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through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Zhan Zhongle,School of Law,Peking University

Question： Would you elaborate on the progress China has made under the stat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improving the system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Answer： Efforts-in this reguard began in 1982, with publication of the Law of Civil Procedures （for trial implementation）.

论湿地保护领域中的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传统的湿地保护模式具有“行政执法人员的机会主义”“多元规制机构的协调难题”“持续性的运行成本支出”等相对劣势。为实现对于湿地生态的全过程保护,督促湿地行政主管部门积极履职,有必要将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纳入湿地保护体系。应通过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预防性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提起范围、提出时机和诉讼程序。

司法保障视域下实现“双碳”目标的司法与行政协同机制

“双碳”目标已被纳入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之中。为如期实现“双碳”目标,必须要有法治化的保障,需要立法、行政、司法等多途径的共同推进与协同发力。当前,我国气候变化应对、碳排放控制相关立法尚不健全且进展缓慢,仍由各类政策及行政措施起主导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充分发挥司法保障机制的作用。从司法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及其系统性视角,我国司法实践正积极探索司法与行政协同联动机制。为推进“双碳”目标和突破气候诉讼现有局限,还需要在该领域进一步拓展司法与行政协同机制的探索,开展直接针对气候变化法律、政策和事实等问题的诉讼,构建“碳排放影响评价”检察气候行政公益诉讼,探索行政机关作为原告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在这些新型诉讼中丰富司法与行政协同机制内涵。

行政协议反向诉讼制度构建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研究

行政协议被2015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首次纳入行政诉讼范围。实践中,行政主体虽能运用单方变更、解除协议、非诉强制执行、民事诉讼的方式寻求救济,但是在追求诉权平等、区分行政协议与行政行为等问题上仍具有构建反向诉讼制度的必要性。该制度的构建从立法目的和域外实践来看,无论是在诉讼程序的启动上还是在举证责任的完善上均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论体育行政公益诉讼的推行及其边界

为了督促体育主管部门依法行使职权、履行监督管理职责,维护公共利益,促进体育事业发展,保障公民体育权,可以尝试引入体育行政公益诉讼,将体育主管部门在公共体育设施规划建设管理、体育活动组织开展、体育教育质量管控、运动员等级及武术段位证书发放等方面违法行使职权、不作为侵害公共利益的行为纳入该诉受案范围。在满足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时候,依法由社会组织或人民检察院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生成与实践审视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意义在于更新治理方式,推求具有风险预防意义的客观法秩序,以及反向推动案件范围的拓展。就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而言,在类型维度,包括了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在空间维度,监督范围超越自然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界限;在功能维度,则会导致司法介入的功能重组,激发整序行政的展开,以及开拓法治化治理空间。然而,案件覆盖范围被不当切割、监督对象被不当限缩以及缺乏跨行政区域的专门性检察机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施之隐忧,应当对此提出完善方案。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请求权基础研究

环境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有环境法原则说、公益诉讼条款说和环境权说等,但这些请求权基础不够明确,尤其不符合我国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践样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无法从作为原告的检察机关的权力角度来确定请求权基础,需要实现从原告权利(力)向被告义务的转向,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以行政机关法定义务作为请求权基础,符合行政公益诉讼的诉讼结构,体现行政法律关系内容的义务性,也有利于统一审查行政机关的义务与职责。行政机关环境义务主要来源于行政法律一般性规范和环境法律规范,作为请求权基础的法律规范类型多样,需要对之进行体系化构造,这样才能准确判断行政机关的义务,确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请求权基础并对之进行审查。

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规则的检视与重构

在单向诉讼结构下,行政非诉执行成为行政机关诉请行政相对人按照协议履行约定的唯一救济方式。但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司法审查过程中却存在非诉执行主体与行政协议主体不对应、执行对象与审查标的不同一、各地审查强度参差不齐和制度的控权功能与司法实效耦合度低四大问题。究其原因,主要集中于法律进程滞后于社会治理发展的客观窒碍、行政协议自愿性与非诉执行强制性的正面对撞及现有具体规则无法满足行政协议非诉执行审查需求三个方面。为此,建议围绕启动要件、审查程序和裁判规则三个审查节点,构建区别于一般非诉执行、适合行政协议非诉执行案件的司法审查规则。

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原告资格的法理澄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解释》第十二条之受害人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得到广泛适用,但因其悖离学界期待而备受批评。针对警察行政领域受害人之利害关系的判断,宜采推定利害关系说,即符合“警察行政领域”要件和“加害人/受害人”要件,就可认定存在“利害关系”。推定利害关系说可从心理利害关系和经济利害关系的视角加以证立,亦可通过保护规范理论加以验证。更进一步,应对受害人条款加以限缩解释,将其适用范围限缩于警察行政领域,以实现受害人条款与投诉举报人条款的合理衔接。

行政滥诉的诉源治理与理性诉权重构

立案登记制全面实行以来,大量行政案件涌入法院,“不予立案”“驳回起诉”案件数量整体上升,“恶意诉讼”“连环诉讼”“虚假诉讼”等案件类型显现。司法实践中反映出当事人行使诉权不规范、各院司法审查不统一等问题,行政纠纷未能得到有效解决,大量案件无法进入实体审理,致使其陷入程序空转的“泥潭”。在保障诉权与防止滥诉的博弈中,需要厘清“滥用诉权”背后的法理原因。随着诉源治理观嵌入司法审判实践,加强诉源治理,进行理性诉权重构成为行政滥诉问题解决的新进路。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逻辑与优化进路

无障碍环境建设行政公益诉讼所指涉的公共利益呈现出鲜明的社会性、公共性特质,此特质对监督行政机关提出了现实要求,与行政公益诉讼的监督功能共同塑造了此类公益诉讼的制度机理。因此,应强化无障碍环境建设公益诉讼监督行政机关履职的制度功能,以此破解无障碍环境建设因主体交错而存在的责任判别困境,亦需要通过类型化拓展受案范围的方式,分类别明确无障碍设施建设、信息交流、社会服务领域的重点工作,以保障日益多元的无障碍权益。此外,应考虑赋予残疾人联合会等主体以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并允许公民通过无障碍私益诉讼维护公共利益,以此回应“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立法吁求。

地理标志保护行政公益诉讼的路径构建

地理标志是特定区域的公共资源,蕴含着地方特有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但现实中损害地理标志产品商誉的问题频发,暴露出原有保护模式存在弊端,如法律设置与行政管理存在冲突、行政救济程序与维权主体诉求不协调及地理标志、行政保护动力不足,亟须探索新的保护路径。行政公益诉讼在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参与社会治理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方面价值突出,引入行政公益诉讼对地理标志产品进行保护,首先要以“公益”为核心,合理把握地理标志保护概念,遵循动态性与区域性,审慎厘清地理标志保护边界;其次坚持实行“精准+综治”办案程序,实现诉前精准监督效果,诉后综合治理提升工作;最后在线索查办、考评、外脑人才库建设等方面完善体系化配套机制。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证成与型构

针对社会组织能否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现有文献多从价值论与解释论角度展开学理论争,目前已形成“肯定说”与“否定说”两种对立的观点。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在监督环境行政机关依法履行监管职责与防范检察机关滥用环境行政公益诉权方面应有的二元价值既诠释了此类诉讼的正当性,也彰显了此类诉讼的适用场域。因此,建议分别从诉权配置的模式选择与起诉资格的要件设置两个维度对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诉权进行立法配置,从诉权顺位的设计与公告程序的构造两个层面探寻此类诉讼的实现路径,进而推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类型扩增与制度健全。

人民法院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体系中的角色定位

行政争议多元化解体系的构建,是坚持“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促进行政争议诉源治理的重要改革举措。作为行政争议源头预防参与者的人民法院,可从规则、决策和执法层面助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能力的提升,并从内部风险防范机制完善和行政审判与普法宣传统筹结合上拓展行政审判的司法治理功能。作为行政争议前端化解引导者的人民法院,可从诉前分流的程序引导和前端化解的指导协调入手,促进非诉解纠力量作用的更好发挥。作为行政争议诉非衔接规范者的人民法院,可从诉前调解的程序规范和诉讼案件的裁判引领上同向发力,形成多元主体共治的行政争议化解格局。人民法院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体系中的正确定位,能够进一步拓展行政审判制度的发展空间,为全面建设法治政府贡献更多司法力量。

高校学生“获得公正评价权”及其救济

获得公正评价权,即受教育者在受教育过程中主张根据自身的学业、品行表现获得合理评定的权利。确认受教育者享有获得公正评价权,不仅是发展身心、健全人格的必要内容,更是从公民权角度尊重人的尊严的内在要求。从权利谱系上看,获得公正评价权是受教育权下的一项子权利,属于受教育权体系中享有受教育成果的范畴。大学自治、学术自由、专业判断等问题都不足以构成排除司法审查学生评价行为的充分理由,在承认“判断余地”理论的基础上肯定司法对评价行为的有限审查,并不违反司法节制的原则,亦不会对高校学术自主以及教师学术权威造成损害。

工伤认定中工作场所的理解与适用——由最高人民法院第40号指导案例引发的思考

在工伤认定中,与“工作”相关的三大要素,即工作原因、工作时间、工作场所,是认定是否为工伤的关键。其中,作为补充要素之一的工作场所最容易被忽略。最高人民法院第40号指导案例——孙立兴诉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人事局工伤认定案,特别将其作为争议焦点之一予以阐明。作为工伤认定的必要条件,工作场所的认定首先需要明确其“工作”的性质,而非其他场所;其次需要在出现多个工作场所之时,应当对所涉及的其他区域进行定性。而工作岗位与工作场所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关联,对职工合法权益的保护也具有一定影响。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检察建议的优化路径

行政公益诉讼诉前程序作为一个制度创新点,对案件分流、节约司法资源起到了显著的作用。然而,检察机关过于强势、检察建议质量不高等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大多指向行政机关对诉前检察建议缺少申辩权这一程序漏洞。通过分析统计数据和典型案例,从实践层面为增加申辩权的必要性提供事实依据,又从诉前程序的独立性、检察机关的谦抑性等方面论证增加申辩权的理论基础,初步探索增加申辩权的具体路径,为诉前申辩权的立法提供建议。

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类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创新与完善建议

保护红色文化遗产是增强文化自信和建设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也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检察机关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具备法律规范基础,后者既包括《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也包括立法有关行政机关管理、保护红色文化遗产职权的规定。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类行政公益诉讼在实践中取得办案数据提升、发布较多典型案例、通过诉前程序灵活实现保护目的、军地检察机关建立协同办案机制、推动多行政部门协同保护等工作成效。为进一步完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类行政公益诉讼,应厘清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范围、提升制度的协同功效、合理衔接其他保护机制。

气候变化应对案的法律化:内涵界定与诉权基础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构建气候变化诉讼具有积极意义。但因气候变化诉讼概念不清,立法不明,从而导致实践无所适从。为增加可诉性,需从立法上解决“谁因何提起何种诉讼”这一基本问题。目前主要存在两种解决路径,即技术进路和规范进路。进入法典化时代,在立法形式上宜采用生态环境法典+气候变化应对法的形式。为准确判断和辨识气候变化应对案件,在立法内容上应从因果关系角度转向以诉讼标的来解析“气候变化诉讼”,从权利本位构建模式转向以国家义务作为诉权基础。同时在坚持“义务论”基础上选择和完善气候变化行政公益诉讼。在起诉主体上,以监督权为基础赋予社会组织补充起诉实施权,在审判对象上,以充分保障气候环境利益为基础授予法院针对部分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