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鄂省报刊与清末农业改良运动的兴起——以《湖北学生界》《汉口中西报》和《湖北农会报》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末传统农业日益凋敝的背景下,《湖北学生界》《汉口中西报》和《湖北农会报》凭借特点鲜明的农业改良话语,成为鄂省颇具代表性的报刊。它们关注时代变革,通过多维度的宣传,引导国人投身农业改良。为了推动农业改良的合理施行,报刊大胆探索,提出各种有利于农业发展的新策略。针对农业改良中的现实问题或不足之处,报刊还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另外,通过对近代农学理论和农业实用技术的传播,增强了国人改良农业的信心和能力。鄂省报刊的舆论宣传,有力地推动了清末农业改良运动的兴起。

经营之道:清末民初北京照相馆的变革与发展

摄影术自19世纪60年代传入北京后,当地照相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开始出现。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京师的摄影从业者在经营过程中为使照相馆更加适应中国顾客需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艺术,通过对照相馆的布景与道具进行变革,增加拍照形式,为照片进行着色等新颖方式对照相馆的艺术商业模式进行了本土化探索,使北京的照相馆在中西融合中形成了独特的拍摄风格。这些措施改变了大众传统的艺术审美观念,推动了清末民初北京照相业的发展。

清末民国私立图书馆研究

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图书馆的源头为古越藏书楼,该馆由徐树兰个人出资创办。依照图书馆服务的主要群体、功能属性等特征划分,清末民国私立图书馆可分为私立公共图书馆、私立学校图书馆、私立儿童图书馆和私立专门图书馆。尽管其类型不同,但都有启迪民智、普及科学知识、传播先进文化的职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私立图书馆处于发展的黄金期,其服务内容以传播先进科学知识、普及文化教育为主,整体呈繁荣态势。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私立图书馆走向凋敝,但在抗战后方的重庆和延安等地,也新生出少量的私立图书馆,其社会职能除文化教育外,还有宣传抗战、激发爱国热情等。

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出版缘起、基本样态及其价值

清末民国,在民族危机的刺激、研究团体的成立以及官方的支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共创办外交期刊27种。通过对它们的创刊时间、出版地点、编辑出版单位和出版周期等方面进行分析,发现这些期刊在创刊时间和地点上分布不均衡,在创办主体和出版周期上呈现多样性。清末民国外交期刊的创办,具有重要的价值,它们不仅展现了近代爱国学人的救亡情怀,向国民传播和普及了外交知识,而且还推动了相关学术研究的发展。

明末清初“格物穷理之学”中的科学思想

“格物穷理”一词源于宋明理学,是中国本有的概念。徐光启等一批明末清初士人通过翻译西方著作,吸收了大量科学思想,并将之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对“格物穷理”加以改造,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思想——“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学”中蕴含着实证性、实验性科学思想和实用性科学技术。实证是“格物穷理”之体,实验是“格物穷理”之法,实用是“格物穷理”之用,三者一起构成完整的“格物穷理之学”。“格物穷理之学”的发展,不仅是当时士人用之改造中国社会的群学自觉,还是一场推动当时中国向近代科学化转变的运动。

近代音乐知识的生成脉络:基于晚清音乐教科书出版路径的考察

在构建近代中国音乐知识体系与学科体系的进程中,音乐教科书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作为近代音乐教科书出版的肇始,晚清音乐教科书的编纂出版经历了从英美教会零星出版,到以日译教科书编译为主体,再到教科书中国本土化的不同历史阶段。这一历史进程不但反映出近代音乐知识生成的话语脉络,也指示出该脉络中隐藏的东、西洋文化权力的竞争关系。

晚清《植物学》的创译及其科学传播意义研究

晚清时期,中国学者李善兰等人编译的《植物学》一书在中国植物学史及中西方科技交流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产生了巨大的科技文化影响。该书的编译成功有多种因素,但最关键的是李善兰其汉译的过程中,发挥其译者主体性的作用,利用创译法完美表达出重要植物学名词的科学含义及文化意味,从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植物学在中国的传播。

信州公共风景点--清代江西信江书院园林复原研究

信江书院位于信州城外黄金山北麓,临溪环山,因山而构,为典型的城郊山地风景型书院园林。嘉庆十五年(1810年),王赓言于信江书院中部增设2处公共风景点--“梅庭铺月”和“石磴梯云”,书院开始兼具公共园林之性质;同治五年(1866年),钟世桢向书院东部扩建,增建3处书斋庭院,空间类型更为丰富,园林格局基本定型。现两景点均已毁,书院面积大幅缩减,昔日盛况也不复存在。结合古代文献及图像分析、遗址测绘、推理演绎复原清代同治时期信江书院园林平面布局,从书院山水环境、空间布局、景致风貌、景境构建4个角度展开剖析,有助于深刻认识清中后期(1781—1866年)信江书院这一经典园林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

博弈与妥协:清末民初杭州肥业纠纷

清末民初杭州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卫生事业开始出现,肥业清理是公共卫生事业的重要内容。杭州虽距上海较近,但其肥业清理改良受传统因素影响深,颇为曲折。清末民初杭州警局试图通过改良肥桶、登记编号、成立肥业公司等措施来介入和改良肥业清理,在警局、肥业公司与粪行粪夫、农户的多次博弈之后,形成三方共同划分杭州肥业的妥协局面。清末民初杭州肥业纠纷不仅是肥业清理改良迈出从无到有的第一步,同时也展现出国家权力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与妥协。

城市边缘:清末民初汉口码头的公共空间及下层民众

武汉素有“九省通衢”之誉,是近代全国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之一。在晚清民国时期社会动乱不安、帝国主义殖民扩张及商品贸易发展、人口大量迁徙的大背景下,汉口码头作为城市货物运输的重要关卡,五方杂处、中外交汇,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社区。汉口码头作为城市的公共空间,有其独特的特点及形成原因。同时,此空间内边缘群体的来源及构成,使汉口码头充满冲突与融合,在解决纠纷的方式上,也能看到民间团体自治与政府治理间的互动。

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

晚清出版史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变革与转型时期,中国出版在这一历史时期逐渐完成其古今之变,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形成具有近代形态的新式出版。变革与转型的因素贯穿和渗透于晚清出版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从宏观上看,印刷技术、出版物形制、出版物内容、出版物类型、出版机构、出版观念、出版管理体制、著作群体、出版交流、出版社会作用等10方面的变革能够充分反映和印证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特征。

清末新政时期的“重农”思潮评述

清末新政时期,“重农”思潮盛行于朝野。但它不是传统“农本商末”思想的复归,而是要求在中国发展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农业。这对中国传统农业变革有积极影响,在中国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开风气的作用。

晚清中国医学期刊发展

采用文献考证法,对中国医学期刊在晚清的发生发展情况进行分析。晚清共创办医学期刊26种,在中国医学期刊史上只是一个萌芽时期,但对中国医学,尤其是西医学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为中国医学期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中,《中华医学会杂志(英文版)》是《中华医学杂志》的英文部分与《博医会报》合并而来,并延续了《博医会报》卷期。

《农学报》之前西方农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

目的廓清《农学报》(1897年)之前综合性期刊中关于近代西方农学知识的传播脉络,清理西方农学在中国引进演变的轨迹。方法通过统计分析考证和比较法,全面调查《农学报》之前晚清综合性期刊中涉及农学知识的文献。结果《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西闻见录》和《万国公报》最早刊载了《推农务之会》《英国农器》《英国农政》《农事要策》等文,后来以《格致汇编》《时务报》《知新报》3份期刊的农学报道最为集中。结论西方传教士与中士所办综合性期刊对西方农学的报道,先于《农学报》59年即有单篇文章,后有"农事"专栏,并间接催生了之后《农学报》专业期刊的诞生,在中国农学史和中国新闻事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清末民初小说与报刊业之关系探略

清末民初是中国新闻事业开始发达的时代,与此同时,近代化报刊也逐渐成为当时小说的主要载体和传播媒介。清末民初的小说与报刊业始终保持着密切而微妙复杂的关系。在清末,小说与新闻业呈同步发展的态势;而到民初,与新闻界长期遭受打击和镇压的命运相反,小说事业却进入了蓬勃发展的兴盛时期。清末民初的小说有80%登载在报刊上,民初的登载率又远高于清末。除小说专门杂志外,文艺报刊和报纸副刊以及一些综合性报刊也大量登载小说。其中,小说产量与小说杂志数量的走势基本吻合,这说明小说杂志始终是小说和小说理论发表的最主要阵地。以小说杂志为代表的近代报刊业的兴盛促成了中国小说传播方式的变革,并成为中国小说现代转型的主要载体和推动力量。

江南制造局翻译书目新考

经过对江南制造局译书及有关文献的全面考查，作者重编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书目录，计得已刊未刊译书２４１种。作者还就旧有沪局译书书目中存在的问题作了简要分析；对一些译著的底本、出版年代等问题的考证也有进一步的收获。

清末商部——农工商部振兴工商措施述评

商部———农工商部作为清末新政中新增设的专门管理全国实业的中央机构,在振兴工商业方面采取了调查商情,制订保商、奖商法规,劝办商会,注重工商教育,鼓励参加国际商品赛会和资金扶助等一系列措施,扭转了"贱商"的传统风气,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效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

论晚清徽商对徽州社会救济事业的扶持——以光绪三十四年水灾赈捐为例

明清徽州社会的发展具有鲜明的徽商印记,及至晚清,情况依然如此。光绪三十四年夏,徽州暴发特大水灾,徽商在灾荒场域之外迅即展开了大规模的赈捐行动。旅沪徽商利用同乡网络组织居中协调,借助现代公共媒体,更新募捐手法,广发募捐公告,号召流寓各大城市的徽籍人士慨输资财,以纾解故土家园的灾难。徽州地方官绅颇为依赖旅外徽商,两者互为奥援,极大地提高了赈济效率。与徽商数额庞大的捐款相比,官赈已退居微不足道的位置,而此次赈捐所体现出的地缘色彩和募捐程式也为考察晚清义赈的演进提供了合适的样本。

明清间天主教文献出版的演变

明清间基督宗教第三次进入中国,这一时期在中国活动的主要是天主教各修会传教士。在传教事业发展的过程中大量相关文献得到刊刻出版,这些文献可分为西学文献和宗教文献两大类。参与天主教文献出版的有皇室和官方、士大夫、教会、书商等,他们的出版活动有各自不同的动机和特点。晚明士大夫大力刊行天主教文献对西学和天主教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入清以后教会成为天主教文献出版的主要力量。清廷禁教后传教活动转入地下,但天主教文献的出版并未完全断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