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监禁制度的实践风险、理念偏差与本土反思——从美国经验的考察展开

国内流行的死刑替代论和生刑过轻论都有推动终身监禁刑走向扩张的潜能,其理论出发点和论据均有待商榷。国内学界对终身监禁制度域外经验的了解相对匮乏且滞后,尤其缺少对美国教训的充分认识,因此未能作出深刻的理论自省。在死刑废除运动高涨、改造刑理念式微、刑罚民粹主义流行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美国终身监禁刑从兴起走向泛滥并呈现出诸多令人担忧的特征。美国的终身监禁制度是个失败的样本,其教训警示人们终身监禁制度蕴含巨大的实践风险。我国立法者和司法者必须对终身监禁刑采取审慎态度,不宜盲目扩张终身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否则有滑向重刑主义和刑罚民粹主义的风险。

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在醉驾案件中的扩展适用

醉驾案件的数量逐年上升,但现阶段针对醉驾案件采取拘役或相对不起诉的处理模式均存在弊端。刑罚处罚措施有悖于立法原意,相对不诉虽略有成效,但发挥的功能有限。相比之下,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兼顾“惩戒”与“救济”的双重属性,能够在惩治犯罪行为人的同时帮助其复归社会。当下,亟需建立醉驾案件附条件不起诉机制,发挥检察机关主观能动性,为醉驾行为人设置相应的附条件不起诉程序,并就相关案件接受社会的广泛监督。

死刑替代位阶上无期徒刑的改良

死刑替代措施就是在不适用死刑的情况下应该采取的、用来代替死刑的刑罚方法。死刑替代措施应以现行刑罚体系为基础,以废除或限制死刑实际适用为前提进行考察,选择能够直接担当"最严厉"法定刑角色,保持足够的威慑力的刑种。死缓不是刑罚种类意义上的死刑替代措施;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不符合"人总是可以改造的"的基本理念;无期徒刑是中国刑罚体系中仅次于死刑的刑种,蕴含有较强的威慑力,通过适当改良,能够产生足够的类似于死刑的威慑力。作为替代死刑的方法,设置无期徒刑先予关押期是上乘选择。考察无期徒刑在有期徒刑与死刑中的衔接地位,借鉴国外实际执行无期徒刑的经验,确定10年的先予关押期较为适宜。

中国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的完善——基于国际人权法视角的考察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人权法针对未成年人犯罪处罚措施作出了特殊规定。中国目前有必要以这些规定为参照,完善刑法中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措施。就刑罚措施而言,需要明确限制无期徒刑的适用,宣示监禁刑的慎重性适用;而对非刑罚处罚措施,则需要以专条、专节的形式,改造现有方法,增设新的种类,建立形式多样、轻重有序、逐级递进的非刑罚处罚方法体系,强化非刑罚处罚方法在未成年人犯罪中的适用。

论死刑的替代措施——以我国刑法立法为基点

我国在一定时期内不可能全面废除死刑,但由于我国已经签署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因而应当将死刑罪名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我国现行刑法对68种犯罪规定了死刑,主张废除其中的56种犯罪的死刑,保留其中12种犯罪的死刑。在废除56种犯罪的死刑后,除传授犯罪方法罪、组织卖淫罪这两个罪的死刑规定明显不合理,不属于废除死刑后采取替代措施的外,对其他54种废除死刑的犯罪均应以25年不得假释或者减刑后服刑期不得少于25年的无期徒刑作为其替代措施。

中国死刑替代措施要论

死刑替代措施是指在立法上替代具体犯罪法定刑中的死刑的刑罚措施。其价值和意义体现为:在立法上废止具体犯罪死刑的情况下,使对该犯罪的刑事制裁仍维持在相当严厉的程度,以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内在要求,并在客观上适应削减死刑罪名乃至逐步废止死刑的实际需要。未来在立法上替代死刑的刑罚措施,主要是无期徒刑(终身监禁)和长期自由刑。应从立法上革新和完善现行刑法典所规定的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以及数罪并罚、减刑、假释等制度,建构合理的死刑替代措施,以适应未来大幅度削减死刑罪名并逐步全面废止死刑的趋势。

略论中国刑法中的死刑替代措施

死刑替代措施,是指基于限制死刑适用的目的,对于立法上特定性质的犯罪,司法中特殊情况下的罪犯,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而代之以其他刑罚处罚方法。死刑替代措施是限制死刑中不可或缺并被证明行之有效的方法。从完善既有方式、探索新的途径入手,死刑替代措施包括死刑缓期执行;严格的无期徒刑;附赔偿的长期自由刑三种。当前,有必要在立法上对刑罚体系作进一步调整、修改、完善,以全面体现死刑替代措施;在司法中,注意发挥死刑替代措施在限制死刑中的作用。

生态犯罪治理刑事和解模式的困境与出路——以福建生态犯罪“补植复绿”司法实践为例

福建地区生态犯罪司法裁判的"补植复绿"实践,是一种刑事和解制度适用典型示例,但是,这种实践并没有实体法根据,常常引起理论质疑。基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有必要依托刑法,在刑法总则中规定补偿、恢复等刑事和解措施,完善刑罚制度、创设替代性措施和刑罚易科制度;在分则中创设生态犯罪处罚阻却事由,以便"补植复绿"等刑事和解措施的适用有法可循。

贪污、受贿罪终身监禁的司法适用问题

我国刑法第383条第4款规定的终身监禁不是死缓或无期徒刑的执行方式,而是死刑立即执行的替代措施,是与刑法总则规定的普通死缓相并列的特别死缓制度,两者的适用条件和法律后果各不相同。对于本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但被判处死缓同时决定终身监禁的犯罪分子,即使其在死缓执行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也不得减为有期徒刑25年,而仍应减为无期徒刑并且禁止减刑、假释,至于在终身监禁期间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自然也不得减刑、假释。由于终身监禁替代的是死刑立即执行,因此对于刑法增设终身监禁之前发生的贪污罪受贿罪判处终身监禁,并不违反从旧兼从轻原则。

论绝对确定的死刑及其替代措施

1997年刑法典规定了绝对确定的法定刑———死刑,即刑法第239条绑架罪和刑法第121条劫持航空器罪。但是,结合刑法第49条对于未成年人和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的规定,他们如果犯绝对的死罪,应该如何追究刑事责任,立法上缺乏一个制度上的规定,即死刑的替代和变易措施。因此,如果不废除绝对确定的法定刑,必须修改刑法第49条,予以完善。

论酌定不起诉的程序性出罪机能--以程序规范和实体规范的关系为重点

酌定不起诉具有将刑事制度稳定性与刑事政策应变性融于一体的特性,具有包括刑法第37条非刑罚性处置措施在内的其他刑事法律制度不可替代的程序性出罪功能,是实现规模化出罪的基本刑事法律制度。大幅度提升酌定不起诉的适用率并使其长期稳定在合理的水准,最关键的现实方案,是从根本上解除实体规范对起诉裁量制度的不当束缚,消除违背起诉便宜原则实质精神的实体障碍。《刑事诉讼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独立于《刑法》第37条的规定,实质意义为“根据刑事司法政策不需要判处刑罚”。“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与“定罪免刑”的公诉和裁判,所适用的“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实际控制标准,具有根本不同的法律属性。酌定不起诉是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独立前置条件。轻微犯罪规模化出罪时代的刑罚替代措施,应以附加适用为原则,以不附加适用为例外,对“免罪免刑”的酌定不起诉,应尽可能扩张附加适用刑罚替代措施。

论毒品犯罪的死刑立法控制——以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罪名调整为切入点

在司法实践中,因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而被判处死刑的人数高居不下,这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相抵牾。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的社会危害性迥异,因此,应对刑法典第347条规定的罪名进行分解,实行条文单一、罪名单一化立法,配置不同的法定刑,并不能对制造毒品罪配置死刑。同时,从运输毒品的性质来看,其不应当作为独立的罪名,而应以走私、贩卖、制造毒品罪的共同犯罪或非法持有毒品罪论处。从而,毒品犯罪的死刑在立法上得以严格而合理的限制。

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之刑罚替代措施

从现有的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措施看,刑罚承担着主要角色,且是持一种严罚态度。严罚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威慑作用有限。为了实现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最佳效果,需深入研究该种犯罪的生成模式,分析刑罚规制之不足,并从中寻找刑罚替代措施。不同的刑罚替代措施在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刑罚替代措施的不彻底性决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在信息社会存在的必然性和不可避免性。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对策只能定位为控制犯罪,而非消灭犯罪;在适用刑罚替代措施的时候,需进行"成本—效益"评估;治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应重视公众参与。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予以刑罚规制的时候,应有所宽容、有所例外。

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研究

针对短期自由刑之弊害,为其寻求适合的替代手段是目前世界刑罚的革命性改革。在这一变革的过程中,罚金刑、社区服务和缓刑扮演着异乎寻常的角色,这些替代措施被证明对教育改造罪犯,实现罪犯顺利回归社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在中国确立罚金刑替代短期自由刑制度,并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引入社区服务刑,完善中国现行的缓刑制度,以合理地应对轻微犯罪是十分现实的。

我国传统恤刑思想与当代死刑废止突破口的选择

作为传统儒家刑罚观念的反映,恤刑思想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其虽然存在着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但其中的合理成分也是应该得到充分肯定的。我们应当以此为借鉴,率先在老年犯罪人领域废除死刑,这样,既可以打破死刑存废这一无谓的争执僵局,也可以为以后大范围废除死刑奠定基础、创造条件和积累经验。

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创设探索

为避免环境罚金刑陷入“执行难”和“重惩罚、轻修复”的困境,在罚金刑不能被执行或者不宜被执行时,司法机关对罪犯依法改科补种复绿、增殖放流、护林护鸟、巡江巡河等非刑罚生态环境修复措施以替代原罚金刑。恢复性正义、宽恕理论以及刑法生态化均可为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的创设提供理论支撑。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拟定主体及验收主体不明、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主体被不当扩展、执行失信的担保失当、执行结案的方式不当等问题,成为甘肃、福建、贵州等地有关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实践所面临的司法探索难题。建议通过由法院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参与生态环境修复方案拟定与验收、将生态环境修复措施的实施主体限定为罪犯、取消担保并设置“反向易科”为执行失信惩处方式、明确易科执行结案的方式等对环境罚金刑“修复性易科执行制度”加以立法创设,以期实现该制度的建构与善用。

观护制度之追思:走向适度福利型的控制

观护制度本质在于合理保护未成年人成长,其具有刑罚替代措施的性质。现阶段,受案件中心主义的影响,该制度在中国已经发生功能变异:重惩罚轻保护,重制度设计轻制度落实,因此只能称作半截子观护制度。观护制度建构的必要性,已然成为实践共识。观护内容应当纳入现行考核体系中,但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走出"福利等于不惩罚"、"福利等于纯粹经济性"的误区,平衡保护未成年人与保护被害人、经济投入与产出回报之间的关系,观护制度完善应遵循适度的福利型控制模式。

死刑替代措施研究

死刑替代措施的研究有助于推动中国死刑制度改革。国外死刑替代措施的立法例与构想有四种:以绝对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以相对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以有期徒刑替代死刑;以不定期刑替代死刑。在我国应当以特殊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以特殊的无期徒刑替代死刑时,我国刑法总则和分则的内容要作出相应的调整。

中国肉刑的废除过程对死刑废除的启示

肉刑从五帝时代产生,到清朝完全废除,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肉刑在历史中有其特有的预防犯罪和实现报应的功能。肉刑的产生,实现了肉刑报应和预防犯罪的功能;肉刑的反复过程,是寻找肉刑的替代刑的试错过程;肉刑的废除,是肉刑的功能被社会成本更小的刑罚所取代。从刑罚预防和报应功能的角度来解释肉刑产生、反复和废除的过程,这对当前处于困境中的死刑存废问题有所启示。

论认罪态度与死刑的限制适用

认罪态度作为重要的量刑情节,对死刑的限制适用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认罪态度情节都是死刑裁量中应予考虑的重要因素。认罪态度情节限制死刑的适用,应重点从三个方面入手:认罪态度较好的,可酌情从轻处罚,不判处死刑或者死刑立即执行;认罪态度一般的,也可考虑不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特别是可以与其他从宽处罚情节一起共同发挥抑制适用死刑立即执行的作用;一般的认罪态度不好,不应作为适用死刑的积极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