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土空间详细规划中地方规划单元转型研究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对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传导提出新的要求,也赋予了规划单元新的内涵。随着地方控制性详细规划从一次性编制转向按需编制,全域覆盖的规划单元成为分解落实总体规划要求的空间底板。以部分先行省市为例,从编制技术和治理体系视角探讨规划单元在总体规划—详细规划传导中的作用,研究发现:一是单元层面的刚性管控内容着重体现底线性和公益性;二是划分规划单元不仅是一项规划编制技术,还能形成一套市区间达成共识的公共资源统筹和任务分解方案,将地块层面(尤其是经营性用地)的部分规划权力赋予区级政府,可以提高详细规划管理的动态适应能力。在为地方实践提出建议的同时,对规划立法问题进行探讨,建议相关法规对是否允许各地探索不同的详细规划模式等问题作出规定。

基于GIS和CSLE的山西省土壤侵蚀风险研究

以山西省为研究对象,基于中国土壤流失方程(Chinese Soil Loss Equation)、遥感和GIS空间分析技术,通过合理选择CSLE中各土壤侵蚀因子的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依据《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对2000—2010年山西省省市县3级行政体系的土壤侵蚀风险情况进行了分析,并运用地理加权回归分析方法,计算了土壤侵蚀模型中各因子对侵蚀量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山西省年均土壤侵蚀总量达3.58×108t,平均土壤侵蚀模数为2 287t/(km^2·a)。若以土壤侵蚀强度高于微度为侵蚀风险地区,则山西省存在水土流失风险的地区约占全省面积的48%;(2)11个地级市中,轻度侵蚀城市依次为长治、晋中、晋城、太原、大同、运城和朔州,中度侵蚀依次为吕梁、临汾、阳泉和忻州。106个县级行政区中,微度侵蚀的县有14个,轻度侵蚀的县有61个,中度侵蚀的县有27个,强度侵蚀的县有4个;(3)地形因子对水力侵蚀引起的土壤侵蚀模数具有最高的贡献率,而因子取得最值的位置并不与贡献率最值的位置相一致。

中国基层纵横涵义与基层管理制度类型浅析

该文在阐发基层的涵义横向上不等同于政权、纵向上不等同于乡镇的基础上，论述了基层治理制度的广泛而丰富的内涵，提出了相应的基层治理制度就是表现为政党、国家的基层机构和社会团体与企、事业单位以及城乡群众性自治组织按一定的相互关系直接行使管理权的制度规定。

山西省多级行政单元的数字地貌分布特征

基于最新完成的中国1∶100万数字地貌数据库和山西省地图数据,利用GIS空间分析和数理统计分析方法,获得山西省多级行政单元的数字地貌类型分布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山西省平原、台地、丘陵和山地4种地貌类型分布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比例依次是19.10%,15.77%,14.72%,50.41%;在山西省的11个地级市中,除了朔州市以平原地貌分布为主、运城市以台地地貌分布为主,其他9个城市中分布最广泛的地貌类型均是山地;在山西省的108个县中,平原作为最重要地貌类型的县有19个,台地的有17个,丘陵的有12个,山地的则有60个。

组织吸纳社会:对社会治理共同体作用形态的一种解释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我国继行政发包制、分类控制模式、项目制之后国家治理的第四种范式。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以党组织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和合法性资源聚合而成的合作治理组织网络,实质上是一种"组织吸纳社会"。其主旨是在目标多维与治理资源匮乏的矛盾下,基层政府通过"借力"共同体的组织吸纳,在社会高度组织化的基础上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通过优化党建引领、织密组织网络、激发公民参与、提升政府能力、加强法治保障"五位一体"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一个更为系统、更具可行性的建构路径。

美国地方行政区划若干问题探讨

本文在正确认识美国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基础上．着重对美国的地方行政区划、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和地方行政区划的特点进行了论述．进而讨论了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地方政府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州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对美国地方行政区划的一些比较正确的认识。

浅谈高校二级教学单位教学档案管理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本文从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评估与二级教学单位管理的实际工作出发,阐述了档案管理的主要内容和作用,总结和分析了二级教学单位教学档案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事业单位行政级别制改革初探

事业单位是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生成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长期以来,绝大多数事业单位都隶属于各个国家部门,依照等级制度来管理,事业单位及其正式从业人员均有行政级别。目前,这一现状正日益成为制约事业单位改革的瓶颈,如何对这一体制进行改革及事业单位将要走向何处,关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本文将从更新理念、改善外部监管和内部治理结构、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论述事业单位行政级别制改革的路径。

清末民初同城治所裁并初探

清末,各地纷纷筹建各级审判厅,为避免司法机构重叠同时又能筹集所需经费,从江苏省开始裁并同城州县始,即用所节约经费和旧衙署建立审判厅。在实际操作中,有些省并不存在同城州县,就裁并与之相仿的同城府县。辛亥革命后,南方各省延续了清末裁并同城治所的措施,但裁并模式不一。《划一令》颁布后,各省实行裁府留县或改府为县,治所同城现象也基本不存在了。清末延续到民国初年的同城政区治所裁并不仅由原来同城州县扩展到同城府县,而且范围也从江苏省扩展到全国。

基于县(市、区)的京津冀城市群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

中国城市群的飞跃式发展带来空前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引起了发展与保护的严重矛盾,如何协调城市群生态与经济的关系成为关注热点。但目前针对中国城市群协调发展的研究多局限于省(区、市)级单元,较少关注县(市、区)尺度。因此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之一的京津冀城市群为例,构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2018年的县(市、区)协调水平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城市群经济差异极大且不平衡的趋势加重,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主要集中于京津和河北省地级市市辖区,呈现以京津为核心的聚集团状结构和以多个地级市市辖区为散点的点状结构;(2)城市群整体生态水平“先恶化后优化”,高生态水平县(市、区)前期主要集中于城市群北部,后向南扩张;低生态水平县(市、区)主要位于城市群中东部京津地区和河北省地级市市辖区,在研究中后期数量逐渐减少;(3)协调度失衡情况严重且未能得到改善,靠近京津中心和冀地级市市辖区的县(市、区)协调水平普遍较高。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构建区域协调发展共同体、建立“大中心多组团”的空间结构、合理布局产业分工、强化生态发展模式和生态补偿模式等建议。

从“东西对立”到“内外有别”:西汉国家政治地理结构演变——以《二年律令·秩律》《汉书·地理志》郡级政区排序为视角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政区排序显示,汉朝存在以内史为核心,自西向东排列“关中郡”“关外郡”两个政治地理层级。这种政治地理结构乃针对关东诸侯王国而建设,呈“东西对立”态势。汉武帝元封年间,汉朝政治地理结构发生重大转变,汉郡分化为边郡、内郡。内郡中的弘农郡、“三河”地位抬升,带有“准京畿”的特征。由此汉朝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形成以三辅、弘农郡、“三河”为核心,外围环绕内郡,再环绕边郡的圈层政治地理结构。诸侯王国被纳入汉朝国家政治地理结构后,政治地位与内郡相似。《汉书·地理志》郡级政区排序虽然呈现“京畿—内郡—边郡”政治地理结构,却将王国排列于边郡之后,同时强调“关中郡”的特殊地位,与西汉末年国家政治地理构造实况存在一定差异。这体现出汉初“以关中制关外”“封藩屏蔽”的政治理念对政治地理观念的塑造,仍发挥作用。

过去2200年中国县级政区设置的时空过程与格局

行政区划历史沿革既是历史地理学的重要研究内容,也是政治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行政区划变迁过程研究是行政区划史的基础,复原和分析历史上长时段政区演变的全过程,是探索地方行政制度变迁规律和治理能力的基础支撑。从历代正史地理志等原始史料出发,梳理了过去2200余年(221 BC—2021年)中国县级政区设置的长时段演变过程和空间格局变动特征。研究表明:①中国历代县级政区的数量总体上呈增长趋势,但变化很平稳,唐代与清代是增设县数量较多的朝代,达到两个历史峰值。明清尤其近代以来,增量持续增加,体现了边疆开发与县制扩展的历史进程。②历史时期统县政区的管辖幅度(辖县数量)主要呈不断缩小的趋势,由秦代统县政区平均辖县21.3个下降到2021年的8.5个。③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的设置呈空间扩展趋势,西晋、辽宋金等时期亦有局部向内收缩。历代县的设置主要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中心起点逐渐向外扩展,各区域内部的县级政区的分布密度亦持续增加。④黄河中下游地区(今河南、河北南部及山东等地)长期为县级政区分布高密度区,成都平原、关中盆地及山西汾河流域等地的县级政区分布密度也较高。⑤过去2200年县级政区设置重心在南北和东西方向上的变动幅度都大约为3°,均位于当前中国几何中心的东南方向。历代县级政区设置重心变化具有显著的地理意义,基本上与历史时期人口/经济重心的迁移过程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