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忠县翠屏山西晋崖墓出土宝玉石和玻璃饰品的工艺初探

利用显微镜对重庆忠县翠屏山西晋时期崖墓出土的玛瑙珠、琥珀饰品和玻璃珠的表面痕迹进行了显微观察,对它们的加工工艺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其中,玛瑙珠在粗磨过程中应使用了粒径较大、粒度不均匀的石英砂粒,导致玛瑙珠的外形不规整,表面多大而深的凹坑;琥珀饰品的钻孔外缘和表面存在较多应力裂纹,显示当时的玉匠对琥珀的加工尚不能克服琥珀性脆、怕热的缺点;玻璃珠至少可见铸造——切削成形、缠珠和直管切割3种制作工艺。这些饰品的特点反映了西晋时期平民社会所使用的饰品的面貌和工艺水平,为中国古代宝玉石和玻璃器的断代以及工艺研究提供了新的信息。

从汉代琥珀珠饰艺术看中西文化的融合

汉代琥珀珠饰作为多元文化载体,是反映跨区域文化间关联性的重要实物资料。从考古发现材料出发,归纳了汉代琥珀珠饰的时空分布情况。运用历史学考据法、图像学研究法,聚焦于狮形珠、胜形珠、五兵形珠等代表性珠饰类型,分析了汉代琥珀珠饰的艺术母题来源、象征意涵以及文化构成因素,以期深入了解在汉代开通丝绸之路的背景下,中西文化的碰撞情况和融合方式。分析说明,汉代琥珀珠饰艺术与古印度早期佛教艺术相关联,佛教的南传推动了以珠饰为载体的外来视觉文化的传播。在文化构成上,汉代琥珀珠饰以本土的辟邪纳吉文化为基础,并融合了外来服饰文化,融合的程度和形式存在着地域性差异。

由汉代琥珀胜形珠分析“胜”的艺术造型与文化意涵

本文梳理了汉代琥珀胜形珠饰的主要类型,厘清其造型流变,分析了“胜”艺术造型的原型,并对琥珀胜形珠在不同阶段的文化组成因素及象征意涵进行了考证。根据汉代琥珀胜形珠的形制,将之分为标准型、窄体型两类。标准型与窄体型胜形珠存在先后关系,后者由前者演变而来。据考证,“胜”的艺术母题原型为汉代的织机上的组合构件,属“纴器”类。胜形珠的文化构成因素呈现阶段性变化,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受到早期佛教璎珞式首饰文化影响,同时含带儒家“妇功”文化因素;东汉以来,谶纬之学占主导,重点突出辟邪文化因素。琥珀胜形珠是中外文化碰撞融合的产物,其以中原传统造型题材,承载本土思想文化意涵,彰显海上丝绸之路带来的珠饰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