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及其实践逻辑——基于管区制度的案例研究

通过乡镇治理结构调适提高基层政府的适应能力,已经成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以山东省菏泽市成武县W镇的管区制度为例,探讨乡镇政府治理结构调适的实践过程与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乡镇政府通过管区制度再造科层组织结构,实现了基层治理资源的合理配置与有效统合。在此基础上,乡镇政府借助管区制度推动任务执行,形成统筹包干制的治理策略,充分调动了乡镇干部的治理积极性。治理结构的双重调适体现了乡镇政府的多重实践逻辑,即党政体制对组织结构的调适、基层治理对一线治理的适应以及治理成本与有效治理的平衡。治理结构调适说明乡镇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源于基层党政体制的弹性与制度空间。

“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制度逻辑、实践探索与规范路径

在深化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现实背景下,基于行政执法权力集中和重心下移双重逻辑的“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已经成为各地改革探索的关键一环。基于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与乡镇(街道)体制改革的结构性交汇,“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制度逻辑对应了基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政策演进与独特脉络。浙江“大综合一体化”行政执法改革的实践表明,“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逐步实现需要妥善解决“形”“权”“人”“能”四大改革问题。随着“基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实践展开,当务之急是要构建一条科学合理的规范路径,借助新《行政处罚法》第24条的实施、释义和相关评估,逐一厘定乡镇(街道)执法权配置的基本条件、决定主体(程序)和事项标准。

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村治转型中行政与自治关系重塑

“行政”与“自治”是村级治理中的一对基本关系,也是村级治理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政村治”和“乡村共治”是村级治理的两种不同形态“。乡政村治”强调行政与自治的二元分治,“乡村共治”则注重行政与自治的共在共生。随着国家“三农”政策的不断优化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以行政目标、行政主体、行政资源和行政规则为基本面向的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传统的“乡政村治”治理格局趋于瓦解。着眼于乡村治理现代化与乡村治理有效双重目标,村级治理逐步向“乡村共治”转型。一方面,村级治理现代化需要国家行政权的适当介入;另一方面,村级治理有效也离不开村民自治基础作用的发挥。从“乡政村治”到“乡村共治”,体现了行政与自治关系的重塑。在此过程中,需要发挥党组织的跨主体治理优势与整合能力,通过中心工作、组织动员、资源整合以及规则协同等促使行政与自治共在共生。

分疆画界:清代县级政区的析分与界线划定

界线和幅员是政区的重要地理要素。清朝共有203个县级政区发生过析分,析分后大多是新设县级政区,也有少量增置直隶厅的情况。随着县级政区析分、裁并增多,聚落点、柳条边等人文地理要素成为政区“分疆画界”的重要依据。清代县界调整较为密集的区域为奉天、苏南、陕南、川东、闽粤交界处等地,这些区域增设县级政区较多,体现了清代的地域开发进程。“分疆画界”作为清朝均衡地方治理的行政手段,在治乱理正、基层治理与应对边疆危机等因素推动下运作和演变。县界的空间形态总体上是在依照自然“山川形便”形塑合理的幅员、调节与行政中心的距离等综合设计下形成的。

石家庄市高邑县城镇体系与周边关系发展构想

高邑县是石家庄南端的县级中心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成为建构“高柏链”过程中“高柏节点”上的重要成员,前瞻性地思考高邑县城镇体系的发展思路就具有重要的区域经济学意义.以高邑县主城区为核心构建高邑县城镇体系,不仅需要考虑高邑县行政腹地内乡镇中心地间的关系,也要注意高邑县中心地与周边县级中心地间的关系,构建起“高宁链”“高赵链”“高元链”“高赞链”“高临链”“高柏链”,同时也要以发展较好的乡镇中心地或者以村庄组合为中心构建微中心,成为连接县级中心地的节点,并且与县级中心地形成鼎足发展构架,进一步提升在县域腹地内构建指状网络中心地体系的可能.借助行政力量,依托乡镇中心地构建微中心是在构建高邑县城镇体系过程中不能忽视的环节,行政区划边界处的资源据此可以进行高质量对话,基于软区划构建起跨行政区划的城镇体系,提升邻近县级中心地的协同发展水平.

行政包干制:乡镇“管区”治理的逻辑与机制

如何既确保一统性又兼顾灵活性,是大国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而言,要将国家治理体制和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要使国家一统性的政策能够落地,必须使治理体制精准对接乡村社会。管区作为乡镇(街道)与行政村之间的一级准行政组织,承包了大量自上而下的公共行政事务,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任务落地的载体和枢纽。研究发现,行政包干制是乡镇管区治理的核心机制。管区行政包干制较好地适应了农村基层复杂治理事务需求,维系了基层治理体制的韧性,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最末端实现了灵活性、适应性。在转型时期,随着自上而下过程控制的强化,乡镇与管区的关系呈现从松散关联型向高度关联型转变之趋势。管区的自主性、灵活性下降,适应基层社会的能力被削弱。未来在推进基层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过程中,需要避免“一刀切”,为基层政权保留一定的自主空间,夯实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

“数字国土”工程1∶1万土地利用现状电子数据的更新与应用

随着“数字国土”工程的顺利进行,全国越来越多的县(市)已经完成1:1万土地利用电子数据的入库工作并开始将这些基础数据应用于乡镇行政区划调整、土地利用现状变更等国土资源管理的工作中。此文就应用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并提出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类型划分研究

乡镇行政体制改革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路径,而改革模式划分则是理解乡镇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式。乡镇行政体制改革中政策起点和改革内容的不同,塑造了省内发起的专项改革、中央发起的专项改革、省内发起的系统改革和中央发起的系统改革四种改革模式。这四种改革模式在政策进程、常见形式、表现特征、政策目标和存在问题等方面存在差异。而且,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并逐渐过渡到了以“中央发起的系统改革”为主要模式的阶段,这种模式能够最大化改革成效。总的来说,四种模式的划分丰富了现有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分类的研究,同时也为理解各地乡镇行政体制改革实践提供了理论思考的空间。

国家·公民·权利——泰国曲乡地方自治实践的民族志讨论

人类学的特长在于通过对异文化的参与观察和民族志的书写来达成对本土社会的批评。对泰国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而形成的民族志资料,展示了当地人如何围绕乡行政机构事务,在参与竞争、管理、监督和对实践的反思中转变为具备知识和公共理性的公民。可藉此反思我国在推行“村民自治”方面的不足。泰国的经验表明,要真正实现地方自治,国家在制度上保障自治机构的自主发展权具有首要意义,同时还必须重视主体的因素,包括在地方的公共生活中为村民创造表现的机会,培养大多数村民的参政意识,教授他们行使公民权利的正确方法,从而在地方自治中实现国家与地方以及国家与公民之间的良性互动。

我国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思路探析

当前的县乡财政体制存在一系列问题:事权划分不清,支出责任模糊并倾向于向县乡政府推移,地方支出主要依靠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收入权高度集中等。研究表明:"省管县"和"强县扩权"有助于改善县乡财政管理体制,但只有与地方民主建设相结合,才能做到面向县乡居民的偏好和需求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解决县乡财政困难的关键在于:减少政府级次,细分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实施彻底的分税制,扩大基于财力均等化公式的一般性转移支付补助占转移支付总额的比重。

乡镇行政的逻辑:以个案研究为基础

乡镇在我国发挥着"上连国家、下接社会"的特殊作用,以往研究忽视了乡镇领导人理性选择作用的发挥。以广东一个乡镇个案为背景,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把乡镇行政的逻辑和乡镇领导人的行为结合起来研究,可以发现,压力型体制、经济收益最大化、社会网络、资源优化与整合、领导人权力与责任是其中的五个核心概念,而理性选择理论则支持了乡镇行政的解释框架。

“新经济流”视角下小城镇空间演化及开发边界划定初探

小城镇空间是小城镇功能组织在镇村地域空间系列上的投影,其空间开发边界划定既要坚持正确的价值传导,也需顺应小城镇空间演化的客观规律。“新经济流”发展过程中的去中心化、扁平化、网络化特征影响着小城镇空间演化规律,重构着空间开发边界、空间结构层次及空间功能组织。本研究试图从互联网“新经济流”要素特征、内源性动力为契入点,以小城镇为研究空间单元,构建“新经济流”与小城镇发展、空间演变规律、空间增长分化转移的内在关系逻辑框架,并以湖北省襄阳市宜城市小河镇为实证案例,提出“新经济流”作用下小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逻辑框架及方法:基于多情景模拟的小城镇“城镇”空间开发边界划定方法和基于约束与增长双向影响的“三生”空间开发边界划定方法,期冀为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开发边界的划定提供新的视角。

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乡镇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以贵州为例

以贵州省为案例,结合贵州省的实情对其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乡镇行政区划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为贵州省建构科学的新型城乡关系格局及乡级区划转型提出战略决策。

乡镇撤并背景下深化乡镇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基于陕西省镇村综合改革的调查

乡镇撤并可以解决乡镇规模小、分布较分散的问题,是当前我国深化乡镇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关系到新型城镇化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重大课题。陕西省自2014年起实施镇村综合改革,不仅通过撤并调整了乡镇的规模,而且在此基础上精简了乡镇机构的设置。但是,改革之后出现了群众办事成本增加、综合管理难度大等后续问题,需要通过实施"扩权强镇"政策、加强乡镇干部队伍建设、建设新型农村社区、发展乡镇经济等措施进一步深化乡镇体制改革。

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研究

在各种因素叠加作用下,跨界成为公共危机常态,这给传统公共危机治理模式带来挑战,需要对其进行跨界治理,而府际合作已成为跨界危机治理的核心议题。然而,当前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面临多重掣肘:"经济人"理性诱发的政府本位主义导致府际合作受阻;传统科层制强调的专业化分工导致政府部门间合作困难;行政区行政产生的区域分割导致横向地方政府间合作梗阻;行政性分权引发的中央—地方分权模式导致纵向政府间合作不畅。通过理念、体制、机制、法制等层面的革新,可以构建垂直、水平、部门三重互动的府际合作网络,有效化解当前跨界危机治理中的府际合作困境。

省级行政区域界线信息管理系统设计与实现

在省级行政区域界线勘界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勘界成果资料,是实施省级行政区域界线管理和解决边界争端的基础和依据,建立省级行政区域界线信息管理系统有利于勘界成果的有效管理和充分利用。本文首先介绍了该系统的需求目标,在此基础上阐述了系统的体系结构、数据库设计、系统功能和开发方案。

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的形成:动力、条件、障碍与建构——一个基本分析框架

公共危机的跨界属性与日益复杂的治理环境为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的形成提供了动力。作为以合作为核心指向的治理模式,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的形成需要以网络成员间相互信任、属性相似、资源相互依赖、合作收益大于交易成本、政治锦标赛的正向激励作用、顺畅的沟通协调机制等作为条件。同时,跨界公共危机治理存在网络成员间缺乏信任、网络成员的“协同惰性”、政治锦标赛的负面效应、“重纵轻横”的府际合作格局、综合协调机构权威性不足、缺乏必要的技术支持以及制度保障不足等障碍。应通过树立合作治理理念、加强府际协同、整合公私合作网络、完善制度保障体系等推动跨界公共危机治理组织间网络的建构。

河南省市县两级行政区域界线详图集的设计与编制

《河南省市县两级行政区域界线详图集》是根据法定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附图、协议书和界桩坐标等界线资料、成果编篡而成的带状地图集。首先对详图集的基本形式和主要内容、特点进行了介绍;然后对图集的技术流程及要求进行了说明,并对编制过程中出现的主要技术问题进行了探讨;最后总结了编制发布该图集的重要意义。

乡级政区界线勘定工作方法初探——基于湘潭市雨湖区勘界试点工作

为了对原有的、约定俗成的乡级习惯界线进行法定化,处理好界线争议问题,本文以湘潭市雨湖区作为试点区域,利用乡级习惯界线和0.5米分辨率卫星遥感影像等数据,通过工作底图制作、边界线划定、界线协议书及附图编制、数据库建设等工作,确定了明确完整的乡级政区界线,形成了一套内容全面、可复制、可推广的乡级政区界线勘定工作流程,且提供了合理可参考的界线争议处理办法,对其它地区开展乡级政区界线勘定工作具有借鉴意义。

南充市顺庆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调整与改革情况调查分析

四川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实施以后,南充市顺庆区相关部门按照做好改革"后半篇"文章的要求,结合全区实际情况,开始启动新一轮的教育调整和改革,打造了四川丘陵地区教育改革的成功样本。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顺庆区采取一系列举措,即"撤、改、建"并行,调整校点布局;"疏、送、引"同步,分流适龄学生;"选、留、转"并用,调整师资队伍;"移、存、废"并举,处理闲置资源。顺庆区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调整与改革顺应城镇化发展的自然趋势,有效调节了城乡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现状,尽可能地满足了本地群众的文化教育需求,但也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学生往返交通不便、寄宿生管理有待规范、基础教育与地方文化资料遗失等等。可以采取开通特定时段公交路线、建立规范的寄宿生管理制度和建立乡村教育文化档案馆等办法,解决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调整与改革的后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