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苏轼词的词史定位——兼及如何打破“婉约”“豪放”二分法

词学史上对苏轼词的定位,主要有“豪放词”“以诗为词”“东坡范式”三种重要说法。“豪放词”从风格论出发,并不能完全涵盖苏轼词的全部艺术特质;“以诗为词”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亦非苏轼所独有;唯有作为传统“体派论”的现代发展的“东坡范式”,最适宜作为苏轼词之词史定位的总结性词汇。同时,既然“豪放词”一语已不足以概括苏轼的词史定位,那么“婉约”“豪放”二分法也自然应被扬弃,而打破这一“二分法”,并不意味着否定“二分法”这一极具简洁性的思维方式,寻找更具学理性、更符合唐宋词实际的“新二分法”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破旧立新之道。

文体递变: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

文体史观念是钱钟书文体学思想和文学史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文体史料极为丰富,主要包括“诗文各体原出五经”的文体源流论、“艺事之体随时代而异”的文体发展观、“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的唐宋诗体之争三个方面。其特征体现为:从文体史的视域看待历代文学史观念,文体文献学上的价值与贡献,文体史观念上的辩证与通达,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学比较方法,等等。钱钟书的文体史观念体系所体现打通古今中西的文体通变观,正是其文学通变观和文化通变观的集中反映,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地位和深远影响。

清代江西地域诗学的宗宋特征

清代江西诗学有多种诗风取向,但其中最主流的是宗宋倾向。有清一代,产生很大全国性影响的江西诗人,如蒋士铨、吴嵩梁、曾燠、乐钧、黄爵滋、陈三立等人都有很强的宗宋倾向,可以认为,清代江西地域诗学的主导特征便是宗宋。从江西地域文化的角度来看,“宗宋”对清代江西诗坛而言并不是一种单纯的诗歌取向,也是清代江西诗人们对江西地方文化的一种“致敬”与“传承”,无论是本土江西诗人,还是外省来赣诗人,都注重传承江西地域诗学传统中的宗宋成分。再加上科举考试与程朱理学等因素的影响,就使得清代江西地域诗学呈现了显著的宗宋特征。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争议浅析——以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

文章以笔者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信息学院泰德·安德伍德教授的数字人文课程上开展的宋词流派特征远距离阅读项目为例,综合调研国内外文献,总结数字人文方法应用中的争议点,探讨算法机械性、研究方法与主题互动性弱、人文学科属性遭削减等现阶段数字人文方法弊端。

晚清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的新阐释

晚清宗宋诗派以苏轼、黄庭坚为发始,将宋诗的体派传统上溯至韩愈,再由韩愈推源至杜甫,从而完成了唐宋一体的诗学思想的构建,打破了明以来诗坛崇尚盛唐的主流局面,重新确立了韩愈在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同时宗宋诗派对韩愈诗歌中折射出来的儒家正统思想、人格魅力以及诗歌风格进行了新的阐释,赋予了韩愈及其诗歌较为深厚的历史内涵和时代精神。宗宋诗派对韩愈及其诗歌多层面的阐释,不仅凸显了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使韩愈的儒家生命哲学的价值在晚清内忧外患的特定语境中重新彰显出来,从而也传达了宗宋诗人求变求新的诗学主张以及关怀现实的忧患意识和除弊去疾的革新意识。可以说,宗宋诗人是通过对韩愈诗歌的阐释来张扬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政治理念的,而韩愈诗歌则因宗宋诗人的阐扬而有了新的意义和价值。

论士人的心理构成对南宋词风的影响

靖康之变,宋室南渡,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生了变化,士人的心理世界也随之生变。爱国主义精神、理性意识、闲逸心态共同建构了南宋士人的心理世界。词至南宋几乎为士人所独享,士人们的心灵世界无疑会直接影响到词风的形成。于是,在士人们旋律不一的复杂心态的影响下,豪放、风雅、疏狂成为南宋词坛的主要风格。从南渡词人张元干、朱敦儒、陈与义到中兴词人张孝祥、辛弃疾、陆游;江湖词人姜夔、吴文英;再到遗民词人周密、张炎,等等,这些南宋主要词人的作品无不或轻或重、或隐或显地呈现了这样的艺术风格。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一系列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新诗发生期当属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白居易《井底引银瓶》诗主旨新解——以《周易·井卦》为坐标

诗歌中用以起兴之物或事不仅可引出他物或事,而且还有讽喻、象征的意义,对我们理解诗歌内容的构建、主旨的表达和情感的抒发起到恰如坐标一样的导向与辐射作用。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诗实际是用《周易.井卦》来起兴的。他将"讽喻王不明,贤人修己全洁而不见用,怀才不遇,而心中恻怆"这一主旨,通过该诗的"爱情悲剧",导向和辐射到当时的政治现实。他极有可能是通过该诗来讽喻皇帝,反映其对永贞革新的态度,并对因革新而遭打击的官员表示深深的同情。

从诗歌存在形态看唐宋诗的审美异趣

诗分唐宋由来已久。本文从诗歌存在形态的角度,举其代表性的诗人诗作,对唐宋诗歌的四个不同方面的美学风格作一对比,从中彰显其差异之处,对认识后世各种诗歌流派的发展线索和具体形态或有所裨益。

子弟书与岔曲——北京地区的两种韵文

子弟书和岔曲是北京地区的两种韵文。它们诞生于清代中叶并流传至今。它们是珍贵的满汉民族文化遗产 ,兼有通俗文艺与高雅文艺的特性。它们是北京民间文学和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北宋诗人与唐诗的关系

北宋诗人崇尚唐人唐诗,以盛、中、晚三唐的诗人诗作为主。其形式主要反映在五个方面,即"别集整理"、"选集编选"、"唐集校注"、"诗话评说"、"序跋品评";而于诗歌创作方面的具体表现,则重在相互唱和而成风气、汲取各种创作技法以为己用、继续乐府诗的创作等方面。因此,以崇尚唐诗为主流的诗歌创作,历史地成为了推动北宋诗歌繁荣与发展的一种驱动力。

试论《诗经》中所蕴涵的古典生态存在论审美意识

对于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探讨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于某些经典的审美解读,而《诗经》产生于3000多年前,是我国先民对于“天人之和”的审美诉求,其核心内涵是“与天地同和”之“志”。《诗经》的古典生态存在论思想体现在包含生态人文内涵的风体诗、反映初民本真爱情的“桑间濮上”诗、建立在古代生态平等之上的比兴手法与对于生于斯养于斯之家园怀念的“怀归”诗等方面,由此表现出我国古典生态存在论美学思想所特有的“诗体”、“诗意”与“诗法”,说明《诗经》在建设当代生态存在论审美观之中的重要作用与“实践美学”的理论局限。

邓显鹤与道咸宗宋诗风的形成

邓显鹤不仅是湖南近代史上著名的文献学家,也是著名的诗人。他论诗反对区分唐宋,不喜门户宗派,但又独尚江西诗,推崇杜、韩、苏、黄,诗作恣肆纵横,自成一家,在道光朝执湖南诗坛牛耳。其声名远播于江浙、两广、云贵一带,在道咸时期的宗宋诗风形成的前期发挥了作用。这种作用主要通过两种渠道来实现,一是通过与主持东南风雅的曾燠的诗文往来将尚江西诗的主张向诗坛扩散;二是在与程恩泽的交往中通过诗文唱和影响程恩泽的诗学倾向,程恩泽再凭自身高位促使宗宋成为趋势并占据诗坛主流,完成诗风的转变。

论《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

苏轼诗歌,既是宋诗之典型,需以一种最大化的方式,来呈现宋诗的精彩;也需以一种最恰当的解释,来说明宋诗的典范。因而,唐宋诗比较的角度,无疑是一个最为适合表现苏诗之精义的解释框架。东坡其人其诗,完全可以成为唐宋比较的标本。文章以陈衍《宋诗精华录》所选东坡诗为典型,从雅兴高致的心灵境界、瘦硬通神的山水写意、世俗人生的静观细省、化解悲哀的慧命双修、理趣成为人生戏剧以及由虚入实的现实世界六个方面,作唐宋比较。既力探石遗的评赏与圈点的幽旨,亦融合学界与个人唐宋诗观,力图发展出一套系统深入的苏诗比较论述。

论晚唐体与西昆体的渊源与离合

晚唐体与西昆体同列宋初三体,传统上被视为截然对立的两种体式、两个流派。然而,在宋初诗学发展的历程中,西昆体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晚唐体诗学的创作经验和诗学理念,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继承关系。要考察宋型诗理念与范式的建构过程,就必须先捋清两者之间的渊源离合。

钱谦益唐宋兼宗的祈向与清代诗风新变

“诗必盛唐”是明代具有强势传播力的诗学观念 ,其消极影响是法唐而赝 ,自狭诗道。当时虽有接纳宋诗的呼唤 ,但难以形成趋势。明末清初 ,钱谦益以唐宋兼宗为新的诗学选择 ,具体途辙是以崇尚杜诗为由唐向宋的起点 ,在诗坛大力导入宋代诗风 ,融铸异质 ,求变创新。以沉潜深厚改变浮薄肤浅 ,以性情为本取代唯务格调 ,从而形成宏衍阔大的气局 ,使诗歌创作具有多元组合的美质。

论宋代的歌行类乐府

歌行类乐府,是宋代乐府诗中变化与发展最快、参与创作的诗人最多、最具个性与风彩的一类乐府诗。北宋的歌行类乐府,以田锡、梅尧臣、欧阳修、张方平、孔仲武、苏轼六人之作最具代表性,而周紫芝、陆游、汪元量三人,则是南宋歌行类乐府史上的三大家。鲜明的时代特征,诗题新旧互关、形式多样,诗歌体式的律绝化,是宋代歌行类乐府所呈现出来的三个最为明显的特点。

宋初隐逸作家的人格变易与诗风追求

宋初隐逸作家的诗歌创作,不仅为当代诗坛增添了许多雅逸脱俗的清超气息,其影响所及,甚至关系到两宋诗学精神的重构与再造。宋初隐风袭自晚唐五代,但随着隐士群体政治文化地位的不断改善,不仅隐君数量有增无减,以单纯出世为指向的乱世情感也逐步消解,而以融通出处、淡化仕隐隔阂为特征的新的隐逸心态正日臻成熟。相对于唐末五代隐士与世暌隔、幽苦孤独的吟唱,宋初隐君的诗歌创作则明显流露出自信、自在、闲适、和愉的情调。隐、仕两类人群通过旷日持久的唱和酬答,有效实现了隐、仕人格的互补与契合;同时,隐逸作家静正和愉的创作心态,也影响和改变着当代诗坛鄙俗浅陋的衰弱景象。宋初隐逸者的作品大多充满生命自由的快感,更加贴近人情人性的内在本质,其艺术风格或清雅、或飘逸、或闲适、或狂放,呈现着多元个性的魅力。前人多将"九僧"、林逋、魏野、潘阆等人的诗歌作品归入"晚唐体",太过简单,且有悖创作实际。

论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