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三大价值转向

马克思主义将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作为最高价值追求,主张人的自觉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应得到全面发展。进入新时代,高等教育在教育需求、教育目标、人才规格、培养方式、评价标准等方面发生重大转变,更加注重人的个性发展,迫切要求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实现三大价值转向:科学选才观由单一高考总分标准转向以高考分数为主、兼顾多元标准,公平选才观由片面追求形式公平转向更加注重实质公平,高效选才观由一档一投录取转向一档多投、智能匹配。高校招生录取制度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学生专长特长与高校多样化特色专业的稳定匹配,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和社会和谐发展。

我国体育单招制度的演进、问题与改革策略

体育单招作为我国高校入学考试招生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是深化体教融合、保障运动员升学的重要途径,承担着选拔和培养体育人才的重任。我国体育单招制度历经制度初创、框架形成、快速发展和深化改革四个阶段,其演进特征表现为:招考规模从小到大,招考形式从院校自主组织到全国统一组织,招考院校从个别体校到多种类型院校,招考目标从单一的退役运动员群体到包含体校生、运动员和普通高中生在内的多样化群体。当前,体育单招仍存在宏观调控不足、考试方法及标准不完善、招录政策不合理等问题。今后应加强宏观调控,完善框架体系及流程,优化体育专项考试方法和评分标准,通过提高文化成绩占比、参考综合素质评价材料、细化录取项目分类等进一步优化招录政策。

新高考改革十年政策执行分析与优化调整

新高考改革实施已十年,其政策的初始目标为释放选择权、推动教学变革、转变评价录取方式,这些目标的完成情况较好。然而受多种因素影响,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存在“释放选择权”机械性执行、“推行走班教学”选择性执行、“实施多元评价”象征性执行等问题。为推动下一阶段新高考改革政策的有效落地,需要从政策的前期准备、执行主体和改革环境三个方面进行优化调整,以加快建设中国特色考试招生评价体系。

中国高校统一招生录取制度的演进与改革

中国高校招生录取制度70余年的演进历程异常复杂,统一性特征却从未发生实质变化。分省录取与分批录取是中国高校招生录取制度统一领导与分散办理相结合理念的重要体现。科学的投档录取模式是保障高考制度运行的技术基础,先后探索出分段投档、梯度志愿投档、院校优先平行志愿投档、专业导向平行志愿投档四种主流模式。中国高校统一招生多元录取标准整合模式一直处于探索之中,共经历了兼顾政治标准与学业标准、高考加分政策体系化及其调整、基于综合评价统一招生录取三个阶段。中国高校招生仍需坚持统一录取制度以统筹谋划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保证必要的公平,亦需扬弃结合、破立并举,合理调控统一与多元的张力,把高考制度的科学性提升到更高水平。

台湾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引导学生素质发展的历史、机制与经验

高校招生考试作为上连高等教育和下引基础教育的枢纽环节,对于引导学生素质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为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素质需求的变化,我国台湾地区高校招生考试制度历经了知识本位导向、能力本位导向和核心素养导向三个发展阶段,至今已形成以多元化入学通道促进多元人才培养、多面向综合评价引导学生全面发展、多资料参考录取激励学生适性学习的三大作用机制。结合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目标,台湾地区高校招生考试改革的历史经验与作用机制,对于中国内地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校招生考试制度体系具有三个方面的启示:1)优化多元入学通道体系,增强多元通道的入学分流功能;2)完善综合评价招生机制,加强综合评价的学习引导功能;3)发挥高校招生主体作用,赋予高校更多自主选才职能。

追求质量: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核心动力

追求人才选拔质量是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核心动力。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在考试科目、录取模式和招生方式三个关键领域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探索。考试科目不断优化,经历从分科考试向选科考试的转型,以便提高学业质量;录取模式持续变革,着力于协调国家计划与考生志愿的矛盾,从而提升匹配质量;招生方式推陈出新,重点构建了多元取才的选拔渠道,进而兼顾多元质量。中国高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只有坚持双重立场,兼顾质量的客观性和主观性,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

数据技术支持下美国高校招生录取改革经验及启示

如何在高校招生录取工作中综合利用各类数据信息,已经成为各国教育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研究者共同关注的议题。在数据技术支持下,美国高校从招生理念重塑、招生指标完善和招生公平保障等维度对本科生招录评价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创新,具体包括基于业内数据制订招录计划、整合运行数据更新招录评价方式、依据学业数据评估学生素质、分析追踪数据识别申请人选、汇总监测数据调整招生政策等。这些改革创新对我国高校招生录取工作的启示包括:建立健全本科生招生数据管理制度,大力支持数据技术研发,加强招生工作队伍专业化建设,吸纳社会专业机构参与招生评价工作等。

新高考录取机制改革对本科录取匹配质量的影响——基于高考录取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轮高考录取机制改革,主要表现为投档方式从院校平行志愿改革为专业组平行志愿或专业平行志愿。基于2019、2020年北京、天津、山东、重庆、河南五省(直辖市)高考录取面板数据,通过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进行经验分析发现:专业组和专业平行志愿改革的平均效应均是提升考生与本科高校之间的录取匹配质量;专业组平行志愿投档更有利于考生与“双一流”建设高校之间的匹配,而专业平行志愿投档更有利于考生与双非高校之间的匹配;大多数情况下,专业组平行志愿改革对录取匹配质量的影响程度小于专业平行志愿改革。

我国职业教育高考政策评估与优化——基于31个省份的相关政策文本分析

职业教育高考作为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的重要抓手,是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以2022年全国31个省份218份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文本为依据,对职业教育高考政策制定成效进行测度。研究发现:职业教育高考政策制定的整体目标达成度仅为69.36%,不利于彰显类型化评价理念;招生计划优化分配效果不佳,成为制约职业教育高考公平的重要因素;“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成为主流,但质量差异明显;面向中职学校招生指标增加明显,但对特殊群体照顾不足;考试监督机制成为常态化机制,但考试宣传力度与宣传效果较弱。为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高考政策,一是国家层面要制定操作性强的职业教育高考政策标准体系;二是建立职业教育高考政策制定的多渠道监督机制;三是明确职业教育高考政策定位,提升社会影响力;四是落实职业教育高考政策制定的成效自查、公开机制。

哪些本科专业在高等教育招生端更有市场?——基于2005—2021年浙江省高考录取数据的统计分析

不同专业客观上存在报考热度差异,直观体现为录取分数的差异。录取分数作为自由选择和人才选拔的制度化产物大有学问。文章基于2005—2021年浙江省高考录取数据,统计了208所本科院校所有专业在浙江省的录取平均分,以此为基础构建录取分首位率、录取分势差等多指标对不同专业开展多维比较分析,揭示不同专业在高等教育招生端中的市场差异及其变化规律,识别并重点讨论最具生源吸引力的20个本科专业,从中得到一系列重要结论。发掘蕴含在相关结论中的本质问题产生如下理论启示:一是各专业的录取分数除了反映生源水平,本质上是招生供求关系的信号。二是新高考改革后的生源格局重构昭示着高等教育机会需求结构的质变。三是从“财经热”到“师范热”暗含着人们择业价值取向变化的信号。这些启示可为高等教育专业结构调整、招生录取机制优化、供求关系宏观管理等事项提供政策思路。

招考一体还是招考分离:我国职教高考改革中的考试招生关系研究

职教高考制度的提出,源自于现行单轨制高考的种种弊端日益凸显,作为职教高考制度建设进程中的重要一环——招考关系,其理应得到深入讨论与研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视角,梳理我国高职院校招考关系的演进脉络,发现职业教育招考模式改革的核心是协调职业院校和政府之间,围绕自主发展权和职业教育治理的国家事权所形成的关系,本质是对教育资源分配权的博弈。近年来中央政府发展职业教育的新思路催生了招考分离的土壤。从招考一体到招考分离,有利于提升考试工作的专业性与效率性、促进跨专业创新人才与特色人才的培养、维护高职院校的自主招生质量。然而,实施招考分离仍存在高职院校招生的“关系”之忧、高职院校的招生能力之忧、中职的教学工作之忧以及学生的备考成本与负担之忧等疑虑。未来职教高考的招考关系改革,应处理好中央、地方和学校在招考分离制度中的权责关系,建立第三方评价机构和项目认证制度,把提升学生对职业院校的选择自由度作为招考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以确保高职院校招考制度改革在正确而合理的方向上进行。

浅析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

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的本质是服务人的现代化,其价值追求是通过职教高考的导向作用,促进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和培养,满足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的客观需要,回应人民对满意教育和多元教育的必然要求。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的选才原则是公平、科学、效率,战略任务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化定位、推动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体系构建。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应以观念更新推进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征程、以试点实施稳健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步伐、以理论研究指导中国式职教高考现代化实践。

新高考选科选考改革的困境与纾解——基于信息传播理论的视角

新高考选科选考改革是实现学生个性化、全面发展的重要举措。由于改革实施者信息供给能力不足与对抗式回应学生非理性选科选考、多级信道传递致使改革信息损耗与外部噪音对改革信息的干扰、学生选科选考确认偏误与选科选考素养薄弱,新高考选科选考改革遭遇了学生个性化发展弱化、学生恶性竞争以及改革实施无序和低效的困境。纾解上述困境的有效之策包括:提升改革实施者的信息供给能力与采用引导式回应学生非理性选科选考;拓宽改革信息传播渠道和净化改革信息供给环境;改善学生选科选考认知方式和发展学生选科选考信息素养。

高校自主选拔录取的嬗变特征、问题及对策

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国对高校招生自主权以及相关选拔录取制度的建立越来越重视。从1988年在全国高校范围内启动保送招生以来,高校自主选拔录取的历史嬗变大致分为四个阶段。其嬗变特征为统一到自主、单一到多元、徘徊到渐进,但高校自主选拔录取也存在制度设计、实施过程和考核标准上的问题。聚焦当前,本研究提出应保障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健全“强基计划”的支持与保障渠道、增强自主选拔录取的公信力这三项建议,希冀对我国未来高校自主选拔录取的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意义。

高校招生考试监督工作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近几年来,随着国家招生考试制度的改革不断深化,高考招生模式也在不断变化。高校招生作为其改革的核心部分,备受关注。高校招生工作事关千家万户,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责任,保障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平稳安全,关键在监督。同时,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探索建立符合高校实际的纪检监察工作机制越来越重要。阐述高校招生工作及其监督面临的新形势,从廉政风险防控视角出发详细分析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对如何做好新形势下招生工作的监督进行初步的思考,以期能够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监督机制。

试析“高考状元”现象的成因及其治理

“高考状元”是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也是高考的直接产物。对“高考状元”现象的治理是构建良好教育生态、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必要举措。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对“高考状元”现象的治理主要经历了局部整治与全面治理两个阶段。“高考状元”现象的长期存在,有着“唯分数”的应试教育做法和高考现行制度局限、多方利益主体的推动作用及传统考试文化观念影响等诸多原因。根除追捧“高考状元”现象要从重塑教育生态、深化教育改革入手,引导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念和评价观念,还要改革考试招生制度,真正实现从“选分”转向“选人”。

高考分省招生制度背景下个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的测度与分解

在高考分省招生制度背景下,我国个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平等,但呈下降趋势。家庭背景尤其是父亲受教育年限仍然是影响个体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不平等的关键因素,个体特征因素的影响甚微,但省域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尤其是高考年份的作用却日渐增强。因此,国家可进一步提高民众的受教育水平以消除家庭文化资本差异的影响;根据各省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基数确定高校分省招生计划人数,并对近期当年入学率较高和较低的省份进行调整;鼓励高等教育适龄人群按照既定年龄参加高考。

新高考改革的理想目标与现实挑战

新高考改革提出的探索基于统一高考、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正改变着高中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安排和高等学校的招生录取方式。本文结合对浙江省、上海市试点推进情况的分析,从高中学校的选考科目组合供给、教学安排、学科间不等值的质疑和对学生的心理影响等角度,以及高等学校在选考科目要求、录取环节、生源质量与学业准备差异和试点阶段必须面对的特有问题等方面,梳理新高考改革的理想目标与实际推进过程中遭遇的现实挑战,以期对高考改革政策完善提供些许参考。

新高考改革:高校招生面临的挑战与变革

高校招生录取机制的改革是新高考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上海、浙江的新高考改革试点在高校招生录取环节做出了一系列制度设计:综合评价录取、三位一体招生;更加聚焦专业的志愿填报;"+3"科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等第制折算;综合素质评价信息作为招录重要参考等。上述改革举措在实践层面引发了积极变革:招生工作日益成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前段延伸;招生能力成为高校特色发展的先导性条件;人才培养的微观主体在人才选拔环节的参与度更高。但总体而言,统招批次主体地位未动摇、高考总分大排序、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未充分发挥其"参考"作用等因素,仍制约着高校招生录取自主权的真正落实。因此,高校招生工作应在如下方面加强能力建设:从学校发展战略高度设置选考科目;试点探索自主选拔招录方式改革;建立学生培养的跟踪评价与反馈改进机制;争取最大程度的外部支持。

破解“唯分数”加强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衔接

"唯分数"长期制约我国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随着新一轮高考改革全面推进,破解"唯分数"顽瘴痼疾非常必要且任务紧迫。以西北工业大学加强与中学资源共享、引导培养学生专业兴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等有效措施为例,提出加强大学教育与中学教育的有机衔接、综合评价学生是破解"唯分数"的有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