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吸纳执法:乡镇行政执法何以运行——基于中部多个乡镇综合执法改革的经验考察

近年来国家不断强调治理重心下移,行政执法权下沉是其重要表现。以执法下沉为目标的行政执法改革旨在通过行政执法权的属地化配置缓解乡镇治理权责失衡的困境,促进基层治理规范化。但实践中,乡镇行政执法形成“治理吸纳执法”的运行特征,即行政执法作为“条条”体制下的一种专业化事权呈现出“块块”主导的属地化运作,这源于乡村社会的弱执法需求以及伴随多中心工作而来的乡镇治权弱化。行政执法下沉客观上为乡镇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但并未带来预期的执法效益,也没有根本改变乡镇治权不足的结构性困境。乡镇治理权力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基于乡镇治理情景,具体分析行政执法权的性质,才能正确理解行政执法权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定位以及行政执法改革对乡镇治理的意义。

统计行政处罚现存问题研究

统计行政处罚作为强化统计监督、依法治统的有力抓手,对深化统计管理体制改革、防范惩治统计造假具有威慑力和良性引导作用。但现时统计行政处罚过程中存在处罚种类单一、处罚缺乏监管、程序违法等现象,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有待探索。通过制度建设完善和系统体制改革推动统计行政处罚,是现存问题解决的重要路径。完善统计行政处罚制度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如何在情与法、人与统计之间建立良好沟通的桥梁,仍是统计事业与法治工作的研究所向。

构建新型政商关系研究

中国政商关系正在走向法治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但构建新型政商关系面临一些问题,依法行政有待完善、落实“放管服”改革政策不到位、“亲而不清”“清而不亲”等问题仍然存在。提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要完善立法工作、规范执法程序,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强化监督管理、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加强企业经营管理、弘扬企业家精神等建议。研究结论为构建新型政商关系提供参考。

对取水许可告知承诺制的思考

告知承诺制是“放管服”改革的重要创新之一,在取水许可管理领域探索实施告知承诺制,有利于提高水资源管理效率。文章梳理了取水许可告知承诺制的基本概念、发展历程、推行现状等内容,针对取水许可告知承诺制面临的挑战,提出了健全法律法规、夯实管理基础、完善信用管理等相关对策建议,为深化水资源管理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提供参考。

电子政务建设与政府治理变革

电子政务建设具有提高政府运作效率 ,重构政府工作模式 ,提供全天候、全方位的政府服务 ,形成公众参与社会经济管理的新途径 ,转变政府的社会角色等作用。电子政务建设已经成为行政改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表现为从外在的技术形式到内在的组织关系、从表层的政务方式到深层的制度建设的变革过程。基于信息网络的电子政务将推动政府管理向无缝化、一体化、代理化、参与化、企业化和知识化等方面创新和发展。

新公共管理的冲突:对一种统一范式的诘问

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公共管理运动”,既是一种重要的实践活动,又是一种新的行政理论。它对当今各国政府的改革正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但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标签,相反它在理论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在实践中也面临许多冲突。新公共管理的指导原则更多地来自于对再造政府实践的总结和提炼,即使其基本的改革导向,也在不同的国家产生了不同的结果,而且新公共管理在行政控制及维护民主责任等方面也面临挑战。这一切都意味着新公共管理不会成为一种统一的、具有普适性意义的行政模式。

从管制转向服务:中国政府的管理革命——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管理改革30年呈现出一个过程三个阶段的特点。从总体上看,行政管理改革是一个连续的、既相互衔接又不断深化的过程;在这个连续的过程中,不同的时期行政管理改革的重点又有不同,形成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旨在突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中央高度集权的体制束缚,重点是"简政放权";第二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为了适应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重点是转变政府职能;第三阶段行政管理改革是以建设服务型政府为目标,重点是推进政府管理模式的转变。中国30年行政管理改革,始终秉承一个目的、应对三个挑战,体现了一个方向和双重使命。一个方向是要实现政府管理从管制到服务的现代转型,建设服务型政府;双重使命表现为:行政管理改革既是一场管理革命,又是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公民关系、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关系的深刻调整。

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的内涵、作用和局限性

作为一种管理社会的行为,行政审批需要通过特定组织(行政机关)来实施,因而具有引入标准化管理的基础。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规定细化操作细则,也不能局限于公共行政服务的标准化,而应当围绕行政审批改革目标,依法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行政审批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不断优化。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对于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政府职能转变、推行可复制的行政管理体制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但行政审批也有它的局限性,适度、合理的标准是行政审批标准化管理成功的关键。

理性选择与制度同构:省级政府“放管服”改革实施行为及诱因分析

“放管服”改革是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政府管理创新的“先手棋”和“重头戏”,基于省际比较视角,选取国内9个省份的“放管服”改革实施文件作为案例,采用目标—手段链分析和文本分析法深入剖析“放管服”改革实施的整体行为逻辑。研究发现,资源禀赋和发展阶段存在较大差异的各省份,在“放管服”改革的实施目标、实施举措、保障机制等方面却存在较大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是地方政府“理性选择行为”的结果,而理性选择行为逻辑主要源于制度同构中的强制性机制、模仿性机制、规范性机制和竞争性机制等的共同作用。从深入思考“放管服”改革本质,精准设置改革短、中、长期目标,发挥改革保障机制实效,勇于创新和优化现有制度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城市经营误入歧途之机制浅析

城市经营是近几年来城市管理和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但众多学者和城市管理者在城市经营的现实基础、内涵本质、所遵循的基础理论和所面临的问题等方面并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虽然城市经营表现出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其内涵和本质是以提高城市竞争力为目标;城市经营的理论基础可以从蒂伯特模型、政府再造运动和布雷顿竞争性政府的概念中去寻找;片面理解城市经营不但会造成土地等城市资源枯竭、加重企业和群众负担以及城市负债过度,而且极易诱发金融风险;要防止城市经营走入歧途,不仅需要彻底解决地方政府财权事权不对等的问题,完善城市管理的立法工作,还需要全面反思城市的土地经营思路,规范政府行为和市场秩序的重建。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行政改革:背景、理论、举措与经验

最近 2 0多年来 ,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股行政改革的浪潮。本文分析了这些改革的动因和理论基础 ,评析了改革的主要内容与举措 ,并对改革的成败经验进行了简要总结。

公共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实践发展——由传统公共行政到公共管理研究之二

在公共管理模式形成的过程中,跨学科的综合研究为其提供了多视角的思考和复合性的理论基础;而现实中政府因面临种种治理危机所驱动的持续性政府改革浪潮,为公共管理模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广阔空间。尽管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浪潮仍在持续,公共管理理论研究的理论基础也在不断扩展,但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的取代,既是必然也是现实。

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了政府治理效率吗?——基于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的实证研究

笔者以30个省级政府各自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基于各省份2000—201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对政府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预算绩效管理改革能够显著提升政府治理效率,该结论经过稳健性检验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发现,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的主要路径是通过对财政透明度、财政支出效率与政府行政成本等中介变量产生作用来实现的。异质性分析显示,沿海地区的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率的情况明显好于内陆地区。研究结论为理解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如何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如何利用预算绩效管理改革提升政府治理效率提供了政策启示。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演进轨迹:从“管理”到“治理”

"管理"与"治理"在参与者、目标、过程等方面都有本质不同,由管理迈向治理是政府治道的升华和趋势。改革政府主导模式、转变政府职能是从管理到治理的核心和关键。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应围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健全行政运行机制,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创新政府管理和服务方式,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推动政府治理理念、治理手段、治理途径、权力配置的根本性转变。

论电子政务的价值取向——兼论中国推行电子政务实践的策略选择

推行电子政务,表象上是应用信息通信技术,本质上蕴涵着政府改革目标。作为提升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手段,增强政府能力是电子政务建设的内在诉求。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导向下,中国电子政务在技术与行政的互动创新中发展前行。

政府职能的重大转变:从宏观调控再到宏观管理

十八届二中全会拉开新一轮行政体制改革序幕以来的一个显著变化是:时隔近二十年之后,重提"宏观管理",并弱化曾经长期作为政府首要工作的"宏观调控"的提法。这是基于对近十年来宏观调控及相关工作进行深刻总结的慎重决定,传达出此次改革力图在政府职能这个长期以来久拖未决的核心问题上有所作为的重大信号,并规定着接下来改革的整体思路。具体来说,从宏观调控再到宏观管理,体现出了政府职能将要并且应当在三个方面发生实质性转变:一是由短期性的宏观调控走向综合性的宏观管理;二是由经济领域的宏观管理走向全领域的宏观管理;三是从职责同构与过度集权走向宏观管理与微观管理的合理分工。这三大转变若要成功,需要在准确把握行政体制的中国特色的基础上稳步推进。

创建高绩效政府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

创建高绩效政府是世界性的政府改革趋势,是当前行政体制改革深化发展的必然要求。高绩效政府具有较高的政府绩效,体现了政府的强大能力,能够服务于当前和未来的社会需求,是政府形象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此过程中,需要以公众满意度作为衡量高绩效政府的最重要指标,进一步完善政府绩效管理,共同参与高绩效政府的创建,把创建高绩效政府作为行政体制改革的切入点。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历史沿革及其启示

在整个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晚清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的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的人民公社和“乡政村治”的二元体制模式。中国传统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根本无法支撑一个全面渗透穷乡僻壤的庞大国家机器和现代工业体系,致使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频繁变动且反复无常。下一步的乡镇政府体制改革基本方向和总体目标应该是: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方式,完善“村民自治”制度,培育和发展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和社会中介组织,加快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县乡政府管理模式的变革路径:解析粤省

改革开放30多年,广东省县乡政府管理模式不断变革,在探索中实践着治理理论的精神价值。在县乡区域管理的现实情境中,促进与制约县乡政府管理模式变革的动力与阻力反复博弈,使得广东省县乡政府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创新之路,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政府转型方面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虽然未来的变革仍然面临一系列的困境与难题,但是现有的路径会对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现有的经验会对全国的政府改革产生良好的启示作用。

20世纪初工商企业的科学化管理与美国政府的行政改革

在工商企业科学化管理运动的推动下,20世纪初,美国地方、州和联邦等各级政府都把追求"效率"作为政府管理与改革的主要目标。在公共行政管理科学化的过程中,20世纪上半叶,逐渐形成了以"职位分类制度"为主要特征的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