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审丑—新审美:论审美文学批评的演进

审美批评是一切文学批评的基础,是其他文学批评显在或者潜在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外来理论既拓展了文学研究视野,也导致了文学评论中艺术分析和审美评价的匮乏,研究者以理论概念肢解研究对象,迎合各种理论预设的结论,我国文学理论界与文学研究界也因此在去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批评、去审美理性与审美理性批评等二元对立中不断摇摆。本文将梳理审美文学原理得以生成演变的学术史和学科史,分析从审美到审丑再到新审美主义的发展演进,揭示其所从出的历史文化语境与思想学术渊源,用辩证理性观在恢复传统美学的审美自主性和当代反审美主义的激进立场之间寻找新的平衡点,从文学经典和大众文化研究中找到审美批评的共通之路,强化审美批评为“三大体系”建设提供纠偏机制的作用,为建构新的审美批评范式提供一种思考。

当代文化批评的困境与新审美主义的突围

进入新世纪以来,西方文艺理论界出现了回归审美的趋势,这种趋势在新审美主义中得到了集中体现。新审美主义既是对自古希腊时代便出现的诗哲之争的当代回应,也是对当代文化批评中工具主义和反审美思想的反思和纠偏。新审美主义针对艺术的本质、艺术的功能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这些探讨推动了新审美主义在批评实践中对文学作品的审美特性进行细致的审视,并采取了一种“超级特写”和“他者阅读”的方法,对个体的审美经验给予了充分的关注。然而,新审美主义者并不追求构建一个宏大的美学体系,而是试图在具体的艺术作品中发现新的审美观念和解释方法。

《莎乐美》:从唯美主义到现实主义

王尔德在塑造道连这一唯美艺术形象之后,艺术追求出现了新的变化,即从他所坚持的唯美主义艺术立场转向现实主义艺术立场。《莎乐美》是王尔德创作的第一部戏剧,也是这种创作转变的明显标志,在其戏剧创作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王尔德在创作《莎乐美》的时候,虽然主观上仍然企图坚持唯美主义艺术思想,但是他在塑造莎乐美这一艺术形象时,已经逐步地放弃他的唯美主义艺术而向现实主义艺术转变。莎乐美就是王尔德企图在戏剧中塑造的体现其艺术主张的唯美形象,但与此前的艺术形象已经有着本质的不同。王尔德无法通过艺术的手段,把生活在道德现实中的莎乐美塑造成像道连那样的形象,因为他无法消除隐藏在莎乐美身上的道德特征,也无法割断她与道德环境的联系。

王尔德:享乐主义道德与唯美主义艺术的契合——以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为例

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方法来解读王尔德唯美主义小说《道连·葛雷的画像》,我们发现,尽管王尔德一贯坚持其享乐主义道德观,主张艺术无涉道德,但是作品中所体现的仍然是维多利亚时期的道德理想。王尔德并不是要抛弃道德追求,相反他追求的是一种更高形式的道德,即已成为本能的道德。这一理想就是通过唯美主义的艺术实践来最终实现的,享乐主义道德与唯美主义艺术彼此交织,不分你我。本文通过分析当时社会中所存在的各种道德现象,进一步说明享乐主义道德与唯美主义契合的必然性。

执著追求美的“夜莺”──析王尔德的唯美主义艺术观及其作品《夜莺与玫瑰》的寓意

奥斯卡·王尔德是英国十九世纪后半叶唯美主义运动的领袖。他推崇“为艺术而艺术”的创作原则。《夜莺与玫瑰》揭示了王尔德对美的不懈追求和不畏批评的执著精神。

论木心的印象主义文学批评——以《文学回忆录》为例

木心的《文学回忆录》从主体精神、话语方式、批评过程、价值定位各方面来看,都可看作印象主义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回音。他是唯美主义的精神后裔,自由出入于古今中西文学经典之间,依靠个人颖悟评点论断作家作品,处处闪耀着真知灼见;其话语方式具有浓郁的艺术性,承续了中国古典感兴批评的流风余韵;他的鉴赏式品读重视批评主体的创造性,强调阅读印象和直觉,突出文本的审美特性,注重批评印象的比较与辨析,充分体现了中西印象主义批评的特点;他把文学看成一场盛大的回忆,以散点透视的方法予以观照,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崭新视角。

评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的《洛丽塔》

《洛丽塔》似乎有一种神奇的魔力在诱使读者放弃自己的道德判断。从叙述策略的角度对该现象的剖析表明 ,《洛丽塔》的文本迷局主要由三种方式组成 :即确立审美价值体系、采用多重叙述视角和预设隐在读者。

行吟在山水之间——萧红、迟子建乡土意识之比较

萧红和迟子建都有浓厚的乡土意识,但是她们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并不一样,在萧红笔下,大自然在更多的时候被暗示为东北乡民奔放、强悍、坚忍的生存方式,他们沉寂单调的生活一如荒凉的自然。萧红是要透过自然的荒凉来写人性的荒芜,同时,她借助对风物习俗的描绘展现了这里的人们的宿命与挣扎,并对风俗中的迷信予以文化批判的观照。迟子建怀着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圣洁情怀抒写大自然。她笔下的自然,与小说中人物的纯朴至善的美好情怀相得益彰。她在描写风俗时,不是审视、批判,而是有意略去其中的迷信性质,欣赏其作为人的生命意识的表现,她对风俗更多的是持有审美的态度。她刻意描写东北边陲的自然景致和宁静悠远的民俗风情,是为了借此召唤一种质朴的生活方式。

唯美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是在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唯美主义不仅为中国现代文学批评注入了新鲜活力和理论激情,而且还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表现形式、审美形式以及审美格调的多样化。

严歌苓《白蛇》:“三重视角”与“双重结构”下的艺术美和道德美

华裔作家严歌苓的小说《白蛇》讲述了全国著名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中的遭遇。与传统的直接进行叙述的线性叙述模式相异,作家严歌苓在小说《白蛇》中采取"三重视角"与"双重结构"的文本完美地把现实舞蹈家孙丽坤塑造为抽象唯美的艺术形象。通过她的遭遇,作家揭示出中国极度强调道德美的文革时期艺术美和道德美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人们对艺术美的特殊情感。

政治解冻与文学批评生命的获得——新时期之初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1979-1984)

新时期之初,随着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胜利召开,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局面得到根本性改观,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重获新生。以理论批评与作品批评为基点,试图从"人学观念的确立"、"为文艺正名"、"走向审美化的文学批评"三个方面阐述新时期政治解冻后文学批评重获新生的过程,以及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的观念嬗变。

“日常生活审美化”的理论阐释与文化批判

后现代社会的莅临和审美的泛化,使当代文化形态开始发生重大转型。"日常生活审美化"过分依托消费主义而消弭了审美主义的文化精神,艺术的生活化诉求导致艺术本体生命的沦丧,"精神的美学"变成了"眼睛的美学"."日常生活审美化"并非就是我们所说的"日常生活的诗意化",而是指消费社会和传媒时代来临之后形成的表象世界和深层心理的审美化,是泛审美文化的一种现象学描述。审美和艺术向日常生活的扩张导致艺术自律性的消解,大众传媒和文化产业的兴起造成了艺术"光晕"的消失和艺术作品稳定性价值的解体,精英艺术开始与大众文化融合并形成新的时代景现.

文学研究:“后批评”时代的实践转向

今天的文学研究已越来越倾向于在“文化研究”的旗帜下标榜自己的意识形态姿态并行使文化话语权 ,它表明文学研究开始进入一个“后批评”的时代。这一“后批评”时代文学研究的“后性”特征 ,主要体现为文学研究过程的“泛意识形态化”和理论上的“泛审美主义”价值取向。

日常生活审美化与美学的复兴

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现在,中国经历了三次美学热潮。第一次是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的"美学大讨论",以"美的本质"和"形象思维"为讨论话题,以建立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美学为中心任务。第二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美学热",以对西方美学的引进为主要内容,以克服"文革"影响,解放思想为中心任务。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着第三次美学热潮,是近年来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也称为"美学的复兴"。它是在全球化与市场经济发展,消费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的时代出现的。美学应该针对经济发展对社会和文化生活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保持和发挥它作为一种理论的批判功能,从而在变动的现代社会里寻求一种人文的立场。

微时代的审美风尚和生活的艺术化

与全球化的新媒体语境相关联的微时代,带来了文化生态与审美风尚的变化。其以日常、感性、快餐、娱乐等为指征的消费效益原则,冲击了以优雅、崇高、规范、秩序等为核心的经典美感风尚。以小生活、小人物、小情致等为代表的微风尚,不仅解放、丰富、冲击着我们固有的感性能力、审美情致、生活样态,也尖锐地展示了现实与理想、物质与精神、技术与价值、艺术与生活之间的新的关联域。唯此,在微时代,批判传承生活艺术化的中西传统,反思陶铸适应新的时代需要的艺术审美品格与人生审美精神,抑或是抵御与超越美为生活吞噬、艺术为生存消解、人消费自我的可能困局的一种人文路径。

比较生态批评视野下早期生态批评的轨迹及其特点管窥

学术界一般以为,生态批评是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且对生态批评的另一种说法环境批评颇多微词,本文从比较生态批评的视角,将早期生态批评追溯到19世纪下半叶。在此基础上,通过特色的比较,说明生态批评比生态美学的涵盖面宽广得多。凡涉及人与自然关系、人与环境关系的题材,均包括在生态批评的范围内。而狭义的生态美学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审视自然之美,广义的生态美学则指生态文明建设新时期的美学。

格里高里耶夫“有机批评”论说

“有机批评”是 1 9世纪俄国经典美学和艺术批评中有重大理论意义的派别 ,为批评家格里高里耶夫所创立。它视艺术为活的生命有机体 ,主张立足于人民性根基 ,在理性直觉的基础上对艺术作整体的有机探讨。这一学说具有深刻的哲学基源和现实启示作用 。

“词的美学尊严”:阿多诺早期语言论纲中的审美主义

作为阿多诺早期语言哲学的核心文献之一,《关于哲学家语言的论纲》长期以来未受重视,可谓目前阿多诺研究中的盲点。近年来,西方学界逐步认识到了经典批判理论语言哲学可作为反思语言学转向的思想资源。德语学界中批判理论的新一代研究者更是提出了"语言范式",进一步推动了阿多诺语言哲学的复兴。阿多诺的语言哲学源自对本雅明语言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其历史性贡献在于将后者的独特创获转渡到社会批判层面,形成了其思想的方法论内核即作为语言批判的社会批判。阿多诺以"词的美学尊严"强调艺术与认知的合流,并在其语言哲学中确立起审美主义取向。这种语言论的审美主义有助于理解阿多诺整体思想的发展脉络。

鲁迅情结的悖论——认识一个进入艺术史的吴冠中

吴冠中的"鲁迅情结"和同时代许多人相似。从表面的艺术风格看,吴冠中艺术隐含着一个悖论:他后来的艺术面目恰恰背离了鲁迅所倡导的美术道路。吴冠中的艺术肯定不是以主题内容和艺术方式来反映现实社会,而是以画家的创作行为和艺术态度介入现代文化和现实问题的。吴冠中在20世纪80年代倡导的"形式美",超越了单纯审美的意义,而具有一种语言批评和思想启蒙力道。吴冠中艺术始终介于传统与现代,革新与守护的矛盾状态,影响了他艺术探索的纯粹性和深度。吴冠中艺术所辐射的诸多思考,是其艺术具有无法复写的人文涵义之所在,同样也是当下中国艺术在关注的问题。

朱光潜文学批评及其主编刊物的京派特征研究

概述了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即纯正的西方美学思想,淳朴的人性美和深厚的传统文化。结合朱光潜的文学批评著作,阐述京派文学的主要特征在其中的具体表现,主要为自然人性观,古典审美情结和中西包容的文化姿态。进而以朱光潜主编的刊物为例,从办刊宗旨和操作层面分析了朱光潜与京派文化观的紧密联系。朱光潜的美学成就有目共睹,但其作为京派文学的代表人物也是当仁不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