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检察机关的犯罪指控体系——以侦查指引制度为视角的分析

构建侦查指引制度是检察机关健全和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犯罪指控体系的基石性问题。经过近30年的实践发展,侦查指引在制度定位上实现了从法律监督向服务公诉的转变,并且在捕诉一体格局下获得了新发展。基于固有侦查模式存在的显著弊端,在全面推行刑事诉讼以审判中心的改革和社会犯罪形势发生明显变化的情况下,侦查指引被赋予了完善以证据为核心的刑事指控体系的重要使命。从理论上讲,侦查指引制度的构建和运行与警检结构的深层次命题并不存在绝对“依附关系”,但为了避免其落入颠覆警检结构的理论窠臼,有必要将侦查指引与参与侦查、指挥侦查进行合理区分,并正确认识监督与指引两项职能之间的冲突和调和。在运行多年并取得一定积极成效的同时,侦查指引也面临着一些内在问题和外来质疑,需要予以进一步解决。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之检讨——兼论完善监检衔接机制的另一种思路

完善监检衔接机制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监察体制的要求。近年来,实务部门尝试让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以深化监检衔接。然而,这一探索不符合法理,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诸多弊端,只能是权宜之计。我们应当寻求替代方案,重构现有的监检衔接机制。为此,可以考虑在审查起诉环节增设特别立案程序,通过实质审查发挥过滤功能,实现留置与强制措施的无缝衔接,完善监察机关内部提前介入机制,允许律师在监察调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从而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前提下优化监检衔接模式。

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实践中的问题及完善对策

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制度对于从重从快打击刑事犯罪活动而言,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但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该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存在着若干问题。本文将这些问题归纳为4个方面。通过对原因的分析,提出了完善检察机关适时介入制度的5点对策。

检察提前介入监察:历史流变中的法理探寻与机制构建

检察提前介入侦查脱胎于20世纪饱受诟病的"一长代三长""联合办案"方式,后经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和改造,逐渐发展完善,其功能为提升办案质效、强化侦查监督,理论基础为"公诉准备说"和"法律监督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检察提前介入监察在规范与实践中逐渐被提及运用。与检察提前介入侦查不同,监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职权配置,以及监察程序的完整性、闭合性和自洽性,使"监察独立说"成为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基本理论依据。在这一理论引领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主要是为了配合协助监察机关,提升其在反腐工作中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和效率,破除"两法衔接"中的程序障碍。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相关机制构建,如提前介入的启动方式、时点节点、案件适用范围、提前介入后的基本流程安排等也都由此延展。

侦监、公诉部门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工作机制探讨

如何效益化的开展职务犯罪侦查工作,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成为当前人民检察院自侦部门必须高度重视与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侦监、公诉部门提前介入职务犯罪侦查,以侦监、公诉部门的视角对侦查工作予以引导,对提前介入的主要任务、案件范围、时间节点、程序运行、具体方式等方面进行合理安排,构建符合司法实践情况和需要的提前介入机制,从而提高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强化监督与制约,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国家监察法》留置措施探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出台反映了反腐倡廉将由党内党纪处理逐步迈向国家法律层面,表明了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决心,而监察法草案中规定的留置措施则是目前社会与学界争论的焦点。目前监察委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而留置措施的实施与完善还面临同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匹配与协调的问题,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利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留置措施是处理、保护公民相关基本权利与强化对监察机关的监督,防止改革过犹不及的一种可行手段。实施这一措施,既可维持现有监察改革局面不动摇,又可充分发挥其调查职权犯罪的作用,还能防止监察委对留置措施的滥用。

论检察机关在监察调查阶段的提前介入

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是检察机关履行监督职责的一个重要方式。这一制度在设立之初带有明显的“重打击轻保护”色彩,逐渐形成指导、建议和监督三个保障诉讼公正的职能,并在此基础上通过不同机关的协作提高了诉讼效率。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使检察机关的侦查职能发生分化,职务犯罪侦查权被分离,转化为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权。权力的剥离进一步增强了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色彩,也为其提前介入职务犯罪调查阶段提供了空间。但从司法实践来看,这一制度不但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再度落入重配合轻制约的桎梏,间接加剧了对被调查人的权利限制。因此,在技术进路方面,有必要完善制约机制,保障提前介入的有效性。同时,细化制度的运作方式,以增强提前介入的保障性,并最终实现两法的顺畅衔接。

监察调查同步提前介入的实践模式及规范运行

监察体制改革后,对监察调查配置了监察机关案件审理部门提前介入和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两种提前介入模式,因两种提前介入模式在规则、功能、定位等均有相似之处,由此促使实践中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模式——同步提前介入。该模式是面对法律供给不足时而成长起来的一种全新的机制,节省了办案时间,提高了办案效率。从实际运作来看,监察机关案件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在同步提前介入时的证据标准、审核范围、介入时机、反馈机制等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要在保证监察权独立行使的前提下,明确案件范围、恪守功能定位、细化职能分工以及优化具体流程,以此推动同步提前介入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

“捕诉一体”背景下检察提前介入侦查的法理探析与现状进路

随着新一轮司法体制改革,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正面临着观念更新、机构重塑、职能调整的重大转变,推行“捕诉一体”的办案模式正是检察机关革新自我的重要体现。在这一背景下,检察提前介入侦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得以深化,介入的实质化、规范化成为“捕诉一体”的现实要求。然而,目前检察提前介入侦查仍存在法律规定不明确、具体操作不细致等现实困扰,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法理分析并提出立法与实践上的相应建议。

高龄呼吸衰竭患者并发MODS原因调查及护理干预对策指导

目的:调查高龄呼吸衰竭患者发生多器官功能衰竭(MODS)的原因,并根据主要原因采取相应的干预对策。方法:纳入2019-02~2021-02在本院进行治疗的高龄呼吸衰竭患者90例,评估患者出现MODS的发生情况,将发生MODS作为研究组,反之则为对照组,收集患者基础信息和临床资料,通过单因素分析组间数据,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获取导致MODS的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结果:纳入的90例患者中,11例发生MODS,发生率为12.22%。经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白蛋白<35g/L、APACHEII≥15分及有创机械通气等均是高龄呼吸衰竭患者并发MODS的独立危险因素。结论:白蛋白<35g/L、APACHEII≥15分及有创机械通气等均是高龄呼吸衰竭患者并发MODS的独立危险因素,临床护理应提高对上述因素的重视,提高护理人员综合素质的同时,强化对危险因素的防控,从而减少MODS的发生,促进疾病康复。

论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法理、限度与程序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制度经过30余年的实践探索,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面临一些亟待突破的困境。从法理层面分析,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兼具诉权保障和法律监督双重价值,亦不乏宪法法律支撑。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既不能过早、也不能太晚;既不能过宽过深,也不能过窄过浅。为此,需要在时(时机)空(范围)上对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作出限定,但介入时机的确定和介入范围的限定不宜搞一刀切,而要因地因案制宜、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外,对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启动、介入行为和介入终结等具体程序方面均应有所规范。只有明晰提前介入的法理基础,把握其限度,规范其程序,才能充分发挥提前介入的应有功能,实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制度设计的初衷。伴随着监察法的实施,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委办理的案件日渐进入公众视野,但此与针对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提前介入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制度上的进一步规范和完善。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制度性思考

提高监察工作的效率和增强职务犯罪案件的办理质量,应该以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为前提。作为强化程序衔接的一项重要措施,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根本目的在于追求“配合”与“制约”的协调统一。立足于现行的规范性文本,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存在介入地位的被动性、介入方式的间接性和介入决策的协商性3个特点,在总体上呈现检察机关服从式配合的结构样态。欲在法治反腐的程序思维下实现“配合”与“制约”两种功能的平衡,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制度完善:优化程序结构、引入直接审查方式和明确决策主体,以提升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程序主导地位;厘清基本任务、区分内外两种介入机制和增强检察建议实效,以明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职责范围;界定案件范围、提前时间节点和扩展参与权限,以细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操作规程。

职务犯罪案件监检衔接问题研究

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的内涵和外延进一步扩展,案件办理程序呈现"调查-起诉-审判"和"侦查-起诉-审判"二元双轨制模式。"调查-起诉-审判"模式具有"程序二元"和"证据一体"的特征,决定了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监检衔接包括了理念、程序和证据三方面问题。高效顺畅的监检衔接,要求双方秉持以宪法为根本遵循、以案件质量为生命线、以"三效统一"为最高标准的执法司法理念。从实践看,监检衔接总体顺畅,但在提前介入、退回补充调查、非法证据排除等程序和证据衔接中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监检双方密切配合、加强顶层设计,健全完善相关制度机制,切实提升职务犯罪案件办理的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