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过重:问题识别、制度根源与治理方略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过重是因教师工作量过大、教师资源错误配置和违背教师工作意愿而导致的一种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教师管理现象。从合法性、合理性、合情性三个标准考察,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问题具有普遍性、复杂性、风险大等特征,需要引起各级政府和全社会的高度重视。造成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普遍偏重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缺失,如教师相关法律制度缺失、教师管理行政化、学校管理机制僵化、教育改革的强制性等。治理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过重,需要从国家层面、学校管理层面及教师自身层面进行综合治理:加强顶层治理,完善教师劳动权利保护相关法律体系;严格源头治理,多方协同减少教师非教育性事务;探索精准治理,建立教师工作负担清单管理制度;优化系统治理,建构刚柔相济的教师管理制度;创新校本管理,建立赋能增效的教师支持体系。

以数据驱动教师减负政策完善:英国中小学教师工作量监测

工作量是体现教师工作负担的指标。解决工作负担问题,就要对中小学教师工作量进行监测。作为较早重视中小学教师工作量的国家,英国政府依托政、校、社多元主体,围绕工作时长、个体感受和效能提升,对教师工作量展开持续、系统的调研,在数据驱动中实现了教师减负政策的持续完善。当前,我国正处于“双减”政策持续推进期,“双减”对课堂教学、课后服务等提出的高要求,使中小学教师面临着工作负担加重的风险。如何减轻教师负担,已成为“双减”政策实施中亟需解决的一个问题。英国教师工作量的监测经验,对我国完善教师工作量监测体系,精准识别教师工作量状况,制定有针对性的中小学教师减负政策具有重要启示。

AI主讲课程开发的教师减负效应:一项试验研究

教师负担过重问题日益尖锐,党和国家专门颁布实施了教师减负政策,藉以凸显在教育智能化发展背景里AI主讲课程开发的教师教学减负成效问题。本研究采用融通型混合方法,考察了AI主讲课程开发的教师教学减负成效问题和助理AI执教与独自执教两类教师教学减负话语的差异问题。研究结果显示,基于文化整体论的动态时空融合结构模型观照教师教学减负话语,形成了时间负担、体力负担、情感负担与认知负担的融合型教学负担新概念,为教师教学负担与减负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使用文化性话语分析法,在整体层面厘清了AI主讲课程的教师教学减负成效,包括时间减负、体力减负、情感减负和认知减负,其中时间减负成效特别显著,而在具体层面则揭示了助理AI执教和独自执教两类教师对减负效应感受与解释的文化差异并建构了三层环形的“教师教学减负话语结构”整体模型。显然,这些成果对未来教师负担与减负、教师研究者角色发展以及高质量课堂教学创新等课题,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研究上,都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维资本视角下中小学教师减负的回潮机理与纾解之道

中小学教师负担主要包含社会类负担、专业类负担与心理类负担三种,回望中小学教师减负70年,“短期减轻、长期增加”的“顽疾”仍然存在,呈现着反复回潮的态势。这就需要借助三维资本视角,更上位地进行审视与观照:经由社会资本增机会、人力资本促能力、心理资本升意愿,中小学教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破解社会类负担、专业类负担和心理类负担的“劣势累积”问题。但反观现实,三维资本持续压缩受限、互扰共振,闭塞落后的场域惯习又固着难移,共同催生了“中小学教师减负的回潮机理”。为此,我们必须循着“三维资本协同合力”,探究“价值扶正”的减负新义,锻造“精业乐业”的教师素养,构筑“多方联动”的免疫屏障,开辟一条能够纾解中小学教师减负回潮现象的“可为之路”。

产教融合背景下教师跨界者角色困顿与纾解路径

教师在产教融合背景下承担多重跨界角色,如教育者、沟通者、合作者和创新者等,其不仅要履行传统教学和科研任务,还要担负连接理论和实践的重要职责。教师在产教融合中面临多重角色挑战,与传统角色存在时间、压力、目标和行为等方面的冲突。这些冲突使得教师在履行跨界角色时出现角色困顿,具体表现为角色认知困境、角色能力困境、角色机制困境和角色期待困境几个方面。解决产教融合中教师角色困顿问题可从调和多元角色定位、优化角色质性环境、消解角色冲突等方面寻求纾解路径。

教师工作负荷的生成机理、异化表征及调治向度——基于罗萨“社会加速及共鸣理论”的分析

本文依托法兰克福学派新一代领军人——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提出的“社会加速及共鸣理论”,从社会母系统的运转现实关怀到教育子系统的生态现状,审视了学校场域内更微观组织单元“中小学教师群体”的工作负荷问题。在社会大“提升逻辑”下,中小学教师工作负荷的生成呈现三重逻辑——“竞争逻辑、效率逻辑、功利逻辑”;其现实表现为五种“异化表征”——“时间异化、空间异化、权责异化、行动异化、情感异化”。为找到教师工作负荷的有效调节之法,平衡教师工作的工具价值与理想价值,需探寻我国中小学教师与“工作环境、自我身心、职业角色”之间共鸣关系的建立。

“双减”政策背景下中小学新手教师工作负担生成模型探究

通过对不同地区、不同学段、不同学科的新手教师进行访谈,运用扎根理论,得到中小学新手教师工作负担的生成模型。研究发现,新手教师工作负担生成包括工作压力、自我控制和外界支持三个核心概念。新手教师面临的工作压力,并不会直接导致工作负担的生成;而是在通过自我控制与外界支持互相作用的过滤网后,最终形成工作负担。基于工作负担的生成特点,职前教师教育层面加强应对教学实际问题的师范教育,职初学校层面构建教师学习共同体及创设良好校园文化氛围,对新手教师减负有实质性帮助。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研究述评——基于2013—2023年CNKI文献的元分析研究

2013—2023年,CNKI数据库中关于教师工作负担的研究日益丰富。本研究采用元分析的研究范式,从研究趋势、主题、对象与方法四个维度对此间关于教师工作负担的研究进行分析。关于教师工作负担的定义与特征主要存在于思辨类的政策文本类研究中;聚焦城市、县域、乡村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研究以实证调查类研究为主;关于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研究范式有待进一步深化与拓展。未来应注重研究的针对性与适切性,切实推动广大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的有效开展,真正实现政策目标意义上的减负增效。

乡村学校支教教师教育扶贫的叙事研究

支教是促进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措施。叙事研究是阐释支教教师行为及意义的方法。支教教师作为乡村教育重要的资源,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研究生支教团作为乡村学校支教教师的组成部分,与其他类型的支教教师相比有其独特性。研究生支教团在建设乡村社会、服务乡村教育的过程中,承担着帮扶欠发达地区学生学业的“授教”和在教学实践中使自己“受教”的双重使命。从“甘为人师”的教育实践选择到“志智双扶”的扶贫思维转换,再到“授教亦是受教”的教与学深层互动,乡村学校支教教师实现了教育帮扶与专业成长的良性互动。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中,要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持续完善研究生支教团帮扶机制,以便更好发挥支教力量。

“迎难而上”还是“消极逃避”:乡村教师的工作负担及其重塑机制研究

本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的视角,通过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16名乡村教师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探讨了乡村教师的工作时间分配、工作负担及其重塑机制。研究发现:乡村教师的工作时间长、边界模糊,表现出教学任务多、职能复杂、学生家庭背景复杂、事务性工作多、专业发展资源有限等特点。但是,乡村教师能够在工作资源和要求的不同平衡下,自我发起获取取向或回避取向的工作重塑策略,从而对其工作的意义和内容进行再设计,最终达成“迎难而上”“消极怠工”与“离开乡村”三种不同的发展结果。

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生成机制的质性研究

中小学教师负担过重的问题严重影响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然而,目前我国教师负担研究中,对教师如何感知和应对工作负担的讨论有限,也缺乏对教师负担生成过程或机制的揭示。本研究采取质性研究范式,基于对49名中小学教师、校长和基层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访谈数据,以扎根理论方法论,探索我国中小学教师对工作负担的感知和应对方式,以及教师负担的生成过程。结果表明,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有三类:让教师“累也心甘情愿,殚精竭虑以为之”的学科教学负担、让教师感到“辛劳难分份内外,责任与良心使然”的特定角色负担和让教师“耗时再少也心烦,想方设法来糊弄”的增量负担。我国中小学教师负担来源复杂,纵横交错,层层加码,教师负担过重的根源在于基层治理现代化和现代学校制度的缺失,同时也受到数字技术全面渗透、社会教育化等共同形塑,而学校作为组织中介可能为教师负担“做加法”或“做减法”。研究讨论了教师身份对教师感知和应对工作负担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教师负担的生成机制,以及在教师负担生成过程中的差异性。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测评维度与工具开发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影响教师专业发展,要真实客观地呈现教师工作负担,亟须研发科学的测评工具。遵循“本土化”特点与工具开发程序,构建符合中国中小学教师工作特点的工作负担测评维度,包括工作时间利用、工作内容结构、工作投入差异、工作负荷感受、减负状况与需求5个一级维度和日常工作饱和度、节假日时间占用度等15个二级指标,以此研发出的《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调查问卷》经全国范围的应用显示具有较好的一致性和有效性。教师工作负担测评要坚持以教师专业发展为核心,以问题解决为导向,以便更好地实现其价值。

教师工作量核算统计系统的设计与研究

在高科技飞速发展的AI时代,高校建设适合自己科研业务管理的信息化平台成为提高高校工作效率、优化管理水平的必然选择。在上述背景下,一个采用JSP和数据库SQL Server技术,基于B/S模式的教师工作量核算系统被设计和开发,该系统实现了教师信息管理、课程信息管理、教师课程审核以及工作量核算统计等主要功能。本系统功能齐全,界面简单实用,不仅方便了教师查询核实自己的工作量,而且提高了高校对教师工作量管理的效率,因此,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和推广价值。

教师意识视角下“双减”政策落实的难点与突破

“双减”政策从校内教育与校外培训双向发力,初衷是助推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学习回归学校主阵地,为基础教育正轨。实现“双减”政策这一目的指向的难点在于:“内卷”环境下教师难免身心疲累;学校教学质量仍存在“低迷”态势;看待学生多以智育先行,学业成绩占据评价主位。推动“双减”政策的有效落实,应从极为关键而根本的教师意识层面入手,养成教师育才兴邦的责任意识,建构教师个体的身份认同;构建自检自省的自我反思意识,由内而外协同塑造;提高教师专业发展意识,从教师自身与教育系统共同助推;树立教师循规育人的科学意识,搭建五育并举的育人格局。

制度化时间视角下的大学教师工作量

制度化时间下的大学教师工作量,为教师工作提供了规范,提高了效率,增加了产量,但也引发了无效工作量、重复工作量和低质量工作量等问题。这些问题的根源在于:时间边界模糊限制了大学教师创造的积极性,时间加速文化使大学教师困囿于简单重复状态,行政管理体制僵化了教师工作量考核标准并控制了学术资源。重构制度化时间下的大学教师工作量,一要重新认识大学教师工作“量”的内涵,二要通过建立同行评议的工作量考核制度、充分尊重评价对象的学科多元性、实行“高门槛+低激励”评价模式等策略优化测量路径。

小学女教师工作负担、工作-家庭干涉、情感承诺与离职倾向:基于实在主义社会理论的结构方程建模

教师工作负担已成为目前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随着教师工作的日趋复杂,教师工作负担的构成对其工作表现产生了何种影响值得关注。基于实在主义社会理论,本研究通过对海南省十三所小学女教师的调查,探究其工作负担、工作-家庭干涉、情感承诺与离职倾向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小学女教师工作负担中的教学实践时间、学生生活时间和杂事时间直接或间接(以工作-家庭干涉和情感承诺为中介变量)影响其离职倾向,而专业发展时间和行政管理时间则无显著影响。本研究在教师的心理干预、合作和自主权赋予方面提出了启示。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认知逻辑与优化路径

对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理性思考是解决教师负担问题的关键。要树立对中小学教师负担本质的正确认知,认识到教师合理工作负担的必要性,把握其所具有的主客二重性、非确定性以及负担类型的层次性。精准判断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的程度,需要主客兼顾表征教师负担、层次归类区分教师工作负担、差异化测量教师工作负担水平、量质结合评估负担轻重;同时,要辩证归纳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成因,从社会源、组织源、学生源和个体源四个方面理性看待教师工作负担的形成。减轻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应厘清负担边界,端正减负观念;坚持提质导向,实施差别调控;开展多方治理,形成内外合力,促进教师减负工作的开展与落实。

在显隐负担之间:英国教师减负的序列化行动--基于政策工具的视角

自2003年英国推动序列化教师减负政策以来,命令、劝说、能力建设以及利诱,作为政策工具被广泛运用于行动之中,由此在减少教师显性工作时间的同时降低隐性消耗,并在赋能学校与教师的过程中实现减负增效。其中,命令体现为工作职责的法制化、执行的机构化与专业化等方面。劝说与利诱则通过达成利益相关者的共识,提供资金与资源支持实现。对不同阶段教师的差别化专业支持以及为学校提供减负工具包,有效推动了政策群体的能力建设。英国减负政策的序列化、对政策目标群体参与和行动的鼓励,以及对负担之内涵的多维理解,为我国教师减负的渐进式推进、各方获能、注重统一命令与地方能力建设结合,提供了可资参考的经验。

中小学教师工作负担形成机制及问题——基于情感劳动理论视角

教师工作是充满情感的劳动。为了实现教育目标,教师必须管理自身情绪以使表达的情感符合职业规范、社会期待和学校制度。然而,当前中小学教师承受的过重工作负担对其情感劳动造成了不良影响。具体表现在:非教学性事务过多,导致教师情感负担过重;权责关系不明,导致教师内外情感失调;社会期待过高,导致教师产生情感落差。实现减轻教师工作负担和优化教师情感劳动的双重目标,首先要减少非教学性事务,保障教师情感劳动发挥功效;其次要建立学校管理权责分明机制,实现教师内外情感和谐;最后要满足教师情感需求,提升教师的自我效能感和职业认同感。

工作负荷对小学教师工作时间压力的影响:来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为探讨工作负荷对工作时间压力的作用及心理机制,采用工作时间压力量表、任务负荷指数量表、工作资源问卷和中文版工作投入量表,对黔西南州在职的682名小学教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工作负荷显著正向预测工作时间压力;工作资源在工作负荷对工作时间压力的影响中起“遮掩效应”;工作投入调节了工作负荷,通过工作资源可以影响工作时间压力的前半段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