应尽快修订设市标准,成立口岸县设市咨询委员会,积极推进口岸县设市试点,并赋予口岸地区政府更高的外事权限,提高口岸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促进口岸地区的发展和繁荣。

土地增值税清算的解读

对土地增值税的清算进行了解析,从土地增值税清算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土地增值税清算缘何进展缓慢、土地增值税对于房价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清算土地增值税对于房地产业和房价的影响。

论税收在土地资源管理中的调控作用

近年来 ,建筑及房地产业的兴起、地方工业开发园区建设过泛等原因 ,使得我国的耕地面积急剧减少。对此 ,我国运用法律和一系列行政法规 ,使土地资源的规划开发利用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但是 ,由于土地的开发成本低、土地和待售房地产等固定资产的持有成本也低 ,导致某些企业和个人钻制度的空子进行圈占土地、大面积大量开发房地产。造成“圈地”和闲置土地及闲置空房的增加。实质是本该属于国家的土地收益流到了企业或个人手中 ,对此必须运用税收机制来进行调节。本文认为 :土地经济资源管理 ,必须以法律为保障 ,行政法规为管理手段 ,建立土地价格税和固定资产税等税收制度 ,利用税收机制自觉调节企业及个人对土地使用权和所有权的取得和持有行为。达到长期科学管理土地 。

基于基准地价的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核算——以重庆市大足区为例

采用基准地价代替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成本,核算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为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提供参考。采用对比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对重庆市大足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基准地价更趋近于成本价,而非市场价;农村集体与个人在入市制度与征地制度中的收益可实现大体平衡;在调整基准地价和调节金标准的情况下,以基准地价代替土地成本用以核算调节金的做法可行。以基准地价代替土地成本,可解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成本核算难题,确保入市改革顺利推进,并为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制度奠定基础。同时,应尽快建立标定地价,基准地价才能逐步回归成本价定位。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土地增值税税率与扣除项目核算——基于重庆市大足区入市实例分析

明晰国有土地增值税和集体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在税率和成本扣除项目中的差异,核算集体土地入市成本扣除项目类型与标准,以及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税费.采用对比分析法和实证分析法,结果表明:由于现行土地增值税对城乡土地不区分区位、用途、入市途径与方式,在调节高增值、高价格土地收益时存在不足,土地增值税替换调节金后,大足区国家与农民(集体与个人)之间的分配比例由4.5∶5.5变为3∶7,国家收益将大幅降低;首次入市环节与转让环节的土地成本扣除项目有本质不同,首次入市土地成本扣除项目包括土地使用权取得费和土地开发费两项,前者包含收回土地承包经营权补偿成本、房屋拆旧补偿成本、农民集体所有权人补偿成本、工程费用成本、统筹管理成本等5项,集中区、就地和城中村3种入市途径的成本扣除平均分别为32.28万元/667 m^2、18.94万元/667 m^2、31.09万元/667 m^2;如果土地增值税替换调节金,成本扣除项目是核算关键,建议建立统一细化的成本扣除项目类型与标准的动态更新管理机制.

《广东省园林建筑绿化工程计价依据》(2006)浅析

为适应广东省建筑市场需要而产生的广东省园林建筑绿化工程计价依据(2006),是一部贴近市场、计价依据。它是在2003年计价依据的基础上修编的,修编的重点一是调整人工费,使更贴近建筑劳务市场的实际;二是确保保障性措施(即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的落实并专款专用。本文从本次计价依据的历史突破、对定额人工费的调整、对安全防护、文明施工措施费的计取方式的科学合理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住宅房地产税收的功能探析

住宅房地产在购销及保有环节涉及众多的税种,这些税种的税收功能存在突出差异。营业税具有突出的财政收入功能,但在收入调节方面有制度上的缺失;土地增值税具有鲜明的产业调控色彩,但征收办法的缺憾使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预期征收的房产税具有调节收入的功能,但在税制设计上存在征收制度和利益分配重构等制度困扰。建议针对相关税种的功能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改良,以促进我国住宅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

解决小产权房问题对策研究

从小产权房形成的原因入手,提出建立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严格区分公益征收与商业拆迁、分别情况处理现存的小产权房、开征房产税、改革住房保障制度等措施。

中国“压力型”财政激励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动力支撑。中国“压力型”财政激励是解析产业结构变迁规律的重要视角。本文利用中国285个城市的动态面板数据和系统广义矩(GMM)估计方法,结合地方政府的行为特征,探究了“压力型”财政激励的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研究发现,“压力型”财政激励有利于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的量,却不利于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质,也不利于促成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机制识别发现,地方政府在“压力型”财政激励下通过“以地拓财源”和加强税收征管等方式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进一步讨论发现,较高的财政分权程度和环境规制水平能够有效缓解“压力型”财政激励对产业结构调整的负面影响。本文据此提出了改进制度条件、规范地方政府行为等促进产业结构均衡发展的政策建议。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试点总结与制度设计

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增值收益调节金的法律性质不明,制度设计具有非正式性。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试点实践中存在调节金征收比例差距较大、计征基数不确定、集体提留收益的用途未臻合理等问题。未来应将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和土地征收中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统一,建立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分配机制。在初次分配中以产权和市场调节为基础,政府通过税制参与二次分配。在入市环节,应增设集体土地入市所得税,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所得进行征收。集体土地入市所得税属于所得税,为地方税,实行专款专用,用于农村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和土地开发等。在再转让环节,应对转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取得的增值额征收土地增值税。

清代民间地权习惯与基层财税困局——以闽台地区一田多主制为例

以一田多主制为代表的清代民间复杂地权习惯,对清帝国的基层治理和财税收入构成了长期的困扰。代表精英官僚视角的《福建省例》,对一田多主制在名义上持彻底的否定态度,但在田赋征收中却允许根据地权现状进行变通操作。清代台湾地区的淡新档案显示,基层官府完全承认一田多主的事实,并对田面主/小租主的习惯性利益予以保护。由大小租制引发的复杂的抗租纠纷,导致基层官员疲于应付相关词讼,并面临来自田底主/大租主的抗缴田赋压力。作为官有土地的屯田,也援用民间的大小租制,进而导致官方在面对屯田小租权频繁流转的局面时,难以征收作为大租的屯租。19世纪80年代后期刘铭传在台湾开启的财政整顿运动,并未改变大小租制这一根本的地权格局,反而令租佃、租税关系更为复杂。中国民法近代化运动中"物权法定"原则的确立,实际上有助于化约民间地权的复杂性,便于政府的管理与征税,从而服务于国家建设这一历史任务。

房价“双限”政策效果评价与政策调整

本文研究了地方政府的房地产市场限价、限购政策,评价了其实施效果。发现双限政策在很多城市不能有效抑制房价上涨,反而引起一、二手房价倒挂、开发商捂盘惜售、房地产市场泡沫加剧等诸多问题,并催生出许多灰色行为和乱象。房价过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限制土地供给、游资投机炒作、居民投资渠道缺乏、要素向大城市聚集,进而提出了改善土地供应机制、征收地价税、房产税、房屋空置税、将房产增值部分纳入个人所得计税、加强反垄断执法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