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行政裁量权基准依据适用方法的统一性——基于对农业行政处罚的实证考察

由于理论上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性质和效力认定存在分歧,制度上又受到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方法的影响,导致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执法适用方法形成“依据”和“参照”适用的矛盾。这种冲突普遍存在于行政裁量权基准执法适用中,破坏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应当以“行政自制规范——相对法律效力”说作为行政裁量权基准性质和效力认定的基础理论,承认其具有完全的内部拘束力和相对的外部拘束力。同时应当认识到“依据”和“参照”适用方法在司法和执法适用中具有不同内涵,在行政执法中“参照”适用可以为“依据”适用方法所包含和替代。根据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性质和效力,结合执法适用方法理论,在行政执法中应当统一确立“依据”适用方法。

论基准制度及其法制化——以行政处罚为例

基准制度是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一种规制,是人们认识水平不断提高和社会法治化趋势的必然结果,是预防自由裁量权滥用等种种弊端的一种较好制约方式。但由于基准制度目前还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规则,存在着对其监督等方面的障碍,有必要将之法制化。法制化的途径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行政机关实行裁量基准的职责,并将基准内容以地方法规或地方规章的形式予以固定化。

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界定及控制

行政主体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对既定事项进行判断、权衡,作出决定的行政措施即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法律规范的滞后性、不周延性等特点,必将导致"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的大量存在。依照"形式法治"的观点,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属于违法行为,应该被禁止。然而,按照"实质法治"的观点,却并非如此。可以允许型无法律依据行政裁量有其正义基础,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容忍。但其要满足不违背法的公平正义价值和立法目的,基于保证国家安全和社会整体稳定的考虑和基于个案正义的考虑等条件,并且要接受原则之治以及通过事后说明理由制度接受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监督。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语言模糊性的治理路径

2021年实施的《档案法》中存在一定数量的不确定法律概念,导致《档案法》语言模糊。这不仅减损了《档案法》应有的明确品性,也对档案开放和利用、相关档案主体合法权利保障及社会力量参与档案工作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亟须加以治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不确定法律概念的存在也是弥补立法有限理性、增强档案主管部门行政能动性的必然结果。所以对它的治理不是要消除不确定法律概念,而是应当针对不确定法律概念背后的解释权、使用权进行规范,尽可能剔除其中的主观任性和恣意。有鉴于此,可以考虑建立一套包括行政合理性原则、裁量基准、事后救济机制等在内的综合体系,对《档案法》中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系统性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