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视角下的警察协助

公安机关是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力量,在传染病防治中通过提供协助,保障隔离、检疫措施的实施,但是警察协助引发的警民冲突也唤起公众对公安机关介入公共卫生治理的思考。警察权的发展进程揭示了它与公共卫生治理的紧密关系,但也反映了法治社会对动用警力的审慎态度。我国公安机关在以传染病防治为代表的公共卫生治理中提供的警察协助,面临着形式合法性疑义,亦存在着过度协助的倾向。警察在提供协助时,也缺乏契合公共卫生伦理的实施原则为其提供行为指导。未来有必要通过补足法律授权、勾勒协助实施原则、构建警力供给控制机制等途径实现公共卫生治理中警察协助的法治化。

交通警察权与其他行政权的关系及其实现——行政权谱系中的考察

处于行政权谱系的交通警察权与其他行政权的关系主要表现为职务协助,该定位不仅可为相关规章内容不统一问题提供正当性注解,而且基于法规范与法事实的错位以及城市治理的合作化诉求,也有其存在的正当性基础。两者职务协助关系应在双重维度下展开:交通警察的协助行为应具备基础性条件、职权性要求、被动性情势、裁量性过程4要件;而其他行政主体协助行为的"基础性条件"应更为宽泛。对协助请求遭拒与协助行为责任承担,应规定不同的救济路径。

民事审判权不应侵害行政权

民事诉讼及民事裁决不涉及对行政机关具体行政行为的司法判断。行政诉讼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唯一途径,除此以外,行政权独立。人民法院在民事审判中应当尊重具体行政行为的效力;人民法院在民事执行程序中不应当依据民事裁决要求行政机关作出某种具体行政行为以协助执行民事裁决。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决对行政机关来说,是行政机关作出相关具体行政行为时据以认定事实的依据。行政机关对人民法院在执行民事裁决过程中要求行政机关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不当作法应当提出审查建议等救济措施。民事诉讼法中与此有关的规定应当予以修订。

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国际比较与启示

中央与地方及地方政府之间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政分配关系,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体制的重要内容。社会救助承担着保障社会安全、体现社会公平、促进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通过对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的社会救助事权划分状况,以及英国、俄罗斯、巴西等24个国家中央与地方政府支出责任划分的数据分析,总结出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应当规范化、法律化,以及由中央承担决策事权、地方承担具体事务执行事权,并由中央承担主要支出责任等经验,为我国政府间社会救助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提供借鉴。

行政罚款万能主义思考

行政罚款万能主义,以“罚款威慑无限”与“罚款用途无限”为认识基础,以行政罚款功能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为内容,以发挥行政罚款在社会治理过程中的积极作用为主张。作为形成行政罚款万能主义的认识基础,“罚款威慑无限”与“罚款用途无限”与我国实证制度和法学理论不符,存在破坏体系统一、违背现代法治观念等缺点,进而,导致罚款万能主义存在的非正当。如今,行政罚款万能主义已在我国民间舆论、公权力运作、学术研究等领域显现,为避免其继续产生消极影响,在法治建设过程中应当对其保持警惕。

行政救助决策权法治化研究

行政救助是政府对依靠自己的努力不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或遭受急难灾害的公民进行的救援和帮助。行政决策是政府履行救助职责的主要手段和方式。行政救助决策权的法治化主要包括行政救助创设决策权的法治化、行政救助预算编制决策权的法治化和启动实施急难救助决策权的法治化。中央和地方行政救助决策权限划分要实现法治化并优化中央和地方在行政救助上的财政分担机制。

对公安机关参与行政联合执法的理性思考--兼论警察行政协助法律制度的构建

在落实依法治国和依法行政原则的宏观背景下,鉴于公安机关具有处理紧急危害和行使强制力的能力,迫于警察权滥用的现实考虑,以法律制度规范公安机关参与行政联合执法活动显得极为迫切。本文针对我国行政联合执法的有关现实情况,从组织、程序和责任三个层面来构建警察行政协助法律制度,通过界定公安机关在行政联合执法中的辅助地位,限制公安机关的参与范围,规范公安机关的参与时机与程序,可以起到规范行政联合执法与规范警察权的双重功效,促进警察权的理性运作。

走好“放管服”最后一公里

科研资金管理改革是科技管理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介绍了北京大学作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依托单位,通过深刻领会和解读最新印发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金管理办法》,如何在校内落实和推进相关政策(包括健全科研项目资金管理制度、推进信息化建设、做好科研财务助理培训、强化诚信建设等),并通过对科研人员开展调研和访谈,了解其感受和期盼,进一步打通放管服"最后一公里",切实增强科研人员获得感,保障科研人员潜心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更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