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行政执法改革过程中的多维结构变迁与能动者策略

推动执法权属地化与综合化是夯实基层政权建设的重要一环,但在政策实践中,并不必然带来治理效能的提升。事权下放后,基层治理结构的实质性变革如何形塑执法主体的行为策略,以提升事权承接的有效性,是亟待回答的重要议题。文章从“结构—过程—功能”的视角出发,对一个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进行系统考察,构建理解多维结构变迁中能动者策略生成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改革过程中,综合执法部门所嵌入的横向结构在权力、责任和资源维度发生系统性变迁。执法主体在基层治理结构所设定的规则约束与行动空间中,基于复杂性和概率性两个维度,划分四种类型的执法任务,并能动地创设动员式、裁剪式、扩容式等执法策略,衔接再配置的结构性要素与复杂外部事务治理环节,从而有效回应“块块”运作规则和事权下放的内在要求。

市县国土空间规划“双层级”村庄分类研究以山南市乃东区为例

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地开展村庄“定型”,是实施分类指导的必要前提。在各地灵活丰富的村庄分类里,介入自然聚落尺度是近期兴起的创新来源。文章以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为例,将传统单纯围绕行政村展开的村庄分类流程,扩展为由自然聚落与行政村尺度共同构成的“双层级”村庄分类技术框架。研究认为,行政村内自然聚落间的强烈异质性及聚落发展的实心化,是应用“双层级”村庄分类理论模型的重要条件。研究提出,“双层级”村庄分类方法由“政策判定+潜力评估+镇村酝酿”的自然聚落分类方法、“占比测算+矩阵构建+系统聚类”的自然聚落→行政村类型转换方法、二次镇村酝酿基础上的行政村分类方案生成方法等共同组成,具体的分类流程需落实聚落定性、聚落测评、聚落分类、类型转换、行政村分类等5项主要环节。理论模型在山南市乃东区国土空间规划中得到了实际应用,识别出5类自然聚落,制定了主导式与并重式的两种行政村类型认定规则,提出了“融保聚改”的四类型行政村分类方案。分类过程及工作成果得到地方积极正面反馈,验证了“双层级”方法的有效性。该研究旨在丰富市县国土空间规划的村庄分类布局思路。

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路径的逻辑辨识与行动方略——基于行政型体育组织的考察

从组织管理过程的基本属性行政化入手,依托结构功能主义与组织行为学观点,以个体行动作为逻辑起点,对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实践样态加以剖判并进行类型学建构,归纳其在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的3类建设路径,由此判辨各路径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再结合“制度-利益-观念”概念性框架对其进行消解,进而探索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未来的行动方略。研究认为,我国高校高水平运动队主要呈现出“层层加码”“水平比码”“主体择码”3类建设路径,且分别存在制度环境的行政力量产生锁入效应、高校职能部门间利益分配的非帕累托改变、行政官员对多重建设目标的选择偏颇问题,而这可从制度的规范引导、利益的有效激励和观念的柔性约束3个方面对其进行改善。

贝叶斯优化模糊聚类地级行政区声环境

声环境功能区划是噪声污染管理的重要手段。当前声环境功能区划研究大多是基于某个特定的地级行政区来进行的,难以反映各地级行政区声环境的异同。该文基于134个地级行政区的人口、面积、各声环境功能区面积和及面积占比,进行地级行政区声环境表征和归一化处理。以轮廓系数作为聚类有效性评价指标,基于贝叶斯优化模糊聚类方法对地级行政区声环境表征进行聚类分析。通过与谱聚类、K-medoids聚类、高斯混合模型聚类的聚类性能对比,验证了该方法的有效性。结果表明,我国地级行政区声环境分为9类,城市规模和用地情况发生显著变化导致其声环境表征和归类发生变化后应重新评估当前噪声污染管理政策,并借鉴同类的地级行政区的噪声污染管理政策做出必要的调整。

明代府州县的繁简与等级划分——以江西为中心的考察

从秦汉到元朝,皆以户口数量为主要指标,兼顾政治地位、地理位置、经济水平等因素,把地方政区划分为若干等级。明太祖一改前代做法,先是以税粮为标准把府州县分为上中下三等,旋即又综合考虑税粮多少以及地理冲僻、事务繁简、负担轻重等因素把府州县分为繁简两等,开启了主要依照事务繁简和地理冲僻等因素划分政区等第的新趋向。到明代后期,繁简两分法被进一步发展为上中下三等制。从江西各府州县的相关资料看,上、中、下等级与政务繁简、道里冲僻、治理难易等因素之间具有一定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对应并不严格,说明政区等级评定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论采用何种标准都难全部适用。

末梢治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筑牢基层基础的实现路径

基层在国家治理结构中处于基础性地位。基于弥补科层化治理回应性不足以及破解治理“悬浮化”的需要,突出人民性和精细化的对基层的末梢治理应运而生。顺应属地管理和属性治理相融合的趋势,末梢治理把被动式治理转化为积极回应式治理。除了治理重心下沉和治理空间拓展之外,它还推动基层社会的安定有序且充满活力。通过构建“纵向到底与横向到边”融合共生的闭环式治理体系,它彰显制度优势以强化组织基础,注重治理为民以夯实社会基础,拓展治理空间以提升能力基础,重视数字赋能以稳固智治基础。依托组织协同、社会联动和民众参与的共同缔造机制,它积极调适治理结构、优化治理理念、调整治理策略并完善治理机制,增强敏捷治理和回应能力,进而更好地筑牢基层基础。

基层治理中的双向压力型体制及其运行逻辑——基于H镇网格化管理的个案分析

压力型体制作为本土概念业已成熟,但现有研究大多关注上级压力下传的单一向度,忽略了压力型体制对基层服务需求的主动回应。H镇网格化管理的案例表明,在基层治理场域中存在双向压力型体制。这种体制以二重性的压力运行过程应对上级管理要求和群众服务需求的两大压力环境。通过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压力的对流与互通,分别回应了上下差异性任务需求,也让两侧压力环境分别实现了势能释放和能量互补。双向压力型体制的概念是沟通压力型体制经典框架和基层治理经验的中层理论,凝练了基层实现服管结合的有益经验,蕴含着我国基层治理的独特逻辑。

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的信息通信技术与街头官僚问责制:理论述评与模型构建

拥有自由裁量权的街头官僚广泛介入公共事务故需要问责制,但因街头环境的特殊性而长期存在问责困境。数字时代信息通信技术(ICT)被寄予厚望,但未聚焦街头官僚问责制,反而引发ICT对街头官僚自由裁量权的“限权—赋权”争论。本文首先回顾李普斯基对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定义,其群际关系与行为模式取向要求区分问责主体、关注街头官僚的感知和行为,归纳街头官僚可问责性的事实可能性与价值适当性。其次在述评宏观技术与制度视角、中观组织与ICT类型,以及微观“政府端—公民端”感知问责与应对/问责行为三个层面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行为公共管理视角下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制的分析模型。最后进行未来研究展望,以期夯实数字时代街头官僚问责的微观基础。

整体智治理念下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的逻辑基础与规制路径——基于对龙港市“一支队伍管执法”的观察

在全国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实践中,“一支队伍管执法”主要集中在乡镇(街道)层级,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是龙港市推进新型城镇化综合改革探索的创新实践。龙港市综合行政执法改革遵循“不建机构建机制,不增层级增协同”的原则,遵循条块协同、整体智治理念,将专业化、数字化、科学化嵌入改革全过程,使法治、协同、效能、服务为民等价值属性统一于县域行政执法领域,形成独具特色的“市直管社区”综合行政执法地方实践。整体智治作为政府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基层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其核心逻辑表现为将制度和技术嵌入治理过程,重置治理结构、重整治理资源、提升治理质效。构建综合行政执法整体智治的治理机制,通过“执法队伍—执法手段—执法程序—执法监督”全过程闭环、多维度规制路径,能够有效破解当前县域“一支队伍管执法”在执法理念、体系构建、体制重整、规范配套及队伍能力尚存短板的难题,保障县域综合行政执法改革成效。

天津某三甲综合医院国际人才引进实践

以天津某三甲综合医院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引进措施为案例,介绍了该医院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的总体概况、目标要求、申报条件、资助情况、考核管理及实施成效等。认为应充分重视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引进工作,科学规划,构建综合性、国际化的人才引进管理体系;优化服务,为国际人才融入提供各项安置措施;双重保障,引入咨询津贴和科研资助双项激励;强化考核,建立国际特殊人才考评任务分解机制;闭环管理,全力构筑全链条科技人才发展生态。

医保视角下新药创新性认定与价格管理政策的国际对比分析

目的为我国创新药价格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基于我国创新药医保管理现状,对比分析国际典型国家或地区创新药认定与价格管理政策,提出完善我国创新药价格体系的建议。结果与结论中国台湾地区、日本、澳大利亚、德国以及英国对于药品创新性认定与分级、区分定价以及后续价格管理3个环节做法不同,但整体而言,都是主要依据药品的临床价值进行创新性认定和分级,依据分级进行差异化定价,并采用风险分担协议或主动价格调整进行价格管理。基于国内外政策对比,建议我国在创新药管理中进一步明晰创新的内涵与分级,应用多种定价方式促进创新分级管理,探索引入风险分担协议,并进一步构建主动药价调整机制,以完善我国创新药价格体系。

“危险的故事”: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叙事的层次探析

叙事是一个认知框架,是理解和诠释的工具,大国战略和国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离不开叙事。国际关系中的叙事具有明确的分析层次,拜登政府从国际体系层面、国家层面和(国内)议题层面分别编织了“中国是胁迫力量”“中国是威权主义国家”和“中国是不负责任的竞争者”三重环环相扣的“危险”故事,揭示了美国继续从大国竞争的角度看待中美关系的本质。在叙事实践中,拜登政府的三重叙事分别与美国安全叙事、身份叙事、发展叙事相契合,在国内建构了“中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发展”,在国际社会塑造了中国是“国际秩序破坏者”的假象,为美国凝聚国内共识、推进政策实施、在国际社会贬损中国形象以及争夺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契机。由此,这三重叙事也成为现实政治中拜登政府推进对华战略竞争的有力工具,凸显其在国内获得政策合法性,在国际上赢得盟伴信任、支持并构筑对华竞争“统一战线”的战略意图。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叙事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提高中国行动成本、降低自身战略成本的方式实现“竞赢”中国的战略目标。对拜登政府对华竞争叙事层次的系统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化对美国对华竞争的认识,为更好地建构对己有利的国际叙事奠定基础。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

秦代县级行政文书传递用印规范分为一般情况和特殊情况两个方面。一般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使用令、丞印是主要方式,诸曹少吏用“迁陵印”传递其职权范围内的文书。特殊情况下的行政文书传递,“假官”用印遵循相应等级,使用本官印或小官印。使用私印的情况,是由于未建立完备的用印规范体系,受旧俗影响相关的规范也未被很好地实施。

何以千差万别:关于行政执法权下放的观察与反思

行政执法权下放是一项系统工程。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呈现出巨大的地域差异。在下放清单的制定主体方面,就有省级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地级市人民政府决定下放清单和县级人民政府制定下放清单这三种模式。在下放事项的范围方面,经济发达地区下放的数量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城管综合执法事项的多少、执法事项的专业程度、街乡的承接能力和职能部门的执法能力都会对执法权下放的范围产生影响。授权、委托和派驻是执法权下放的主要方式。这三种下放方式各有其最佳适用场景,执法权下放改革应当因地制宜,不宜一刀切地将某种方式作为标杆。在人财物配套方面,少有地方能做到人随事转,执法经费欠缺、执法物资保障不足均是相当突出的问题。行政执法权下放改革的千差万别是我国地域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下一步改革应充分尊重地区差异,尽可能地给予地方政府较为充分的自主空间。

历史演绎下的村落空间营造研究——以楚雄市云龙村为例

以当今国家重视乡村振兴为契机,阐述经历行政等级降低与多个时期的历史事件后云龙村的生产与生活空间产生严重割裂现象,基于历史演绎视角对云龙村的村落空间格局、村落街道及防御空间、建筑空间现状进行梳理,剖析其历史演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村落空间问题,提出历史演绎角度介入的必要性。并提出“区域分析-差异发展-景点串联”,“特点挖掘-划定基调-分区营造”,“合院式-杂院式-组团式”的三个具体的村落空间营造途径,试图促进云龙村生产与生活空间之间的协调发展。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社保经办机构去行政化的体制困境与改革思路——基于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改革前后名称变化及改革后职责的分析

通过梳理全国32个省级行政区(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改革前后名称变化及改革后职责,发现本轮“去行政化”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但并未做到完全“去行政化”。究其原因则是“去行政化”面临属地管理和政事“分而不离”两大特殊体制困境,前者使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必须跨行政层级对市县两级经办机构进行管理,后者使省级社保经办机构承担了对社保经办服务体系运行进行规制与监管的职能,使其与政府行政管理部门的管理“分而难离”。要突破这两大体制困境,实现省级社保经办机构“去行政化”,必须改革社会保险管理体制,通过健全政府行政部门的社会保险管理职能,重新确定部、省、市、县四级经办机构职能职责并统一机构名称,将经办服务体系与各级人社部门剥离并实行垂直管理,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与有效激励约束机制等措施,从职能职责、机构名称、组织关系、管理模式与用人机制等五方面“去行政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县域商业体系建设的对策研究——以山东临沂市河东区为例

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本文以山东省临沂市河东区为例,旨在研究乡村振兴背景下如何推动县域商业体系建设,推动较发达乡村经济发展。河东区有发展县域商业的优势,并取得了一些成效,特别是在商业基础设施建设、物流、电商、消费模式等方面取得较大进步,同时也存在着一些困难与短板。本文从制度建设、商业网点布局、消费市场、电商物流等方面提出对策探索,以期指导乡村经济发展及县域商业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