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社会政治思想的现代化发展——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视角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思想,虽然备受古圣先贤的推崇,但是在帝制体系下却难觅“大同”之道。历史充分证明,“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在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自然观等方面具有高度契合性,只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后,“天下为公”才得以真正地在中国社会实现。中国共产党将“天下为公”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大党大国的国际责任融合在一起,政治革命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建设意义上的小康社会与共同富裕、全球治理意义上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集中体现了其发展维度和历史轨迹,使“天下为公”思想赓续不绝,始终指引着人们寻求更好的治理方式、追求大同的政治理想。

尽性至诚:儒学“礼”文化童蒙养正之“公”道探析

从原始儒学到古代儒学、现代儒学,万变不离儒家礼仁爱思想渊源。礼运大同,天下为公,文明中国数千年的礼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回归人性的人生哲学和文化积淀,是为人类共同命运祈福的深沉文化之思与长远生存之虑,本文在儒学礼变迁的正名中更觉察到其于当代童蒙教育的适切价值。人与物并生天地间,人群之则安,独处则忧。故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育人之道不可绕道于此。儒家礼,为养性之学,其关键在于通过口、目、鼻、耳等不会思考的生理通道,而渐入求真、尚善的心理之境。万盛之巅,起于小礼,长胜之君,始于童蒙。童心未泯,存礼、弘礼、践礼,童蒙养正以尽性至诚,是回答当今世界和平之问的长远筹划。

天下、民族与认同:国家观念在传统中国的历史演进

中国现代国家观念的形成是长期历史演化的结果,传统中国文明模式之中始终内含着对国家的想象和构建。在先秦时代,天下主义塑造了中国人的文明观、国家观和世界观,在天下主义视域下国家是一个相对性的存在,以家为模型外推形成疆域格局,以天下为终极原则构建政治秩序。始于秦朝的古代中国开启了以国家为政治单位的国家政治。文化与国家的同构性衍生出中国对世界和他族的态度和策略,也决定了个人身份认同的方式和来源。古代中国以文化主义为支撑,以王朝国家为载体,形成的中心—边缘观念是理解国家的关键。晚清时期中国以“被迫”的方式进入了国际体系,中心—边缘秩序观受到了破坏,文化主义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形式无法再对来自外界的冲突做出调整适应。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观念开始向民族主义促成的主权意义上的国家观念转变。

两汉以来民本思想的发展演化

民本思想是传统中国政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演变具有自身特点。两汉至魏晋时期,“国以民为本”思想不断完善,在君民关系上强调“立君为民”,更突出君民依存关系下的“政在安民”。唐宋以来,统治阶级深刻认识到民众的重要性,在民本观上更为关注“民意”,强调“君责”。明清之际,思想家们在传统民本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公天下”与“君为客”的主张,体现了对君主专制进行反思的倾向。

“天下为公”:在理想与现实之间

"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本来是《礼记》依据过往历史和传说提出的两种社会形态,由于这两种形态既关乎由仁义引导的道德价值秩序,又关涉由礼法建构的社会政治秩序,因而随着历史变化的需要,不断被学者作出新的解释,其涵义也不断得到分梳和丰富。其中,特别值得重视和辨析的,是孟子的"仁政""王道"政治观,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的思想命题,它们在历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所理解的世界"大同"的主要思想构件,而大同理想一度让我们陷入"乌托邦"的空想和灾难。今天,要让传统的天下观尤其是"天下为公"的理念发挥积极的合理的作用,就要对上述观念及其问题加以辨析,既在政治上明确"谁之天下"以及"如何实现"的问题,又传承并创新其中的人文道德价值和哲学思想。聚焦于"天下为公"与"天下为家"的论题,也有利于廓清当前围绕传统思想文化展开的各种论争。

新游戏需要新体系

全球化正在形成超出现代模式的政治新条件和新问题。现代政治的思维框架是国家政治与国际政治,这两个政治层次并不能有效解释和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问题,因此需要建立一种与全球尺度相配的全球政治分析框架。现代政治思维建立在敌对和争霸博弈的概念上,而全球化使得知识、信息和技术得到普遍化,因此,互相对称的策略模仿将导致各方都无利可图甚至自取其祸。另外,全球化导致各方在经济和生存上的高度互相依赖,一种以全球资本、通用技术和通用媒介结合组成的新权力正在形成对世界的网络式支配,这种新权力不再通过暴力优势而是通过服务优势而获得支配性权力,权力的新公式是:服务造就权力。于是,全球政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敌对争霸,而是如何达到最优共在。以非排他的共在原则为基础的新天下体系最有可能解决全球规模的政治和经济难题而达到世界和平。

“混沌之死”与中国中心主义天下观之解构

《庄子·应帝王》的结尾是混沌之死的寓言,这个寓言的背景视域是中国中心主义的天下观。混沌之死暗喻礼(报)对德的谋杀,而一旦不以德维系,而以德之戕害为后果,礼自身也就式微崩坏了。这是庄子版本的"礼坏乐崩",它暗示,随着帝、王时代及其政教典范(德与礼)的终结,以礼义论展开自我界定的中国观念以及以中国中心论为轴心的天下观的精神基础,也面临着基本型的危机。这正是《应帝王》通过混沌之死传达的深层意义。

论知识产权对贸易自由的非结构障碍及克服

知识产权与贸易自由共生于市场,市场主体的竞争行为一方面产生了财产制度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产生交易行为秩序的需求。知识产权的发展,始终围绕着扩大贸易自由这一直接目标。但在践行目标时,由于市场资源配置的失灵,知识产权制度自身产生了阻碍贸易自由的非结构性障碍:权利扩张进程中民主程序的缺位以致共识文化断裂、私权与公共资源对抗、市场竞争秩序削弱。对此,强调公共利益原则、完善政策性制度设计、构建对话协商的政治机制无疑是重要且可行的,而"天下"思维的导入则有利于打开所述障碍的思想困境并寻求解决路径。

墨子的共同体意识及其困境

就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来说,墨子思想颇有值得发掘之处。墨子崇尚具有最普遍意义的“天下一体”共同体理想,个体之间能够互爱互利,个体热心公共事务并能为共同体“兴利除害”,不同共同体之间也能实现意志一致和大规模协作,从而消除人与人、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互害模式,从根本上解决天下之乱。当然,墨子思想里也存在着忽视个性化的自由意志从而导致极权专制的倾向,也缺乏对推动意志协调一致的有效路径之思考,有必要予以辨析。

新天下体系视角下的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

新冠疫情放大了全球化进程给世界带来的问题,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也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新天下体系理论从传统中汲取智慧,为破解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困局提供了新的视角。回顾中美教育交流与合作的历程,其早期呈现出典型的非世界性特征,存在非对称性和外部性的突出问题。尽管在当前的共在表象下,非世界性从外显走向了内隐,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中美教育交流合作仍需转型。基于中美两国当前的教育政策,双方应以关系理性原则为指导,积极探寻未来中美教育交流合作的可能生生空间,真正实现“世界性”的无外共在。

元朝的"天下一家"思想及其政治文化一统

元朝"天下一家"的思想不仅确立了其在中国统治的正统地位,而且实现了中国的政治一统。各民族在元朝统辖之下,经济、文化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联系空前加强,促进了民族融合。

《天下同文集》选词刍议

《天下同文集》是元人周南瑞编选的诗文集,存词三卷。该选集有着较高的文献价值,有助于我们客观评价元词成就。从该集所选词人群体的多元化,对本朝文学的肯定,可以窥见元人海宇混一的盛世心态,元代词坛南北逐步合流的情况;从所选词作的风格特征,可以看到编者受姜、张词派影响,崇尚雅正词风,推尊词体,审美趣味与元代中期平易正大的文风趋近。

“天下”视界下的冲突法理论论略

"冲突法理论"应当被理解为对于"为何适用外国法"做出解释的理论。作为一种中国式世界观表达的"天下"理念为我们思考"为何适用外国法"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界。在"天下"的视界下,冲突法理论将由工具和技术层面的考虑和计算提升至精神气质层面,并基于"无外"的原则在"和而不同"的框架下形成适用外国法的精神自觉。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与世界主义思想

世界主义的概念虽源于古希腊,世界主义的视野和理念却早已孕育在古代中国哲学和文化传统中。植根中国土壤的世界主义思想就是其“天下”观。该思想发轫于周朝,历经先秦至明清沿袭嬗变,是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同时也是中国哲学和中国几千年圣贤志士思考世界的方式、视野、政治对象及最高理想。文章试图从中国文化的源头出发,循着“天”—“天下”—“天下大同”的发展路径,厘清“天下”观生发、演变,再到孕育出“天下大同”的世界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和内在逻辑。中国古代对于“天”的认识始于先民对自然的原始崇拜,夏商时期“天”已具有人格化的神义性;周革殷命后,周人对“天命靡常”的认识使得“天”被赋予道德意义,形成“以德配天”的思想,“天”开始具有一定的人文色彩;至春秋时期,儒道两家分别形成道德之“天”及无为之“天”的观念。古人在对“天”的认知基础上产生“天下”的观念。“天下”观主要具有三个层面的涵义:地理空间的“天下”、文化意义上的“天下”、及伦理政治上的“天下”。先秦时代,儒、道、墨、法的政治哲学思想均已显现出超越国家主义的世界主义特征。在当今世界面临日益增多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秩序亟待重塑的背景下,“天下”观作为古代中国政治和哲学思想的根基,其世界主义视野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价值。其一,“天下”观构筑的世界秩序具有超越国家主义的真正的世界性;其二,“天下”观从空间尺度来看,无内外之分;其三,“天下”观从时间尺度来看,具有稳定性;其四,“天下”观以礼、仁为基石,构筑的是一个和谐、兼爱的世界。“天下”观在当代的重新挖掘为构建世界秩序提供了新的思考模式。

《易经》和平思想的价值内涵——探索中国和平思想的渊源

"和平"乃易学的关键词,"天下和平"乃易学价值观的基本命题。此论题先贤时彦少有讨论,略抉其旨:原始易学的思维模式基于对天地万物及人自身的观察,从而形成一套独特的表义符号与释义系统,即卦象、卦图与卦爻辞。易以"人文化成天下"而建"文明",作为"立言"宗旨。"言"不空立,托诸先王、先哲功业德行而立。文明的创造,先哲谓之"立德"、"立功"。"立功"、"立德"赖"立言"而传之久远。反观往史,前世之实用惯例,行之有效,每为后世之典礼。道德价值之构建似乎是这样的:人类行为由质朴不驯而驯服,而有习惯;习惯法的确立已然开辟文明之境。由此而进:由习惯驯服而成风俗伦常,由风俗伦常之反思而有道德价值的自觉。文明成果之推行天下,全赖和平以传。古往今来,战火频起,毁坏多少文明成就。先哲有察,确立"天下和平"的命题,再三致意,易学微言大义系焉。

荀子的“天下”观与“后周鲁时代”的秦国

本文旨在阐明《荀子》思想的特质和历史意义,而由此探讨其"天下"观和对当时秦国的看法。借此欲阐明《荀子》一书在战国时代周鲁两国已经不存在的政治情况下成形或出现于世的历史意义。本文先将荀子的"天下"观整理为如下三种特色:其一,荀子所构想的国家从头开始就是治理天下领域的国家。其二,在荀子"天下"观视野下的国家会经过其兴亡的动态。从正面的意义来看,原来只有"方百里"领土的小国理论上也能成长为治理天下的国家。其三,荀子在叙述周朝巩固治理天下的过程中赞扬周公的关键角色,并将他称为"大儒"。基于如上三点,荀子在观察秦国的现状之际,认为其威势和领土已经不必要再扩张,而极力鼓励秦廷聘用"大儒"或"聪明君子"来推行"义术",即安抚天下诸侯和人民的政策。荀子一方面似乎认为实际上唯秦国具有在近未来能够治理天下的可能,但借由强调任何领土方圆"一百里"的诸侯只要聘用"大儒"也能够治理天下这一点,提醒秦君别错过聘用他的机会,否则聘用这样人才的其他国家会取代秦国的角色。

经义考辨五篇

考辨了儒家的“逝者如斯夫”、“天下归仁”、“可欲之谓善”、“万物皆备于我”、格物之“格”五句经典之义。

天下主义与和谐说的内在关联

公元前200年的白登之围,见证了汉朝与匈奴由战争转向和平的重要际遇。在此之后的70余年里,汉匈关系相对"和洽",各得其所,促进了双边的社会政治与经济民生发展。历史学家汤因比从宏观历史角度对此事件评价甚高,认为是人类历史上首次践行天下观的成功范例,继而提出解决世界问题的天下主义学说。汤因比将天下主义归因于"同情感",也就是孟子所言的"恻隐之心"。从历史现实情况和中国传统思想角度来看,当时汉匈两国之间的天下主义模式是不平衡的,天下主义背后的根本动因也不是"同情感",而是基于儒家贵和意识的和谐说。

“综合文本”意识下的冲突法研究进路

冲突法的研究大致围绕"为何适用外国法"及"如何适用外国法"两大主题展开,其中,理解"为何"是我们思考"如何"的前提。而现今世界所呈现的是各种问题与各种知识之间的互动结构。这一事实已然使我们不得不以一种"综合文本"的意识来解读"为何适用外国法"。在综合文本的意识下,借由缘起于中国传统的"天下"理念,我们应基于"无外"的原则在"和而不同"的框架下形成适用外国法的精神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