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现状与对策研究——以S省4所小学为例

“撤点并校”使乡村学校布局发生质的改变。以后“撤点并校”时代为背景,从生源、基础设施建设、师资队伍与教学质量四个方面探究S省4所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的现状及困境,发现城镇化进程加快、重视度不足、财政经费不足与资源配置不均等问题掣肘其发展。对此,应顺势而为,给予足够的重视,理顺管理体制;加大经费支持力度;完善教师管理制度;多措并举提升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质量,以促进其健康可持续发展。

基础教育设施撤并的绩效与机制研究——基于广州市花都区实证

基础教育设施均衡发展不仅关乎教育质量,关乎家长和学生的切身利益,更关乎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以广州市花都区为例,基于宏观历程回顾和微观问卷调查数据,探讨了社会经济转型期基础教育设施撤并的绩效及形成机理。研究结果表明:"撤点并校"集中体现了当前基础教育设施供给中的"国退民进"趋势,表现在政府教育投资比重递减、公立学校规模萎缩,而市场承接了更多的基础教育设施供给,个人(学生及其家长)的就学费用及辅助成本剧增;"撤点并校"在实现教育创强行政目标的同时,弱化了政府基础教育设施投资责任、增加了就学辅助成本、产生了新的教育不公平并导致教育资源大规模流失;"撤点并校"产生的矛盾源于政府对基础教育资源调整决策的垄断,是教育创强行政目标导向、义务教育投资结构调整及对教育发展政策偏向理解共同作用的结果。

“强制撤并”抑或“自然消亡”?——中西部农村“撤点并校”的政策过程分析

1990年代末以来的"撤点并校"政策导致了大量农村教学点和村小的消亡。问题是,村小的消亡究竟是如何成为可能的?我们究竟应该把这一过程理解为政府强制撤并的结果,还是视为一种自然过程?本文围绕中西部W县村小撤并的具体案例,来重新建构有关"撤点并校"政策过程的解释。从政策实践来看,基层地方政府采用了一系列的话语策略来构建政策的合法性,并把"村小撤并"建构成一种必然的趋势,其作用是,通过政策信号的传递以及预期的形塑使得村小的消亡成为一个自我实现预言。值得注意的是,撤点并校政策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村小的实际撤并上,更使得村小作为一个整体陷入到一场全面的危机中。

农村地区撤点并校政策的价值诉求及其现实选择

始于2001年的农村地区撤点并校政策理应实现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区域内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加速农村城镇化等价值诉求。但农村地区撤点并校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存在着忽视教育公平原则且使教育的可选择性流于形式、削弱农村文化建设且抹杀家庭教育功能、忽视合法性原则且违背就近入学原则、增加农村地区家庭的教育成本和负担且加剧了学生的辍学等价值缺损。要使农村地区学校均衡配置与合理布局,必须坚持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和谐统一的教育均衡观、坚持受教育者"权利本位"理念、坚持学校布局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适度协调的原则、坚持区域教育均衡发展的原则。

后撤点并校时代农村小规模学校振兴路径

长达10年的“撤点并校”使农村教育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也出现了许多问题。在后撤点并校时代,沉寂在偏远山区的农村小规模学校对于促进教育公平、传承乡村文化的重大作用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要充分认识小规模学校发展的困境和强大的生命力,积极探寻振兴之路。

“撤点并校”是否减少了教育资源投入

以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认为"撤点并校"导致地方政府减少基础教育资源投入。本文提出一个新的理论解释框架,认为学校是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利益相关方,大规模学校往往具有更强的争取资源的能力。"撤点并校"形成规模更大的学校,会对增加地方政府的教育资源投入起到积极的作用。利用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撤并学校没有显著降低财政预算教育支出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占比和生均经费,反而显著增加了教师资源的投入。本文研究的政策含义有两点:在教育资源分配过程中,要充分重视各利益相关者的诉求,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机制,这是实现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要结合乡村振兴和完善新型城镇化背景反思"撤点并校"等农村教育发展政策,应当将农村教育质量提升与教育资源的空间配置以及人口的流动与集聚结合起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