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突出优势的内涵、实践和效能

“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鲜明特点,是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新贡献。从理论内涵而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是大国治理和大党治理更加协同高效的最佳途径,也是大国治理和大党治理在保障价值目标实现方面的最佳方式,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新形态。从实践体现而言,“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主要体现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治国理政顶层设计、统筹党政机构等方面,并为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上更好发挥其突出优势提供了重要保障。充分发挥“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突出优势的治理效能,必须把加强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集中统一领导作为根本政治保证,把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协调作为主要抓手,把统筹推进执法执规体系建设作为基础工程。

依法治国视域下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教育现状及对策

基层领导干部法治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其能否运用法治方式深化改革与维护稳定。在依法治国视域下,加强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教育,是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时代背景下,地方政府部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全面依法治国思想,加强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教育的创新,可以引导基层领导干部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增强其法治意识,提高其依法执政能力,从而推动国家治理向更加法治化、科学化、民主化的方向发展。另外,地方政府部门加强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教育,是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针对基层领导干部法治教育,相关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完善法治教育内容、创新法治教育模式、健全法治教育制度、完善检查监督机制等,培育基层领导干部处理实际问题和解决矛盾的法治思维与依法执政能力,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依法治藏背景下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探析

西藏传统法律文化很长一段时期在维系西藏社会秩序稳定、解决民众纠纷、促进社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藏传佛教的深刻影响、习惯法与国家法之间的冲突、以及部分传统法律文化缺乏理性的法律观念阻碍了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在依法治藏背景下,如果能对影响西藏传统法律文化的藏传佛教文化进行合理引导,对具有深厚民意基础的习惯法进行调处,对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优秀思想进行吸收和利用,让古老的传统法律文化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则能够促进西藏传统法律文化为西藏社会发展服务,有利于依法治藏的顺利推进。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部署的改革任务之一是检察机关积极探索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方式,也是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关于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基础较少,尤其是理论研究部分尚存空白。基于此,文章以我国宪法对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属性定位为契入点,针对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内涵、依据以及原则展开全面论证分析,并结合当前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工作开展的实际情况,全面总结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实践经验,重点找出实践中的问题与不足之处进行深入剖析,围绕监督刚性、问题发现机制、监督工作发展、监督范围、监督能力、监督质效等多个方面展开论述,并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建议。

新时代高等学校内部规则治理的理念与路径——兼论一级法治与二级法治的关系

对于高等学校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而言,依法治校作为目标,事关全面依法治国的成败,作为方法,又事关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各项指标的达成。高等学校的依法治校有外部视角和内部视角两种语境,内部视角与外部视角之和就是法治的整体。作为高等学校内部的二级法治的基本进路是以一级法治作为参照系建构的,是一级法治的路径映射到校园。但是高等学校内部二级法治的三个不利因素决定了其实现过程更加艰难,如何克服这三个不利因素不仅仅是大学内部二级法治的核心,更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整体水平的核心。

恢复高考以来我国依法治考研究述评与展望

1977年恢复统一高考后,依法治考研究开始成为学界关注的课题,研究过程大致经历初步探索、全面铺开、专业化发展3个阶段。40多年来,学界紧跟时代发展需要,围绕考试立法、执法、定罪量刑、诚信考试教育、比较依法治考等领域开展研究,同时存在研究内容不够丰富、研究方法相对单一、比较研究成果缺乏、专业化程度不够高等问题,需要在加强考试立法、深入开展依法治考比较研究、专业化研究等方面重点着力。

中国高校法治教育的问题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依宪治国,依法治国,依德治国,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发展战略,为我国当下的法治教育提出了明确的目标。改变只重应试教育,轻品德教育的传统模式,把品德教育,专业知识教育提升到同样的水平,二者共同推进,德育并举,为法治社会的构建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法治与人权关系的历史发展大体经历了分离、结合与融合三个历史阶段。在上世纪早期法治实践之中,法治与人权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处于分离状态,无论在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之中法治与人权都未建立有效关联。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以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党的十五大报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入宪为标志,法治与人权由分离向结合转变。此时,法治与人权在理论层面或实践层面都互有所指,处于价值互涉的状态。以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四中全会为界,法治与人权趋于融合。由此开始,法治的人权保障价值与人权的法治保障方式高度融合,处于无法隔离的状态。

依法治校论要

管理 ,是影响学校办学质量、制约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 ,教育发展与改革进程的加快 ,依法治校已成为我国学校管理的必然选择。依法治校的本质是学校管理者在学校管理中体现法治精神 ,并以法律为最高权威。实施依法治校必须从管理体制、具体管理行为等各方面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 ,要注意法与国家政策、法与学校规章制度的有机统一。实施依法治校 ,对学校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对我国整体教育水平和综合国力的提高都有重要意义。

领导党和执政党双重角色的准确定位

在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场景中,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充当了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的双重角色。为了切实做到依法治国和依法执政,有必要明确作为领导党与作为执政党在法治国家中的不同地位和不同作用,并给予这两种角色以准确的定位,否则即有可能由于角色的错位而导致政治体制和政治运作中的混乱。

依宪执政: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举措

依法执政和依宪执政的提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大进展。在新的历史时期,依宪执政更是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战略举措。依宪执政明确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方针、原则、途径和任务等具体要求,而落实依宪执政的关键环节,就是运用宪法思维和宪政体制执政。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法治

以经济全球化、公共事务全球化、人权全球化、环境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全球化, 表征当今人类社会的综合性发展趋势, 从各个方面推动着中国法制的第三次变革。中国在加入世贸组织前后进行的大规模法律法规规章清理、修改及中国加速融入全球治理结构, 标志着这次法制变革的开始。这次变革包括: 政治法律体制改革、法律体系重构及法的精神的转换。这表明, 在未来的法律发展进程中, 我国法律的现代精神、全球精神、人类文明普适精神、法律的职业共同体的职业精神等将更加鲜明, 更进一步贯通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律的运行机制。

我国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困境与推进对策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环,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是绿色发展理念在海洋事业中的具体实践。我国海洋生态环境保护面临诸多困境,需要借鉴先进国家发展经验,树立人海和谐、海陆共进的思路,以公民海洋教育为基础,以科技创新为先导,以法治建设为保障,探索适应我国发展需要的海洋生态文明之路,科学推进我国海洋事业发展。

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在统一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这主要表现在 :承担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主体是统一的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 ;法律与道德在内涵和功能上能相互融通互补 ,一方面道德理性能够为法律提供合理性的根据 ,另一方法治也可以成为德治的圭臬。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内在统一既体现了一种文化宿命 。

论习近平关于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互关系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互关系问题,先后作过一系列重要论述。他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必须正确处理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关系,厘清"既依据宪法法律治国理政,又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从严治党"的基本定位,并将有机统一作为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关系处理的基本原则,以发挥互补性作用为基本功能,在实践中做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统筹推进、一体建设。这为准确把握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相互关系,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论以德治国与道德建设

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紧密结合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国方略 ,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必须大力加强道德建设 ,加强社会的道德建设 ,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

新兴权利的行政立法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新兴权利及诉求与日俱增,实现公民新兴权利保障的法治化,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立法应当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行政法领域,当前我国对于新兴权利的立法保护存在缺乏统一的行政立法、行政立法效力等级较低、行政权力划分不明的问题,导致行政立法难以适应新兴权利保护的需要。针对这些问题,借鉴域外及我国各地区新兴权利行政立法保护的经验,提出相应的对策。

我国政法教育的变迁与展望

政法教育形成于1950年代,基于巩固新生政权的需要,它为政法工作培养专门干部。与政法工作强调政治性一样,政法教育是强调政治性的法学教育,非常重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纪律教育。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日趋强调专业化、职业化。20世纪80年代,仍继续强调政治性。这与当时的社会治安形势及“严打”刑事政策有一定关系。1990年代以后,政治性在政法教育中日渐淡出,法学教育趋向服务市场经济的专业化。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在法治领域创造了一系列新实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运用深入政治领域,国家和社会治理广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范畴,涉外法治深度关联国际政治、国际关系。这些实践造就了强调政治性的大法治工作格局,对法学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催生了新政法教育。党内法规学、纪检监察学、国家安全学、社会治理法学等新学科应运而生,人权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等学科应需更新。新政法教育与专业化法学教育并行,扩展了法学教育的领地。

坚持党的领导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

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胜利闭幕不久,2020年11月16日至17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要重点抓好的工作,提出并阐释了“十一个坚持”。这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集中体现。其中,第一个即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之魂,是坚持法治中国建设正确方向,是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国际国内环境越是复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越是繁重,越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手段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全面依法治国是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推进党的领导制度化、法治化,通过法治保障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效实施。

论依法治教的几个基本问题

探讨依法治教的科学内涵和特征,分析人们在依法治教上的认识误区,阐述加强依法治教对推进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