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有誉辞官考及生卒年补考

关于梁有誉辞官原因的记载主要有三种说法,即因病说、念母说和因严氏父子说。透过梁有誉辞官前后与友人相赠答的诗歌,结合史料和逻辑推理可知,梁有誉辞官与当时朝官恐怖逼仄的生存环境关系更大,加上远离故里,梁有誉内心纡郁难释,所以表面上以疾病为由乞归养,实际上则是对官场生活的厌倦和自我救赎。在陈圣争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对梁有誉的卒年进行补考,得出梁有誉卒于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

秦王朝皇帝理论的政治伦理缺陷及其后果

秦王朝短命而亡固然有其执政理念、政策体系及六国残余势力等的影响,但它所建构的皇帝理论在政治伦理上存在的缺陷在根本上是难辞其咎的。皇帝制度建构起来以后,秦王朝仍然延续了无限尊崇圣人的理念,并因圣王合一的特点而将帝王摆在了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上,使其能够以圣人之禀赋而率性而为,奉行霸道政治伦理,虽以圣王自居,以救世自命,但在实践中却已是政令日非,民生愈艰,终至于不亡不止。秦王朝的短命而亡,并非皇帝制度体系的缺陷所致,而是皇帝制度体系在政令制定及政策运营的伦理指导上存在根本性缺陷所致。

咸丰元年至三年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失败及其原因

道光三十年,广西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为应对民乱,咸丰帝于咸丰元年至三年,先后派包括李星沅、赛尚阿等七位钦差大臣在内的总兵以上四十余位官员负责督剿,但均以失败收场。本文通过还原该时期双方战事,探索这一时期清政府官员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失利的原因,以期对当时清朝的政治格局和运行状况有一个清晰认知。

咸同之际两宫皇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

晚清时期,新继位的几位皇帝年龄太小,不能立即亲政,于是出现了非正常状态的太后理政、听政与垂帘等皇权运作模式。其实,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仪制,很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学界所谓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的说法有误,至少不够准确。所垂之帘,只是黄色的纱幔或纱屏;至迟在同治九年六月,两宫太后召见大臣时,即已不再垂帘;听政的地点除了养心殿的明殿或东暖阁,后来又包括养心殿西暖阁、乾清宫西暖阁、西苑勤政殿的东暖阁、颐和园仁寿殿之北楹。严格说来,慈禧共有三次听政或训政,其中只有第一次是垂帘。

广西“匪患”与金田起事——基于清方军事部署的考察

广西"匪患"对于金田起事的影响并非学术界从前认为的那样有利。相反,拜上帝会的强势让清方很快便将原本用于清剿各地"匪患"的外省精兵全数调往金田。清方剿捕重点的转移使拜上帝会于起事后不久便面临着重兵围困,形势相当险峻。负责"剿匪"事务的李星沅亦因此压力陡增,因其必须尽快一举剿灭金田"会匪",否则将因各地"匪患"未靖而陷入顾此失彼的困境;而李的急于"进剿"对拜上帝会恐更为不利。虽然官军对金田"贼巢"的"进剿"过程颇为不顺,稍后各地"匪患"的再度加剧也令李星沅颇感焦虑,但胜负的天平实已倾向官军。

墓志所见隋炀帝亲征高句丽——兼论唐初君臣对隋亡事件的诠释

学界历来将隋朝速亡的导火线归结为隋炀帝征伐高句丽。唐人编撰的《隋书》,五代以及北宋出现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史书均是如此记载。显然,树立反面教材,印证新王朝的正当性,这些颇具倾向性的记载,对于继隋而立的唐朝来说,无疑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然而,翻检甄别批判千百年来深埋地下不为人知,现存36位战争亲历者墓志史料,重温战争的萧杀氛围和征战者为国捐躯事迹,或许对自唐初以来固有的看法能有所修正。

清代文献《穿戴档》服饰——服装篇

以清代文献咸丰四年《穿戴档》为研究内容,从服装种类、色彩、质料、工艺及穿着场合等方面通过图表的方式对咸丰皇帝穿着的服装进行分类、归纳和整理,总结出清代皇帝服装所反映出来的服饰制度性、传承性与融合性、服饰的审美性以及多元性4个特点与规律,为清代服饰、满族服饰研究给予参考。

关于光绪帝死因的思考与献疑

关于光绪帝的死因,一直是传言纷纷,为清代历史上的一大疑案。有人认为光绪帝是因病正常死亡,有的人则认为光绪帝为他人谋害致死。钟里满等专家,利用现代精密仪器,对光绪帝头发上的砷(即砒霜)含量进行测定后认为,光绪帝死于"急性胃肠型砒霜中毒",学界多数人的认识为之一变。"光绪因病正常死亡说",史料依据翔实充分,其结论本应是可信的,但由于这一历史问题的特殊复杂性,因而又具有诸多的不可信性;而"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可能已经非常接近、甚至即是客观事实了。但在有些问题尚未得到解释说明以前,即认定光绪帝确为他人谋害,死于砒霜中毒,尚为时过早。"光绪帝为人谋害砒霜中毒说,"是极其重要的学术结论,但还不是学术定论。

失序与再造:咸同兵燹与清水江流域地方社会秩序的重建

在清代"咸同兵燹"这样社会大动荡的背景下,乡村社会如何自救、如何维护地方社会的稳定成为有识之士思考的问题。文章以清水江文书为中心,结合其他民间文献,以流域"三营"为具体对象,分析在"咸同兵燹"期间清水江流域的乡村社会组织从款组织而演变为团练,团练在组建及其经费筹措、所产生的作用及其影响,进而探讨清水江流域乡村社会在社会动乱中的自我治理,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对当今社会仍有一定借鉴价值的治理举措。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真实性的质疑

历史研究科学性的最大特点即是历史的真实性,然史实被掩盖或扭曲者却屡见不鲜,以近代中国史研究为例,缘于诸种现实因素的干扰,其真实性令人担忧。如学界长期以来存在的情感纠结对于孙中山的研究往往过多肯定其革命作用,对其始终不变的日本情结与联日活动对中华民族造成的消极影响却多有辩解;又如光绪死因问题为学界百年公案,其中死于疾病说长期占据统治地位,2008年经过科技检测却证明光绪帝系砒霜中毒而亡。可见,在未来的近代史研究中亟需纠正研究者的情感偏颇及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特别是文献档案与科技手段的结合以去伪存真,复原历史的真实性。

光绪帝死因探析

光绪帝的突然死亡是近代史上一谜。从文献资料和当时情况作一推断,可知光绪是在慈禧的策划下,中毒身亡的。一方面,多年来有不少记载说明光绪确实死于非命,即是被谋害致死的,如《慈禧外纪》、《瀛台泣血记》、《我的前半生》等书均持此说;另一方面,从当时清宫内光绪死亡前后几天的活动可以判断出来些许问题。

对“汉文帝废除肉刑”的历史文化分析——兼论其对于中国当代废除死刑的启示意义

肉刑是中国古代早期一种残酷的刑罚,延续千年,而在汉文帝时得以废除,有其历史必然性。汉文帝废除死刑这一事件本身也反映出汉初特有的思想文化、政治文化和经济文化,汉初统治者的慎刑思想、"无为而治"的治世理念以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都是废除肉刑改革的催生剂和内动力。同时,汉文帝废除肉刑的成功历史经验也给当代中国废除死刑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尤其对于死刑改革中政治决策者作用的定位及刑罚改革的立法技术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清朝法政体制述论

中国封建法政体制至清代臻于完善并开始解体。清朝承袭明制,建立了比较完整、严密的法政体制,其中实行的三法司会审、秋审、九卿会审等制度,非司法官员参与司法等,都起到了慎刑的作用;但清代后期法政体制在运作中弊窦丛生、逐渐瓦解,直至1906年清政府改革官制,使司法与行政分立。

秦始皇权力万能思想与秦朝政治

秦始皇在获得至高无上权力的过程中,也开始了对权力的过度崇拜和迷信。在他看来,权力可以取代道义、蔑视历史、代替法律、超越规律。秦始皇权力万能思想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法家路线在秦国的实施、个人的成长经历、战争的环境与统一的成功,都强化了秦始皇权力万能的观念和意识。被秦始皇认定为万能的权力,给秦王朝带来的却是短命而亡的命运。

咸同文人结社考录

晚清咸丰同治年间社会动荡不堪,众多文人为生计而四处奔波。相对于嘉道时期而言,文人缺少了相对安稳的生活环境,集会结社减少,或因战乱文献散佚而没有流传于世。尽管如此,文化开发较晚、远离政治文化中心的东北与云南文坛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迹象,文人结社唱酬活动频繁,为光宣甚至民国该时期的文学繁荣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咸丰初年黄河丰北决口与清廷的应对

咸丰元年,黄河在江苏北部的丰北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决口。当时太平军兴,清廷疲于应对,无形中于河务有所忽略,对于此次决口也没有按照惯例组织紧急抢险,而是将其视为"缓"务,这使得决口历经一年多的时间才得以堵筑。然而,决口堵而旋决。面对这一局面,清廷考量政治局势,决定放弃决口堵筑工作。透过整个事件可以看出:在内乱外患、军政祸乱频兴的局势下,清廷的施政能力大为减弱,自身的存亡绝续成为第一要务,河务与荒政已然陷入了混乱。

对光绪帝死因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光绪帝死因问题是学界百年公案,2008年科技检测证明光绪帝系砒霜中毒死亡。科技手段的介入推动了史学研究的进步,并得到广泛认同。随着学界认识的趋同,其研究重点迅速由"是否被害"转而为"凶手是谁"。而数十年来借助文献档案研究的主流观点是光绪帝死于疾病,这与科技检测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立。尽管学界也有文章利用文献档案等历史文字资料进行研究得出光绪死于谋杀的结论,只是这一结论未能占据主流,难以被广泛认同。文献档案资料的最大不足在于内涵的多歧性,这就要求史学工作者要付出更多的艰辛,去伪存真。文献档案与科技手段相结合昭示着史学的光明未来,史学研究方法多样化是未来史学的必由之路。

建文帝出亡之谜新解

建文帝于１４０２年朱棣攻陷京师后便失踪了，正史记载他死于火；野史、方志记载他成功出逃并流落云、贵、渝、桂数省市。其实朱元璋为其作出应急安排，朱棣放之一马以免弑君之嫌的可能性极大。加之他行宽政惠政，为有道之君，得道多助，故上至王侯，下至百姓都庇护他，使他能平安隐遁，得以善终。

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联手打造辉煌——秦统一论纲(三)

秦统一结束了西周种姓贵族等级分封制,开辟了皇权至上的中央集权制封建帝国二千年统治历史。史家把这一变革从根本上归结为新兴地主阶级对奴隶主贵族统治的胜利。秦帝国承袭并发展了春秋以来中原列国的许多创造,但它也把北方的草原文化融进了缔造帝国、构建社会的制度、习俗和观念种种创新之中。因此,从某种意义或别一角度说,秦汉帝国乃是游牧文化和农耕文化联手打造的辉煌。用经济——文化类型学或民族学去透视这一历史变革及其前因后果,将可能拓宽我们的眼光,改变成见,作出许多新的有价值的结论。这里只想略陈陋见,就正方家,因此只粗列纲目,展示秦民族、秦帝国体现游牧文化精神的若干现象,并援引其他游牧民族相同或相近的习俗加以佐证,只求说明问题,点到为止。

咸丰君臣对“远人”的认知分歧及其影响

咸丰皇帝执政期间,一批与洋人直接交涉的大臣逐步意识到英法美等国对中国只有扩大通商和文化传播愿望,并无领土要求,中国应与之谈判让步以减少损失。一些远离海疆的强硬派大臣则认定夷情叵测,须拒绝其一切要求,以武力解决争端。咸丰本人持论与强硬派大臣相近,但力主尽量维持抚局,避免战争。然而他每次谈判均自设一个无实力保障的底线,以致谈判不决,最终造成更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