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安机关运用融媒体治理网络谣言的对策研究

突发公共事件中网络谣言的爆发以及融媒体的崛起对公安机关网络谣言治理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分析特定时段网络谣言具有的负面影响和积极因素,巩固网络谣言治理基础。公安机关运用融媒体治理网络谣言的现实困境包括融媒体应对的联动效能差、信息沟通不畅、平台建设良莠不齐、网络谣言治理中监测、引导、管理缺位等,针对问题分析原因,提出公安机关运用融媒体治理网络谣言预警体系、控制体系及防范体系建设对策,以期对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中遏制网络谣言滋生蔓延起到积极作用。

论公共卫生治理的政府责任

多元共治时代,公共卫生治理中政府责任要打破基于行政任务进行责任配置的传统逻辑,将政府责任的厘定置于“公共任务公私合作”和“行政任务公私合作”的双重视域。公共卫生治理中行政机关作为公共任务公私合作的主导者和行政任务公私合作的责任方,在承担领导与促进责任、组织与动员责任、履行或担保责任、监督与救济责任之时,其内部构造差异明显。新时代公共卫生治理体系建构必须着眼于中国式社会治理共同体这一整体性视角,科学厘定公共卫生治理中政府责任的内部法律构造,统筹推动公共卫生治理法治化进程。

高校因治安管理处罚开除学籍的法律限制

基于治安管理处罚等非学术原因开除学籍,尽管具备一定的高校自主权因素,但不能完全遁入大学自治范畴,否则有损大学治理的法治根基。开除学籍属于行政制裁体系中的“惩戒罚”,与治安管理处罚并行适用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应受到三方面的法律限制。其一,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作为形式上的处分依据,仍需符合“过罚相当”与比例原则,使其法律适用具备实体正义。其二,因校外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开除学籍属于特殊情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需达到“情节严重”之程度方可作出。其三,高校对“情节严重”的判定,受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整体约束。同时,高校在“情节严重”要件上的解释仅限于主观层面,在整个情节认定中的作用力有限。

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政府运行保障的形态演变与发展方向

推进公共安全治理现代化是风险社会下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政府运行保障能力的提升是促进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实现的必然要求。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政府运行保障将保障系统优化视为研究焦点,强调复杂风险形势中机关事务部门在统筹管理、增效服务、保障资源方面与其他主体的交互过程。为了从整体上描摹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政府运行保障的全貌,文章构建了制度体系—运行机制—技术手段的分析框架,从过去—现在—未来的历史视角对其形态演变进行分析。这种形态的变化既体现出机关事务管理在历史发展中的自我适应与调节,也标志着公共安全治理模式的升级与转向。在公共安全治理视域下,未来的政府运行保障将在进一步夯实制度基础、明确职能定位、拓宽互动网络、深化驱动机制、推动技术落地以及加强技术赋能中形成更加成熟的制度体系、更加高效的运行机制以及更加有力的技术牵引。

公安机关战时党建工作创新研究

探索公安机关战时党建工作,对于强化公安机关战时战斗力、向心力,确保战时使命任务的完成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各地公安机关对战时党建模式的构筑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取得了大量成果,但在战时认知、职责权限、工作实效、战时保障、品牌宣传等方面仍存在不足之处。为破除上述困境,弥补短板,在新形势下对公安机关战时党建工作开展细化研究,并从认知重塑、权责明晰、保障齐备、组织优化、党建宣传五个角度给予现实回应。

公安机关侦办串通投标犯罪案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策略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引入了招投标制度,这种交易方式对合理、高效配置市场资源,促进公平竞争营商环境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在利益驱动下,利用相关规范不完善、法律相对滞后等制度漏洞,实施串通投标的行为愈演愈烈。近年来,由于受疫情影响,招投标方式发生了变化,串通投标犯罪手段随之变得更加隐蔽,团伙化、职业化特征明显,涉案人员趋向多元化,给公安机关线索获取、案件定性、调查取证、数据分析等打击治理工作带来诸多挑战。对此,应及时变革侦查思维及模式,积极打通数据通道,多元化获取案件线索,利用数据化实战手段突破壁垒,形成多警种、多部门融合侦查的全新办案模式,为全面打击串通投标犯罪赋能增效。

基于多普勒效应和九零法则的农村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思路与策略研究

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推进与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出行需求的快速增长,各类交通安全隐患日渐突出,如何有针对性地开展农村地区交通事故的预防工作已成为各级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亟待解决的问题。根据多普勒效应频率的变化划分出不同的交通事故危险程度,为公安交通管理者提供系统科学的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技术和方法,以九零法则为关键策略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和客运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能够有效减少农村道路交通事故起数和伤亡人数,确保农村地区道路交通安全态势持续稳定向好。

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公安机关的认识、不足与改进方向

认识和把握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的概念、内容与差异,并厘清市域社会治理与城乡基层治理的区别和联系,进一步认识社会治理要求下公安机关的职能任务和面临的挑战。然而,部分公安机关自身还存在一些不足:观念转变不到位,角色定位不准确,管理制度不匹配,学习投入不够等,未能完全适应推进社会治理的需要。提出公安机关的改进方向:转变传统观念,治理方式与时俱进;明确职能定位,提升群众工作能力;推进制度改革,充实基层治理力量;保障学习投入,不断提升综合素养。

规制战略理论的现状及其课题

规制战略理论是行政法学中制度设计方向发展的最前沿成果。其在行政法学方法论近半个世纪的讨论过程中,从传统公法的“权力”“主体”和“利益”定义要素中发展出了新的内容。如突破对“权力”性行政活动的限制,分别在行为形式、行政活动复合构成的行政过程以及诉讼之外的立法和制度设计三个方面获得新的开拓。再如在主体要素方面,突破了国行政组织的范围,将民间主体本身、民间主体与行政之间的协作以及法政策的动态形成过程归入了研究对象范围之内。与此同时,规制战略理论本身也在主体与权力方面开拓出新的理论空间,如在组织方面,关注公益实现的意思形成过程中未必明确且分散的行动者和国家立法者的作用;如在权力方面,除了行政固有的权力性外,从作为股东的国家和作为所有权人的国家的角度关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国家作用。未来,规制战略理论还需要刑事法学、信息技术之间的联系方面的课题。

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困境与突破路径——以检察环境公益诉讼为例

作为一种实践先于立法的诉讼制度,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具有有效化解单一公益诉讼模式局限性,显著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充分保障司法权威、保障司法公平公正等重要功能。但囿于当前法律对于公益两诉一并审理尚未从制度上予以确立,司法实践中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这一制度在诉前程序、级别管辖和举证责任等方面存在一定的矛盾与问题。因此,需要不断探索优化路径来突破两诉衔接上的困境,从而构建检察行政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使得公益“两诉”能够取长补短,最大限度保护公共利益。具体措施大致包括取消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诉前程序,改变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级别管辖,明确举证责任,强化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等。

论行政指导在公安舆情监管中的规范化应用

公安机关作为监管互联网舆情的主力机关,需谨慎应对网络舆情事件,防止出现过度处置或硬性处理,损害公民言论自由权、知情权的情形,如何规范化监管网络舆情更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行政指导具有顺应政府改革趋势、丰富执法手段、保护公民权益的独特价值优势,但是在公安舆情监管工作中仍存在着认识不充分、规范化水平不足等问题。因此,创新公安舆情监管执法方式,推进行政指导在公安机关网络舆情监管工作中的规范化应用,对于营造柔性监管的执法氛围、维护网络社会秩序,保障公民言论自由与知情权不受侵犯具有重大意义。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创新与优化

2023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涉及“处罚程序”章节的修改合计29处,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立案”取代“受理”等7个方面。这对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规则优化和体系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从良法善治的标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基本权利保障规范、正当程序原则条款设计、控权机制优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是应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并将集体讨论作为处十日以上行政拘留决定的必经程序;二是需要明确集体讨论程序的启动程序、参加人员构成、讨论形式及效力等内容;三是继续优化行政程序控权机制,明确和扩大程序条款的规范效力,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拒绝权。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基于协同视域的公安机关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研究

大力推进公安机关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是全面整合警务资源,实现警务作战效能大幅提升的重要措施。从协同视角审视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现状,以问题为导向剖析合成指挥、合成资源、合成力量三个维度,把准警务合成作战机制建设困境之“脉”。通过细化警务合成要素,建设好以信息共享、指挥决策、指挥调度、力量建设、全面保障、战果复盘为目标的警务合成作战机制,不断增强警务合成作战协同效能和优化警务合成作战机制。

高空抛物、坠物民事案件中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职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的民事责任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和分配,特别是创设了国家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侵权的调查权,明确了公安机关对于高空抛物、坠物在不存在行政或者刑事违法的情况下仍需参与和介入,突破了过去高空抛物、坠物依靠私力救济的局限性。从高空抛物这一概念出发,探究民法典对于高空抛物、坠物民事责任的划分,深入探索该类案件中的公安机关提前介入机制。

公安机关鉴定二元监管体制的构建路径

自2017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健全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实施意见》以来,便有学者呼吁合并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鉴定监管双轨并行体制,以达成统一管理。事实上统一的司法鉴定管理并非要求鉴定管理主体的唯一性,而旨在健全统一的鉴定规范、标准与要求,促进司法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双方鉴定监管模式在各自体制内的合理性、稳定性以及相对一致性。面对现阶段公安机关鉴定技术监管难题,单一式的纵向行政管理模式显然难以应对,如不通过改革补足其技术监督机制的缺位可能影响公安机关鉴定质量控制体系的有效运行。因此,应当构建行政管理与行业自律管理相结合的二元监管模式,以完善公安机关鉴定监管体制,使其符合统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下公安机关鉴定的合理定位。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生成与实践审视

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制度意义在于更新治理方式,推求具有风险预防意义的客观法秩序,以及反向推动案件范围的拓展。就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实施而言,在类型维度,包括了秩序行政与服务行政、行政行为与事实行为;在空间维度,监督范围超越自然地理空间和行政区域界限;在功能维度,则会导致司法介入的功能重组,激发整序行政的展开,以及开拓法治化治理空间。然而,案件覆盖范围被不当切割、监督对象被不当限缩以及缺乏跨行政区域的专门性检察机关,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构成了海洋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实施之隐忧,应当对此提出完善方案。

青海地区市级及以上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焦虑、抑郁状况调查

背景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心理健康问题倍受重视。但目前关于青海地区省、市级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心理健康状况的研究尚不充分。目的分析青海地区市级及以上行政事业单位职工的焦虑、抑郁状况,以期为其心理健康促进和心理问题干预提供参考。方法于2022年10月23日—28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选取青海地区市级及以上行政事业单位的3096名职工为研究对象。采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进行调查。结果共1797名(58.04%)青海地区市级及以上行政事业单位职工完成有效问卷调查。检出579人存在抑郁症状(32.22%)。不同民族、岗位类型、受教育程度的职工SDS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9.074、101.488、4.477,P均<0.01);不同民族、受教育程度、岗位类型的的职工抑郁症状严重程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49.196、17.028、160.848,P均<0.01)。检出711人存在焦虑症状(39.57%)。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岗位类型的职工SAS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4.571,F=6.648、3.950、5.243、12.008、22.253,P均<0.01);不同年龄、性别、民族、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岗位类型的职工焦虑症状严重程度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24.361、-3.788、28.365、24.268、25.976、56.204,P均<0.01)。结论在青海地区市级及以上行政事业单位的职工中,约三分之一的职工可能存在抑郁焦虑症状,藏族人群、受教育程度低和公务员普通职工的抑郁症状较严重,30岁及以下、受教育程度低、未婚和专业技术岗位的职工焦虑症状较严重。

《海警法》出台背景下海上治安管理的特性及其规范体系构建

随着《海警法》的颁布,我国治安管理从“一个领域、一个主体、一套法规、一个标准”的一元化模式向陆上和海上二元化模式转变,执法主体照搬适用一元体制的规范体系必然会导致许多问题,同时现行治安管理法规也未完全考虑到海上治安管理在程序、实体等方面的特性与要求,其内容不能完全适应海上治安管理的需要,掣肘海上治安秩序的维护。海洋强国、“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对海洋管理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安全,有效管控海上公共安全秩序,有必要对海上治安管理的范畴、特性进行重新厘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适应新形势的海上治安管理规范体系。

突发舆情中公安机关的话语回应研究——以“某烧烤店打人事件”为例

公安机关话语回应是发挥公安机关职能、提高公安机关公信力的关键因素和重要手段。公安机关应对突发舆情的话语回应质量,直接影响公安机关形象及舆情发展趋势。从话语文本、话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三个维度的分析来看,公安机关应对突发舆情的话语回应特点,包括权威发布的表达模式、严谨平实的话语风格及协商承诺的话语结构。提升突发舆情中公安机关话语回应的质量,应当遵循话语时效原则、质和量的准则、一致性原则,同时直面公众关注,依据舆情发展周期,抓住“真相空窗期”,统一宣传口径,增强话语互动性,创造严谨亲和语言风格,分层分段回应舆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