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层区分制对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的纠偏与重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规范属性的界定问题上存在悖论,且章节设置不尽合理,在“口袋罪”倾向日趋严重的现实情况下,理应限缩适用甚至非必要不适用《刑法》第287条之二。通过双层区分制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认定为共同犯罪,符合我国刑法的现行体例,在维护共犯从属性对构成要件定型意义的同时,也妥当处理了网络犯罪帮助行为法益侵害严重程度升格的现象。作为对《刑法》第287条之二的纠偏,双层区分制在犯罪事实无法查明等定罪问题、主犯与从犯难以确定等量刑问题上均能有效应对,是回应认定网络犯罪帮助行为实践难题的合理路径。

帮信罪与拒履网安义务罪适用差异研究——以刑法网络治理模式为视角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案件数量和学术讨论热度远超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教义学分析无法充分解释二罪差异。实证分析二罪理论文献及司法解释文件,发现国家对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的网络治理效能抱有期待。适当转变司法治理思维,减少直接性控制,承认社会个体治理能力,建立“共建共享公治”的多元网络治理格局,既符合我国的社会发展趋势也具备政策基础。多元治理利于调动网络安全管理义务人网络专长,及时处理信息。即使无法完全采取多元治理模式,也应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体系突破进行限缩,防止其持续膨胀。

帮信罪中广告推广行为的辨析与实践认定

《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刑法第二百八十七条之二规定在“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支持、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方式为其犯罪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广告推广”行为属于该罪客观行为表现之一。通过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检索并梳理了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情形,提出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困境包括主观“明知”认定标准有待进一步厘清、客观行为范围相对模糊、外围犯罪与核心犯罪关联度低,延伸司法职能不充分等。在此基础上探索广告推广型帮信罪认定的路径并提出:应当全面准确把握“明知”标准,厘定广告推广行为的边界,综合打击外围犯罪与核心犯罪,以检察建议践行能动司法理念等解决路径,希冀为司法实践中广告推广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辨析与认定提供参考。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扩张的反思与限缩

为了依法打击借助互联网实施的犯罪,《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罪名。但在司法适用中,该罪的构成要件存在司法扩张现象。主观要件“明知”在实务中被扩张为“应当知道”甚至“可能知道”。客观要件的“帮助”行为在实务中被扩张至对从犯、胁从犯乃至对帮助者行为的帮助,“帮助”对象被扩张至对一般违法行为的帮助。入罪标准“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与司法实务仅对数额作出规定或判断,而缺乏对“情节严重”进行实质判断。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易使帮信罪沦为互联网时代的口袋罪,也有悖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因此,应对帮信罪的构成要件加以限缩。“主观明知”宜理解为“明确知道”,并通过主客观综合认定来确定“明确知道”。“客观帮助”宜限定为对正犯的帮助,且正犯必须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或至少实施刑法分则规定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司法解释宜在客观数额的基础上增添其他考量因素,且实务认定亦需基于综合标准,同时“情节严重”的出罪通道也必须畅通。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实践问题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自2015年入刑后,近年来在司法实务中被大量认定。学界认为此举有违刑法的谦抑性。通过整理100个样本案例,分析司法实践中的“重罪行为轻罚化”以及“过度扩张”两种观点,发现该罪在具体适用时存在“明知”的认定不明确、与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认定存在争议、刑罚的适用标准不统一等问题。当前,为了有效治理信息网络犯罪,应从明确“明知”的认定、正确区分该罪与掩饰和隐瞒犯罪所得罪、统一刑罚适用标准等方面入手,确保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实现应有的治理效果。

支付结算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实践检视及一体化治理

支付结算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实践中存在适用主体扩张、责任判断模糊以及量刑结果失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发生与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轻罪立法不断扩张以及配套金融监管乏力等原因密切相关。需立足于多维一体的治理理念,在刑法之内严格限缩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客观要件,完善刑法的具体适用;在刑法之外优化各法域间的协同治理,形成有序衔接的规范体系;在刑法之上发挥数字赋能技术优势,共筑多元联动的防治共同体,由此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一体化治理策略。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从属性否定与独立性证成——基于规范论的立场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在“帮助”的帮助下,案件量急速膨胀,出现向“口袋罪”发展的倾向。其根源在于从属性学说的魅惑,致使该罪在明知的认定和责任的归属上不断泛化。而学界基于共犯理论立场的解读,不仅无法解决此罪的泛化问题,反而进一步加剧此罪的口袋化危机。故需要对该罪进行从属性祛魅,实现从存在论向规范论的立场转换,在规范违反说的理论体系下指明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行为的独立性,并经由义务犯理论,强化此类行为的规范违反性,以实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独立性证成。

论作为兜底罪名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随着网络产业在新时期的迅猛发展,我国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数量逐年上涨,由此引发对该罪名立法设定与司法适用广泛而激烈的反思和质疑,批判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成为兜底罪名的见解层出叠见。为规范该罪名的现实运行以及释放该罪名的内在价值,我国应立足该罪的本质意涵,肯定该罪帮助行为正犯化的立法本质,科学看待其兜底罪名的性质特征,重新审视过往对于兜底罪名全然否定的标签,明确该罪的积极意义。在立法设计方面,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针对网络犯罪非接触性、去地域性以及分工离散性的特点,以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等信息网络犯罪的犯罪支援为核心要旨,体现“围点打援”的犯罪打击策略,实现对网络犯罪本身的治罪和治理,在立法技术与立法策略方面具备充分的合理性。在司法实践方面,首先,应当保障罪名适用的处罚正当性,精确罪名的可罚性等价程度,实现罪名处罚的正当性;其次,应建立定罪量刑的归类模型,对行为定罪量刑进行归类分析,构建使法秩序得到统一的结构模型;再次,应规范不同层级罪名适用条件,拒绝随意化与扩张化地认定犯罪;最后,应准确把握明知要件的适用条件,防止帮助行为自身类型化特征不足而诱发的罪刑法定原则危机,充分释放该罪在信息网络犯罪治理中的积极价值,实现刑法保护机能和保障机能的动态平衡。

浅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共犯的界分

近年来,随着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行动的持续推进和“断卡行动”的开展,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呈现井喷之势,理论界和实务界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理解和适用存在不同认识,主要体现在为网络犯罪活动提供帮助行为是认定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上游诈骗犯罪的共犯。通过对裁判文书的整理分析可以发现,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共犯认定的标准不统一,究其原因在于理论上没有厘清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主观故意认定及与上游诈骗罪共犯明知的区分边界。在区分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诈骗罪共犯时,应借鉴《关于“断卡”行动中有关法律适用问题的会议纪要》规定,以共犯原理为基本落脚点,从主观罪责与客观行为两个方面来认定。主观方面,以诈骗罪共犯论处的宜限于通谋情形;对于主观上仅具有明知,原则上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论处。客观方面,帮助行为与上游诈骗犯罪行为联系紧密,对上游诈骗犯罪起到实质推动作用的,以诈骗罪共犯论处。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主观“明知”的限缩认定

近年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与危险驾驶罪、盗窃罪并进,一跃成为第三大犯罪类型,与行为人主观“明知”的认定标准不够明确直接相关,导致司法扩大化,其有成为“口袋罪”的发展趋势。结合实际案例及相关理论分析,提出应区分“普通人行为”和“专业技术支撑行为”两种情况对“明知”内涵进行限缩认定,对于保持刑法谦抑性和避免僵硬执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具有实质意义。

论综合认定法在帮信罪“明知”认定中的运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以下简称“帮信罪”)呈现出了网络犯罪的新特点。学界、实务界多将司法解释中的帮信罪“明知”认定条款视作推定,实属理解偏差。通过对条款性质的拨乱反正和对印证证明的剖析,提出了基于补助证据进行综合认定的方法,以期解决帮信罪主观“明知”认定的实践难题。综合认定主张摒弃证明标准印证化的观念,但并不排斥印证方法的使用;其不是印证证明的补充,也不存在适用的先后顺序。在综合认定中,裁判者应始终坚持法定证明标准,通过补助证据显示出的细节信息,结合经验法则综合且审慎地认定“明知”,从而作出公正裁决,维护司法公信力。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区分标准

帮信罪与掩隐罪危害行为竞合、侵害法益交叠、历史沿革相继,具有高度相似性。帮信罪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引发“口袋罪”担忧,学界主张以掩隐罪分流处置,亦契合掩隐罪作为洗钱犯罪适度扩张趋势。帮信罪与掩隐罪区分理论包括时间节点、客观行为、主观认识、犯罪对象、查证程度区别说。经过实践检验,时间节点区别说因无法达成两罪区分目的被排除,客观行为区别说衍生出三个判断要素与犯罪对象区别说、主观认识区别说、查证程度区别说相呼应,最终形成以客观行为为统摄,主要侵害法益、主客观相一致、罪责刑相适应三位一体区分原则,三者形成层层递进规则为帮信罪与掩隐罪区分供给标准。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理论反思——基于120份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的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有两大理论争议:一是该罪是否属于帮助行为的正犯化;二是如何确定该罪的处罚边界,但根本分歧在于对帮助行为是否可以脱离共犯从属性和对帮助行为入罪条件的回答。在观察120份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定罪的裁判文书后可以发现,量刑规则说无法满足实践需求,帮助行为正犯化说和累积犯说不如协作犯罪说更能妥当解释该罪的正犯性;“明知”应指对犯罪活动的概括性认识,但需谨慎适用推定;“犯罪”应指《刑法》分则的行为类型,无须满足罪量限制。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之探析——以宜春市2021年生效判决为分析样本

以江西省宜春市2021年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生效判决为分析样本,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行为、罪名性质、刑罚适用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司法适用进行分析。司法实践中对本罪的性质采取帮助犯的量刑规则,而非帮助行为正犯化,本罪的成立仍以主犯实施犯罪为前提,同时帮助他人实施本罪的帮助行为也将构成本罪。但在本罪的司法适用中也有对“帮助行为”“明知”进行扩张解释的嫌疑以及“情节严重”认定不统一的情形。针对以上情况,司法实践中应当严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则,不得随意扩张解释本罪的帮助行为的类型并统一认定“情节严重”的条件,从而真正做到公正司法,确保公民合法权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法治化治理研究

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高发、多发,具有犯罪主体特征明显、上游犯罪查证困难、行为以提供“两卡”为主、违法所得与涉案数额差异巨大、处罚结果呈“轻刑中的重刑化”等突出特点。有效推进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法治化治理,应当从司法打击、司法认定和司法治理三个层面探究:司法打击层面存在当严未严、该宽未宽的偏差,应突出打击重点、坚决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司法认定层面存在对“明知”、“为其犯罪提供帮助”、“支付结算帮助”的扩张倾向,应严格罪刑法定原则,统一司法适用标准,准确认定犯罪构成要件;司法治理层面存在个人法律意识淡薄、办案机关工作延伸不够到位、相关职能部门欠缺联动思维的堵点,应推动溯源治理,从强化多元普法、加强源头监管、加强协同联动方面,着力构建综合治理大格局。

少捕慎诉慎押视角下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研究

如何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政策要求,降低审前羁押率、扩大相对不起诉适用是当前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治理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对2986个起诉书样本和583个不起诉书样本进行分析,审前羁押方面,帮信罪治理存在审前羁押率较高、逮捕条件适用存在偏差、强制措施变更不及时的问题;相对不起诉适用方面,还存在不起诉率较低、裁量标准尚不统一的问题,不同的裁量情节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程度从小到大依次是被告人的犯罪数额、偶犯、自首、悔罪、坦白、退赃退赔、初犯和在校学生身份,而被告人认罪认罚对相对不起诉的影响不大。对此,应当坚持权利保障的轻罪治理观,全面、动态地把握帮信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逮捕社会危险性,促进其他非羁押性措施的完善;探索建立细化统一的裁量标准以强化相对不起诉的出罪力度。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主观限缩解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基于司法实务和解决我国传统共犯理论框架难题的需要,而体现出打击范围极大、入罪边界极宽且不明确的扩张性的特点,导致了诸多理论上与现实中的争议,已经逐渐不符合当前对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入罪审慎的要求,亟须对其入罪边界进行限缩的解释。在明确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独立的保护法益价值并区分了同其他犯罪共犯的竞合之后,对其进行限缩解释的关键在于明确“明知”的内涵与判断标准。尽管中立的帮助行为本身并不能完全排除其可罚性,但是通过对中立的帮助人主观故意层面与“明知”的判断标准的分析,故意的二分法理论仍然可以通过划分确定故意和未必故意的方式,在厘清“明知”的内涵后将未必故意的情形排除出“明知”而对未必故意的中立帮助行为进行出罪。

网络中介服务的刑事归责:边界划定与罪名诠义

网络中介服务提供者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导致严重后果的,应在不作为共犯的路径上探寻承担刑事责任的可行性。网络中介服务者在客观上违反法律、法规或行业准则为他人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帮助,主观上具有帮助他人实施犯罪的目的,或是直接针对具有犯罪性质的软件、网页或功能提供技术服务,可判定逾越了中立帮助的界限;若客观上无明显异常,则要看主观上与正犯之间有无“通谋”。网络中介服务者对网络空间犯罪活动的不作为参与,未经责令改正而拒不改正的过程,通常不能以犯罪论处,但与正犯就不履行安全管理义务具有提供服务前的明知或提供服务后的通谋的,可直接成立相关犯罪的不作为犯。网络中介服务者积极参与的帮助,看其是否与正犯具有指向一致的犯罪故意内容,再决定是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正犯所为之罪的共犯论处。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情节严重”的体系性解释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和具体内涵都较为含糊,为保障司法适用的准确性,须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进行深入分析。“情节严重”应当定位于犯罪论体系中实质违法性的积极条件。由于特有的依附属性和独立属性,该罪具有上游信息网络犯罪所侵害的内层法益和帮助行为本身所侵害的外层法益信息网络安全管理秩序。因此,该罪“情节严重”应以内外双层法益为依托进行限缩解释:“情节严重”中的“情节”应仅限于客观方面的表明法益侵害程度的要素;帮助行为应当对其上游网络犯罪行为的实害法益产生危险性影响;对于实质违法性积极条件缺位的帮助行为,应发挥行刑衔接效能,不可动用刑罚处罚。

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司法扩张与规范适用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当前有异化为信息网络犯罪之“口袋罪”的倾向,在实践中呈现出扩张适用。这表现为“明知”认定标准的模糊化、“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要件的矮化、“帮助”行为的扩大化以及“情节严重”的虚置化。司法扩张适用不仅导致将应认定为相关联犯罪的共犯情况不当认定为本罪,而且与“少捕慎诉慎押”的刑事司法政策不符。单以帮助犯正犯化说、量刑规则说、积量构罪说解释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均存在疑问。立足于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与构造,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具有补充功能、强化功能与纠偏功能。以此为指引,可以从理论上提出限缩本罪适用的方法,以及明确本罪与诈骗罪的共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界限,规范本罪在司法中的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