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聚集支持实体经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的理论研究

金融体系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满足实体经济的资金需求,金融还会反作用于实体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前进。因此如何最大程度地满足资金供求双方的需求并最终加快实体经济稳步提升一直是金融领域从业人员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金融聚集可以提升金融功能,金融集聚效应通过外部规模效益、网络效益、创新效益、加速技术进步效益、自我强化效益优化了金融解决信息不对称、风险管理、公司治理以及资源配置等功能,从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

我国货币中介指标有效性的实时对比——兼论社会融资规模的适用性

本文采用时变参数向量自回归模型(TVP-VAR)比较分析货币供给量、社会融资规模和名义利率这三种货币政策工具对金融稳定、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就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层面而言,名义利率是较为有效的政策工具,而社会融资规模在2011年以前无法对通货膨胀进行有效调整,但是在现阶段对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的调控效果已明显上升,说明社会融资规模的有效性正在逐步提高。就金融稳定层面而言,社会融资规模对金融稳定的调控效果要明显优于政策利率,并已逐渐成为政府和央行平抑金融波动的主要手段。然而需要指出,由于名义利率、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对不同经济行为的调控效果各有差异,并不存在占优选择,因此中央银行在现阶段的政策调整过程中仍要高度重视统筹兼顾,采取混合型政策操作来平抑不同类型的经济冲击和经济波动。

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特征研究

本文介绍了社会融资规模概念的提出及内涵,利用中国人民银行编制并发布的社会融资规模数据,着重分析了中国社会融资规模的特征及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性。发现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融资的区域平衡性增强;二是融资的集中度呈下降趋势;三是区域融资结构存在差异,中部和西部地区对人民币贷款的依赖程度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直接融资比例较高。社会融资规模与主要经济指标的相关系数均高于人民币贷款。

基于MPA体系的逆周期资本缓冲研究

基于巴塞尔委员会推荐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方法,依据我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挂钩变量"的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得出"广义信贷余额/GDP"指标适用性不足,而"社会融资总量/GDP"指标更优的结论。运用宏观审慎评估体系构建逆周期资本缓冲指标体系,实证结果表明,CPI增速、资本充足率、流动性比例和广义信贷增速指标可以有效判断逆周期资本计提时机。

社会融资规模与银行风险承担研究

次贷危机后研究银行风险承担与货币政策之间关系成为经济学界的热点。基于16家上市银行从2010年第三季度到2014年第三季度的面板数据,建立动态面板数据模型,通过一阶差分GMM和系统GMM方法对银行风险承担与社会融资规模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银行风险承担与社会融资规模及宏观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同时与银行自身资本充足率、流动性及资产规模呈负相关。这就说明,需要把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纳入新的宏观审慎政策研究框架。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比较分析与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3—2015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季度和年度数据,分析了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和融资结构差异和造成差异的原因。造成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在总量和结构上差异的原因有经济规模、物价、企业规模、金融发展创新等。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总量上,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对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显著,东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自发性的社会融资规模更大;结构上,经济规模的扩大和增速提高,企业规模的扩大,金融业自身发展与创新,都对优化社会融资结构影响显著,而产业结构和企业股权结构(国有或非国有)的影响不显著;区域上,东部比中、西部的社会融资结构更为合理。

浙、粤、苏三省社会融资规模变化的比较与评判

社会融资规模作为全面衡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指标得到广泛认可。本文对同为东部沿海省份、同属第一经济梯队、经济结构类似的浙江、广东、江苏三省历年来的社会融资规模变化情况作了比较分析,认为: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差异是造成三省社会融资规模阶段性变化的根本原因,浙江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增长趋缓是"去杠杆、挤水分、降成本"的探底过程,目前资金使用效率仍然较高,但亟需全面有效的转型升级、结构调整,以实现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更可持续的发展。

我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效应与策略选择研究——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

城镇化发展是经济发展由分散到聚集的过程,从而实现经济发展效率的大幅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本文探索从社会融资规模视角分析金融对城镇化发展的支持效果,结果显示:社会融资规模增大和贷款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下降在长期内均有助于城镇化发展,贷款占比提高在短期内能够迅速推高城镇化,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城镇化持续发展。因此,我国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的策略应从"做大总量、优化结构"方面入手,通过"顶层设计"、政策引导和市场化导向原则,形成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金融体系,推动直接融资快速发展,实现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的有效融合。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对区域实体经济的动态影响

本文以天水市为研究对象,在确定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口径,分析天水市社会融资结构特点的基础上,对天水市社会融资规模与地区经济发展关系进行了动态实证。结果表明,2006年以来,天水市社会融资规模稳步提升,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显著的影响作用,但总体社会融资规模偏低、融资结构有待改善。对此,应当引导和支持企业通过IPO融资、推广企业债券,发展委托贷款,以增强整体社会融资支持实体经济能力。

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主要指标间关系比较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总量的快速扩张,金融结构的多元发展,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不断创新,以货币供应量和银行贷款作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已经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规模,不能真实反映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的相互影响。本文选用2002-2016年间的季度数据,从实证的角度,基于VAR模型和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等方法,分析社会融资规模和货币供应量与国民经济主要指标相关程度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与货币供应量相比,社会融资规模全面地反映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与国民经济的相关程度更高,在调节物价方面具有明显作用,与经济金融关系更加密切。

区域金融功能效率的差异性研究

在实体经济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扎实履行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当务之急。本文选取2013-2018年数据,构建金融功能效率指数(FEEI),并采用泰尔指数(Theil)对我国四大区域进行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我国金融功能效率指数FFEIα、FFEIβ呈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运动轨迹,2015年达到极值。其中,东部、中部运动趋势与全国同步,西部响应滞后性较大,东北响应较为灵敏。(2)我国泰尔指数Tα、Tβ的波动均来自于四大区域内的差异Tα2、Tβ2,东部区域内各省(市)间社会融资规模相对差异较大、发展差异度相对较高。此外,服务业中实体经济成分的发展成果更具普惠性、公平性,对提升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间的匹配协调程度有积极作用,即"经济结构高级化"。

扩大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优化融资结构的思考与建议——以陕西省为例

本文通过分析2006-2014年陕西省社会融资规模变动趋势、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从扩大社会融资总量、改善社会融资结构、加强金融机构表外业务监测、大力发展资本市场、合理引导民间资金、提升社会融资规模的利用效率六个方面提出了社会融资规模发展和优化的建议,以此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转型,缩小与经济发达地区的差异,增强金融与地方经济间的良性互动。

常备借贷便利工具与中期借贷便利工具政策效果比较研究

本文运用SVAR等计量模型,研究国内常备借贷便利工具和中期借贷便利工具对中介指标的政策效果,以期更好地发挥借贷便利工具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同时“推动贷款利率进一步降低”中应有的作用。研究发现: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价格效应优于常备借贷便利工具,但调整频率过低限制了借贷便利利率发挥作用;常备借贷便利工具释放的资金具有乘数效应,中期借贷便利工具释放的资金可以精准投放;借贷便利工具释放的资金不能对市场利率产生显著影响;不同融资渠道对借贷便利利率变动的反应不同。应尽快厘清常备借贷便利工具与中期借贷便利工具的作用与相互关系,有针对性地提高借贷便利利率的调整频率,合理调整借贷便利操作使用范围,保障实体经济流动性合理充裕。

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社会融资规模的视角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广义矩估计GMM的方法,对社会融资规模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社会融资规模的提升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通过对总融资规模作用的比较,分析资本配置效率差异的影响,既从总量层面呼应了既有研究中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不相关或负相关的发现,又从资本配置结构层面给予了解释和回应,即金融发展在总量层面不必然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甚至可能起阻碍作用,但是实体经济所获资本规模的提升,则会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新时代下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影响因素研究

社会融资规模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性指标,是指实体经济(即非金融企业和个人)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量。在金融回归本源和服务实体经济问题的大背景下,对我国社会融资规模指标研究尤为重要。文章选取2002～2017年增量和存量数据,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发展趋势和结构变动进行描述统计分析,对影响因素建立了Adaptive-Lasso回归模型并进行实证分析,量化了新时代下进出口金额、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和信心指数对社会融资规模的影响效果,最后提出防范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新型城镇化资金保障路径选择: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

新型城镇化的资金需求总量大、多样化。利用社会融资规模等数据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财政、金融对城镇化建设的正向作用显著、持续期较长,但金融创新不够,财政金融协调欠佳,制约了正向作用的发挥;金融对城镇化的贡献较大;随着城镇化的质量提高和难度加大,财政支出、社会融资规模对城镇化建设的边际作用在减小。为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应逐步建立和完善新型城镇化的资金保障长效机制:加快财税体制改革,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构建多元化融资体系;加强政府与金融市场协作,引导社会资本参与。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视角下藏区普惠金融发展路径探析--基于甘南藏区社会融资规模存量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地区社会融资总量的视角,通过对甘南州区域社会融资规模的存量分析,如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与GDP、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固定资产投资的关系,尝试从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视角下来分析藏区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以促进甘南藏区普惠金融发展,推动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

社会融资规模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倒U形关系

在201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社会融资规模增长的具体目标首次被明确提出。作为货币政策领域新的宏观调控指标，社会融资规模的重要作用正在凸显。本文使用社会融资规模的月度数据，以扣除房地产及金融业产值的国内生产总值衡量实体经济增长，主要运用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深度剖析社会融资规模的变化对实体经济整体分布变化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社会融资规模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呈倒U形分布，这与加入社会融资规模平方项的OLS回归结果一致。因而在引导金融资本向实体经济倾斜的同时，也应注意社会融资规模的合理调控。

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可适性研究——以山东省为例

由于地区融资结构差异、区域经济特点不同,因此研究和探讨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为切入点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地区社会融资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通过阀值检验验证了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可适性不足,并对如何促进山东省社会融资规模与经济健康发展,优化社会融资规模结构提出了相关建议。

社会融资结构与融资效率差异化探析——以甘肃省为例

本文以2007-2016年甘肃省社会融资规模及相关经济指标年度数据为样本,考察影响社会融资效率的三大因素,运用描述统计法、回归分析法等计量模型对融资效率和融资结构差异性进行实证分析,为厘清甘肃省社会融资规模扩张以及社会融资结构变化的经济效应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同时,选取经济发展发达的广东省和地理位置相邻的陕西省进行横向比较,探析影响社会融资效率发展的主要因素和存在的主要问题,致力于更准确把握社会融资对甘肃经济的影响方式,提出引导甘肃省社会融资结构优化、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