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特色调解型行政复议模式

调解原则载入总则规定之中,是《行政复议法》修改的一大亮点,预示着中国特色调解型行政复议模式的生成。依法化解矛盾纠纷成为各级政府分内职责,行政争议实质化解成为新兴政法话语,复议化解行政争议主渠道地位的实现,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调解型行政复议模式的社会背景。就规范内涵而言,调解优先、应调尽调是新模式的基本特质,调解覆盖到各类型行政复议案件、贯穿于行政复议办理全过程、调解结案方式和效力多样化则是新模式的核心要义。中国特色调解型行政复议模式的有效运作,需要从加强行政复议人员能力建设、建立科学考评体系和充分借助体制内外力量等方面予以保障。中国特色调解型行政复议模式的发展,将重塑行政争议化解整体格局,进一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清燥救肺汤立体时相给药治疗放射性肺炎的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清燥救肺汤加减立体时相给药对放射性肺炎(RP)的治疗效果。方法:选择接受胸部三维适形放射治疗,同时中医辨证为痰热阻肺型的肺癌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随机分为对照组和观察组,每组50例。对照组患者采用单纯放疗,观察组在放疗基础上,给予痰热清静脉注射联合清燥救肺汤加减立体时相给药,于治疗结束后评估2组患者临床疗效及RP发生率,观察2组放疗前、中、后中医证候评分及血清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转化生长因子-β1(TGF-β1)、白细胞介素-6(IL-6)的水平变化,观察患者放疗前后肺功能指标卡诺夫斯凯计分(KPS)评分的变化。结果:观察组RP发生率较对照组明显降低,临床总有效率明显优于对照组(P<0.05);2组中医证候评分及血清TNF-α、TGF-β1、IL-6水平于放疗后不同时期均明显降低(P<0.05),与对照组比较,观察组放疗后2个月、4个月及放疗结束时中医证候评分及血清TNF-α、TGF-β1、IL-6水平明显降低(P<0.05);观察组肺活量(VC)、用力肺活量(FVC)、第一秒用力呼气量(FEV1)、FEV1/FVC肺功能指标及KPS评分较对照组显著提高(P<0.05)。结论:痰热清注射液联合清燥救肺汤立体时相给药可有效减轻放射治疗所致的放射性肺炎,通过降低血清炎症介质水平,改善肺功能起到减毒增效作用,对提升患者生命质量,提高放疗安全性和有效性具有积极意义。

渐进循环:基层协作治理纠纷的逻辑——以J市S镇上锁纠纷为例

行政调解是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就过程而言多为多元协作的渐进式调解。本研究基于Ansell和Gash的协作治理理论,建构本土化的渐进循环协作分析框架,以J市S镇上锁纠纷为例,探究渐进循环式行政调解的治理逻辑及所蕴含的中国式解纷之道。研究发现,政府引导与民主决策、部际协作与分级治理、法理相助与情理相济是实现解纷目标的重要基础。同时,解纷过程中需注意:规范调解过程,将争吵关进制度的笼子;明确解题方案,针对问题实施有效调解;重视信任构建,提高协作的信任水平;加强群众自治,构建多级调解序列。

行政争议诉前调解的功能定位和制度设想

目前,我国已有不少学者对行政争议诉前调解进行了探讨,但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机制上,当下的调解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从功能上看,它是行政诉讼繁简分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全国范围内的一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实现司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平衡,也是实现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的一种有效手段。就调解机制的构思而言,应从调解的主体、纠纷的适用范围和启动方式三个方面入手;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应考虑到诉前调解与司法确认、诉讼程序的衔接等问题,以期达到诉源治理与实质解决纠纷的目的。

双网互嵌:基层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逻辑理路和实践进路——以T市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模式为例

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协同化解需要行政调解网络与社会调解网络的要素协作与功能耦合,双维网络的互嵌逻辑为破解矛盾纠纷调解障碍、实现协同治理增量提供新路径。矛盾纠纷协同治理的生成理路包括三大核心节点:重组协同治理理论要件,追踪挖掘矛盾纠纷化解多元模式的实践行动与运行机制,以及形成社会矛盾纠纷协同治理共同体。协同调解网络的互嵌融合有赖于共识塑造、制度设计、能力建构、条块结合等治理要素的共同作用,矛盾纠纷的多元调解机制及运行模式推动治理方式优化、网络关系重塑与多维空间缔结,激活并优化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调解体系。互嵌化的思维和行动方式为重建协同秩序、畅通多元化纠纷解决模式与协同治理的融合通道提供了新的实践进路。

医院伦理氛围在伦理支持体系与急诊分诊护士道德勇气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目的 探讨医院伦理氛围在伦理支持体系与急诊分诊护士道德勇气之间的中介作用,并为临床实践提供依据,以提升急诊分诊护士的伦理标准和决策能力。方法 于2023年10月-12月,通过便利抽样方法,在湖北省十堰市3所三级甲等综合医院中选取396名急诊分诊护士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社会支持理论,假设医院伦理氛围在伦理支持体系对急诊分诊护士道德勇气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急诊分诊护士伦理支持体系感受调查问卷、医院伦理氛围量表及护士道德勇气量表进行数据收集,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验证。结果 描述性分析显示,急诊分诊护士的伦理支持体系感受、医院伦理氛围及道德勇气的评分分别为(83.35±10.01)分、(100.64±13.49)分、(81.52±10.56)分。相关性分析表示,伦理支持体系得分与医院伦理氛围得分(r=0.833,P<0.01)及道德勇气得分(r=0.820,P<0.01)之间均呈强正相关,医院伦理氛围得分与道德勇气得分(r=0.887,P<0.01)也显示出强正相关性。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表明,各项拟合指标优良,医院伦理氛围在伦理支持体系感受与道德勇气之间具有显著的中介作用,间接效应值为0.492,95%CI为0.489~0.685,相对效应值为51.52%。结论 医院伦理氛围显著地中介了伦理支持体系与急诊分诊护士道德勇气之间的关系,强调了医院伦理氛围在提升护理职业道德标准中的关键作用。

西南彝区“大调解”体系的现状及改进对策——以楚雄彝族自治州为例

西南彝区的“大调解”体系是一种解决基层社会矛盾纠纷的机制,是对“枫桥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地处西南彝区的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各县市在积极探索“大调解”体系的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做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存在共性层面和个性层面的不足,如全国性法律支持不足,与国家司法体系衔接不畅,习惯法与国家法存在冲突,资源配备不足,社会认同度不高,案件处理效率有待提高,“双语调解员”“双语法官”数量不够等。为此,西南彝区的“大调解”体系应与诉源治理、基层社会治理相结合,加强调解组织和调解员队伍建设,以便为西南彝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作出贡献。

论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文本冲突与规范路径

在建设“大调解”工作格局以及将“非诉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的时代背景下,行政调解以其中立性、专业性与权威性深受青睐。但其生存空间却被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所挤压,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关于行政调解的规定在管辖主体、适用范围、程序设置、法律效力等方面也存在着冲突,影响其制度实效。为解决这些问题,有必要根据其适用范围的不同,采取二元结构,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行政调解制度,以实现纠纷的实质性化解,实现社会和谐。

行政复议中调撤结案实质性化解功能之思考

近年来,行政复议角色定位发生转变,使得其实质性化解功能愈为显著。在《行政复议法》修订并实施后,“调撤结案”已然成为实现行政争议案结事了的代表性结案方式。为充分发挥“调撤结案”之实质性化解功能,排除程序空转隐患,复议机关必须在原则和程序两个方面遵循科学公正的基本规则,尤其应根据三种相异情形对撤回复议申请进行不同程度审查,力求作出行政复议调解书。

调解在行政纠纷解决中的兴起及其中国式解读

近年来,将调解适用于行政纠纷解决的立法和实践趋势逐渐增强。与西方因解决“诉讼爆炸”而兴起的ADR运动不同,我国调解制度是一种承载多元社会治理目标的灵活治理工具,呈现从民间到官方,从民事纠纷解决领域到行政纠纷解决领域渐次扩张的演变脉络。有别于大陆法系传统的“公法—私法”二分思维范式和新公共管理浪潮下“合作国家”的理念,行政纠纷调解的兴起折射出我国“国家—社会”二元合一的独特社会治理理念。但是,行政纠纷调解并非没有界限,可以通过“概括+肯定列举+否定列举”的方式为其划定边界,将调解严格限定在法律容许的范围内,避免滥用调解导致对法定职责的规避和对公民合法诉权的剥夺。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研究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机制作为一种新兴的专利纠纷解决机制,既能通过司法确认赋予行政调解协议强制力,充分发挥行政保护高效便捷的优势,又能确保司法发挥主导性作用。但目前该机制存在着立法层面支持不足、司法确认范围不统一、司法确认申请主体受限、司法确认审查边界不清、错误确认的救济机制有待完善、相关主体存在认知偏差等诸多问题。针对以上问题,应该进一步完善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配套立法,科学构建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做好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协议司法确认制度实施的相关辅助工作。

论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限制——以知识产权最新修法为背景

知识产权行政执法自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产生之初即已存在,是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的特色制度,也是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三部主要知识产权法律的最新修改显示,行政执法呈现出扩张趋势,但无论是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考察,还是从知识产权本身特有的属性、法经济学的成本效益分析、服务型政府的职能转变、行政权扩张本性的抑制、社会条件的变迁等角度着眼,知识产权行政执法都应当受到严格限制。我国知识产权法律在修改时可适当保留知识产权行政执法的内容,但应当对其进行严格限制并逐步弱化。具体而言,修法时应弱化对知识产权纯民事纠纷的行政裁决,提倡行政调解,并适时调整行政查处的范围和力度。

环境行政调解的现实意蕴及其制度完善

环境行政调解能够与诉讼方式实现功能互补,有效化解环境纠纷,防止矛盾激化。然而,我国环境行政调解缺乏立法上的具体规定,调解程序不规范,无专门的调解机构和人员。这种状况影响其作用的发挥,不利于环境纠纷的解决。应当从立法、程序、调解机构等方面完善环境行政调解制度。

论2种调解方式结合处理医疗纠纷的新机制

医疗纠纷近年成为社会热点之一,目前医疗纠纷的调解主要采取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2种方式,通过分析两者的特点,人民调解更具有优势。

我国行政调解制度的运作现状与发展课题

官方文件的推崇与实践运作的徘徊构成了当下中国行政调解的现实生态。适用范围的模糊、机构设置的偏颇、程序设计的缺失以及法律效力的尴尬,是行政调解实践所暴露出的主要问题。在多元化纠纷解决体系的重塑过程中,行政调解具有相应的生存空间,理应成为与人民调解、司法调解以及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并列的纠纷解决机制。行政调解法律权威的回归,有赖于激励机制、监督机制以及衔接机制的相互匹配。

医疗纠纷案例处理方式的Meta分析

目的综合分析协商、调解、诉讼等医疗纠纷处理方式的使用情况,以期为完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提供参考。方法搜索近年研究医疗纠纷的相关文献,运用Meta分析方法对医疗纠纷案例研究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和处理,分析各种医疗纠纷处理方式的使用分布情况。结果在引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之前,文献研究中各种处理方式所占比例分别为:双方协商解决65%、卫生行政调解23%、诉讼19%。而在引入医疗纠纷人民调解之后,文献研究中各种处理方式所占比例分别为双方协商解决75%、医疗纠纷人民调解17%、卫生行政调解1%、诉讼6%。结论医患双方协商解决仍为目前医疗纠纷的主要处理方式,随着医疗纠纷人民调解的逐步发展,多元化的医疗纠纷处理机制将日趋完善。

偏离与回位: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制度重构

专利纠纷行政调解制度在我国《专利法》第二次修改时已有明确规定,其具有专业性、权威性和效益型的功能优势,与专利纠纷实质解决的理念是相契合的。然而,专利纠纷行政调解性质定位偏差、调解主体角色错位、调解程序规则缺失、调解协议效力不足等现实问题,严重制约了该项制度作用的发挥。基于此,需要把握行政调解的真实意蕴,立足当事人解决专利纠纷的现实需求,将服务行政理念贯穿于调解的全过程,设置专门的调解机构,规范调解的具体程序,强化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完善相关的配套机制。

林权纠纷的解决方式探析

林权纠纷兼具行政和民事纠纷特征,包含由林权引发的两次行政确认纠纷和民事纠纷,其解决方式主要有调解、行政裁决、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林权纠纷的调解主要是行政调解。在行政解决方式中,存在行政裁决、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的衔接问题。此外,我国正在制定《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仲裁法》,还将出现林权纠纷的仲裁解决方式。调解、仲裁、行政裁决、行政复议构成了林权纠纷的诉讼外解决机制,将与诉讼制度一起在解决林权纠纷的工作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论行政调解的法制建构

行政调解是我国调解制度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大调解"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环节,对解决社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和功能。但是我国行政调解法律制度至今尚未建立起来。本文认为,我国调解法律制度建设的目标是在《人民调解法》的基础上,制定统一的《调解法》,建构较为完备的调解法律制度。当前的重点是建立和完善行政调解制度,建议在《调解法》制定之前由国务院制定《行政调解条例》,建立较为完整的行政调解法律制度,国务院行政法规制定以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先行制定行政调解的地方性法规,将行政调解纳入法治轨道。进而,本文围绕构建我国行政调解法律制度,对我国行政调解的概念界定、行政调解主体、行政调解的范围、行政调解的基本原则、行政调解的程序和行政调解协议的法律效力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讨。

构建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

我国现有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在实践中存在着路径缺失、体系失调和机制分裂等缺陷,学界对引入"合意型"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也有着各种质疑。然而,现代行政纠纷的多样化,决定了只有多元化的行政纠纷解决机制才能满足社会主体对行政纠纷解决方式的多样性需求。为此,应当在完善现有行政纠纷解决途径的基础上,引入和解与调解等合意型纠纷解决方式,并充分重视行政纠纷在行政程序阶段中的预防和解决,由此构建一个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多元化行政纠纷解决机制。同时应该从微观上完善各个具体的制度设计,尤其是对行政诉讼和解与调解制度的立法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