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n Zhongle,School of Law,Peking University

Question： Would you elaborate on the progress China has made under the stat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nswer： Efforts-in this reguard began in 1982, with publication of the Law of Civil Procedures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数字政府视阈下的算法行政:兴起、风险与法治纠偏

随着数字政府建设目标的确立,算法技术嵌入行政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但是算法在促进行政的同时,也带来了法治价值失序的隐忧。算法基于海量数据运算配置社会资源,辅助甚至独立作出行政行为,或许将会成为行政权行使的中枢性力量。但是,过度依赖算法可能导致强调技术理性而忽视价值理性。算法技术本身所带的内生性风险与算法应用中潜在的风险,暗含着行政权力的“技术延伸”和公民权利被侵蚀的隐患,算法行政遭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诘难,数字政府建设与法治政府建设面临耦合困境。为防范算法行政异化风险,政府的数字化必须与法治化同步建设,警惕技术理性凌驾于价值理性之上的观念,并从算法的创制、适用以及事后追责的各阶段构建起算法行政的合法性约束机制,避免“权力—权利”格局的失衡,从而促进政府数字化建设和法治化建设的深度融合。

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设定的逻辑与进路

我国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面临着法律规范层级与许可事项重要性不匹配、法律规范稳定性与互联网高速发展不相容、许可事项碎片化与互联网有效治理不和谐等多重困境。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需回应“因何设定”的实质逻辑和“如何设定”的形式逻辑。在实质逻辑面向上,立法者需要区分互联网基础服务领域的许可事项和“互联网+”领域的许可事项,进行功能分析的二阶判断。在形式逻辑面向上,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存在“特有型”和“交叉型”两类方式。在“辅助性原则”和回应型法的指引下,互联网基础服务领域的许可事项和“互联网+”领域的许可事项需要分别匹配“特有型”和“交叉型”的设定方式,保证许可设定权限合法和事项重要性程度匹配,遵循“同一性原则”合理选择法条类型,以实现实体领域行政许可事项与互联网行政许可事项的体系衔接。

论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保护

为适应时代发展,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质量,政府主动在公共行政领域引入数字技术,“自动化行政”应运而生。自动化行政在提升办理行政业务便捷性的同时,因法律语言与机器语言无法完全对应、自动化行政领域的立法欠缺、算法黑箱、算法运算的瞬时性及模型训练的海量数据需求、算法歧视等因素,侵害了相对人的知情权、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的行使,使个人信息权与平等权的保护面临困境。现阶段可考虑通过完善行政实体法与程序法规制自动化行政,设置基本程序要求并细化各类自动化行政的程序来规范执法流程,优化事后救济制度来推进自动化行政在法治轨道上发展,实现自动化行政中相对人权利的全方位保障。

税务“首违不罚”的困境与制度重构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第33条仅对“首违不罚”制度作出原则性规定,《税收征管法》对于该制度处于规范空白状态,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务行政处罚“首违不罚”事项清单》以及各地的税务裁量基准对此规定不一,导致“首违不罚”制度内涵、“首次违法”的适用范围、适用周期、“不予处罚”等概念均存在界定不清的状况,致使司法实践中存在不一致的状况。应当依效力层级建立相关法规体系,完善“清单”制度,从实体与程序两个层面构建税收领域的“首违不罚”制度。

反思与重构: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中的算法解释权——以《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为旨

在Web2.0时代,因自动化决策嵌入公权力所引发的算法权力异化的风险指数级上升。为了规制人工智能时代的自动化决策,《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构建了中国语境下的算法解释权。然而,作为新兴权利的算法解释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不确定性,存在行权时间(事前解释与事后解释)和解释程度(一般解释与具体解释)层面的解释分歧以及权力限度的适用困境。因此,有必要在对算法解释权进行公私场景类型化划分的基础上,以权力结构的对称性为标准,引入比例原则对算法解释权在行政自动化决策场域下的适用进行教义学阐释。同时,以比例原则为主、法益均衡原则为辅来构建算法解释的方式选择模型。在此基础上,《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4条第3款设定的算法解释权在公法领域应为一种事后的、具体的解释,与私法领域事前的、一般的解释相区别。

私有文物建筑产权问题及其解决路径研究

产权的排他性、经济性特征和产权制度的保障使得产权人对文物建筑的保护行为可以转化为自身利益,产权对私有文物建筑的保护激励作用由此体现。中国私有文物建筑具有公私权利竞合、产权流转的“房地一体”要求、产权量较大的特征,导致产权并未对私人和集体对私有文物建筑的保护行为起到高效的激励作用,具体表现为:公私权利主体行为的负外部性、“房地一体”背景下对私有文物建筑的抛弃、较大的产权量对文物建筑保护的不利影响。针对以上特征和问题,建议通过政府收购和产权置换的方式探索发展权转移制度,建立健全文物行政执法和社会监管制度,完善绩效考核制度,集中合并产权,建立建筑认养制度,从而有效解决产权问题对私有文物建筑的阻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视域下档案行政许可程序的完善

作为档案行政许可程序的立法依据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档案行政许可程序的完善具有重要的指引意义。我国档案行政许可程序主要存在于《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中,存在立法规定亟待更新、立法理念较为滞后、审查方式有待健全、制度建设存在缺位等方面的问题。有鉴于此,应结合档案行政许可的特点,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对档案行政许可程序完善的指引功能。具体而言,建议更新完善《档案行政许可程序规定》,落实简政放权、相对人权益保障、档案信息化等理念,健全档案行政许可线上审查、告知承诺和默示许可等方式,完善档案行政许可费用制度、责任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助力档案行政许可程序法治再上新台阶。

从权力到权利:新《体育法》的理念遵循

原《体育法》存在较多公权力管控条款,行政色彩较浓,体育权利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虚置化现象。随着社会治理理念的变迁以及体育职业化、产业化和市场化的进一步深入,立法滞后性问题凸显。新《体育法》积极回应行政改革的要求以及体育产业化和市场化进程中公民的权利诉求,对行政权力与公民体育权利的关系进行了重新界定,增加了诸多体现公民体育权利的条款,注重“权利本位”,强调以社会为中心的多元主体治理;同时,新《体育法》重新整合了现有的行政权力管控条款,明确了行政权力对体育事业干预的界限,突出了政府的引导、服务和监管职能,为促进我国体育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

涉村庄规划案件裁判规则的构建思路——以农村住房建设纠纷为切入点

较之于相对完备的城市建设规划制度,乡村建设规划制度起步晚、实施难度大。在农村住房建设纠纷中,实际用地情况与现时规划是否符合、规划调整有无引发权利减损是常见的法律争议点。这些问题的出现与乡村建设规划制度在概念阐释、程序建构、补偿制度等方面不够完善相关,并将对村民土地财产权利产生影响。在构建此类案件的裁判规则时,既要重视村庄规划的法定效力,又要结合地方历史政策、村庄规划的现时状态等情况进行综合评价。对于因规划变更造成财产损失的村民,需进一步明确补偿机制。

从街头官僚到数字官僚:信息技术应用对一线行政效果的影响及机制

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信息技术在街头官僚的日常行政中得到大量应用,而当前研究并未揭示信息技术作用于街头官僚行政效果的机制。论文以Z区交通警务执法记录仪为技术场景,基于警务系统数据结合问卷调查构建模型。以自由裁量权为中介变量,以行政问题类型和执法风格为调节变量,将行政效果分为效率和公民满意度,将行政问题类型分为棘手问题和驯良问题,将执法风格分为法律型、促进型和适应型。结果显示,行政效果受自由裁量权的中介影响,且效应强度受行政问题类型和执法风格的调节。在棘手问题情境下,效率与公民满意度陷入“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境地,自由裁量权作为遮蔽性因素,弱化了技术对效率的正向作用,且技术完全通过限制自由裁量权来对公民满意度产生削弱作用。在驯良问题情境下,技术对满意度并无显著作用,但通过部分赐能自由裁量权来提升效率。论文为数字时代下街头官僚与街头官僚机构构建了行动策略集,启发实践者要因地制宜使用技术,实现技术、问题情境和执法风格的匹配。

从私权视角论我国《商标法》的结构与重构

我国《商标法》四十余年的发展进程,既反映了从商标管理向商标权保护的转向,也是商标法向民法回归的过程。面对我国商标领域存在的诸多问题,《商标法》的修改不仅需要就具体的条文加以改进,更有必要进行结构性改革。新一轮的《商标法》修订应当遵循《民法典》所确立的保护知识产权的原则和精神,突出商标法的私权保护目标。通过梳理我国商标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我国《商标法》虽经多次修改,但由于实行以商标管理为优先的宗旨,故其仍然具有明显的公法色彩,整体呈现为程序性公法规范较强而私法规范薄弱的特点。选择法国、德国、日本、英国和美国的商标法文本进行比较研究,详细分析它们的条文安排与结构特征,可从中归纳出不同的模式,根据“私法为体、公法为用”的原则,参酌国外立法模式,探讨我国《商标法》进行结构调整的可能方案。

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检视与调适

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是为规范档案行政执法裁量权的使用而制定的细化标准。我国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设定的地方经验表明,“情节细化”和“效果格化”为其主要技术构造。然而,既有的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存在碎片化严重、内容粗糙与冗余并存以及类型单一等方面的问题,难以满足档案执法实践的需求。需要通过法律—行政法规—规章三个层面的规范供给,强化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体系性;通过进一步细化裁量因子,引入效果格化的“公式法”,将其他档案行政规则中的裁量权控制内容整合入裁量基准,提升档案行政执法裁量基准制度的技术理性;通过将裁量基准类型拓展至档案行政许可、档案开放和档案监督检查,实现对档案行政执法权的全域式控制。

论行政的首次判断权

尊重行政的首次判断权意味着行政诉讼的上诉审类似性。行政诉讼制度建立初期,公法权利体现为不受非法侵害的自由,由相对独立的机关审查并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即可维护秩序、保障自由,但权利保护理念的高扬与公法权利内涵的扩张使得法院不能止步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尊重行政首次判断权不复是一种内嵌于诉讼构造中的先验性诫命,而是尊重行政权判断优势的个案考量。首次判断权的最小行使单位是行政行为的理由,法院是否要在其他理由上进行替代性判断取决于权利保护实效性的要求、法院的事实发现能力以及行政裁量余地。可以依据诉讼类型分类讨论行政首次判断权的展开:撤销诉讼以行政行为为中心,排除违法行政行为即可保护原告的自由,变更行政处罚判决只能是一种极个别的例外情形;给付诉讼则聚焦于法律关系,服务于实体公法权利的实现,因此要为尊重行政的首次判断权提供更实质的理由,这通常是行政在事实调查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或保有无法进一步压缩的裁量。

公共行政中人脸信息处理的立法规制

数字时代以来,行政机关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以履行其职权,这在赋能行政履职的同时触及了公民身体权、个人信息权,且可能因不当处理致损其他人身权、财产权和平等权,如何对之进行立法规制就尤为重要。所触及权利的基本权利性质,要求具有与之匹配的法形式对行政机关的人脸信息处理活动作出规定。由于法律与行政立法、地方人大立法在民意基础和制定程序上存在差异,宜以狭义法律的形式规范行政机关的人脸信息处理活动。在法的内容上,应为行政机关设定全过程的义务,包括对人脸信息的有限收集、有限使用以及个人参与的保障。

论行政裁量权基准依据适用方法的统一性——基于对农业行政处罚的实证考察

由于理论上对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性质和效力认定存在分歧,制度上又受到行政诉讼法律适用方法的影响,导致农业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执法适用方法形成“依据”和“参照”适用的矛盾。这种冲突普遍存在于行政裁量权基准执法适用中,破坏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应当以“行政自制规范——相对法律效力”说作为行政裁量权基准性质和效力认定的基础理论,承认其具有完全的内部拘束力和相对的外部拘束力。同时应当认识到“依据”和“参照”适用方法在司法和执法适用中具有不同内涵,在行政执法中“参照”适用可以为“依据”适用方法所包含和替代。根据行政裁量权基准的性质和效力,结合执法适用方法理论,在行政执法中应当统一确立“依据”适用方法。

过程论视野下的算法裁量:形成机理、现实困境和法治路径

算法在行政裁量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形成了一种新型的算法裁量模式,与此同时,亦带来诸多法治挑战,有必要对其形成机理、现实困境和法治路径展开研究。在形成机理方面,基于法律与事实的交织构造,算法裁量的产生得益于法律的代码化以及技术对事实的丰富处理。从过程论视角,对其进行“接收-处理-输出”阶段性划分,针对性地逐一释明不同阶段所存在的数据质量问题、算法黑箱、算法歧视问题。基于此,有必要从范围限定、程序约束及权利保障三个方面进行过程性的法律控制,从而推动算法裁量的法治化实践。

澳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路径

数字法治政府建设面临如何进行的路径难题。澳门特别行政区20余年间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经验可形成三重逻辑:一是有法可依的规则之治是给予数字政府建设正当性依据的基石,二是权利保障的价值选择是数字政府权力运作的边界,三是公开透明的理由之治是数字政府建设的机制保障。未来澳门地区数字政府建设的法治化期待,体现为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以及区域合作的变革。因此,在坚持既有法治路径的基础上,需进一步完善跨域合作制度。这亦为内地数字法治政府建设带来新机遇。

法治一体建设视域中的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

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是一项试验于地方,由中央推广至全国的重要制度创新。在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一体建设视域中,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具有推动诚信社会建设、促进政府职能转变、助推营商环境优化的功能价值。然而,行政许可告知承诺制度的实施内含合法性危机,存在法律属性不明确、上位法规定不完善和信用监管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未来,在行政许可法修订时应将告知承诺制确立为行政许可的重要实施程序,并从明确告知承诺制的适用范围、强化告知承诺制的监管手段和厘清告知承诺制的法律责任三个方面进一步提升告知承诺制实施的制度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