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行为规范属性及刑事归责的法教义学诠释

刑法理论中对于自杀行为的性质是合法、违法还是归属“法外空间”的分歧,缘于将生活语意上的自杀现象与规范意义上的自杀行为混为一谈。根据主观上的纯粹自愿自主与客观上的完整自我支配与否,规范意义上的自杀行为可分为自主性的自杀和非自主性的自杀。自主性的自杀行为在法规范上是完全自由地组织、处分自己生命的行为,不存在法益侵害的空间,彰显公民真正的自治自律,是宪法赋予公民自我决定权的全部实现。非自主性自杀行为是在他人介入、干涉的因素影响下实施的,基于生命法益的高度人身专属性和不可流转性,非自主性的自杀行为实质上具有法益侵害性。它在形式上符合“杀人”的构成要件类型,具有客观的实质刑事违法性,而自杀者终极性地陷入自杀决意后无法形成反对动机,丧失了他项行为选择,在责任上由于不具有期待可能性而免于刑事非难。

试论美国在WTO/DSM非违法之诉内解决人民币汇率争端的不可行

研究WTO/DSM非违法之诉的成立要件和非违法之诉的程序规则,分析WTO以往案例,阐述非违法之诉的本质和适用范围,美国若在WTO/DSM对人民币汇率争端提起违法之诉,是滥用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表现是不可行的。

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障与补偿机制

对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保障,是一种道德上的正义,是维护道德秩序的必然性要求。在道德失范的情况下,法律的介入是必要的。不同的部门法为见义勇为者提供了不同的保障机制,但却不是都有效的。将诬陷"好人"入刑的实证法学观点不但是无效的,还会引发新的社会问题;民法所提供的私力救济也不能全面覆盖见义勇为者合法权益的各个方面。作为社会救助义务的应然的承担着,政府不但有义务,而且也有能力对见义勇为者进行补偿。

合法预期利益之诉初论——以WTO非违法之诉为鉴

WTO非违法之诉的诉讼动因、起诉条件、举证责任及其所保护的利益等均有独特之处,可构成一种“利益保护模式”。以其为鉴,在行政法领域内,合法预期利益之诉的诉讼起因、起诉条件、举证责任及其保护的利益与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规定皆有不同。这些不同,很可能是完善我国行政诉讼法所需的重要资源。借鉴它们有利于WTO法的国内实施,也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诉讼法的发展。

论利益的丧失或减损

《补贴与反补贴协议》规定一成员实施的补贴使其它成员在1994《关贸总协定》项下的直接或间接获得的利益受到丧失或减损,则该补贴构成可申诉补贴。受害方丧失或减损的利益本质上来说,就是《关贸总协定》确立的贸易竞争关系,这种利益是成员方在谈判时根据谈判所能够合理预期的。《关贸总协定》规定政府的措施如果是违法的且又存在着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则推定政府措施与利益的丧失或减损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如果政府措施不是违法行为,则申诉方需要证明政府措施与利益的丧失或减损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德国亲子法视野下的婚生子女的否认——兼论对我国立法的启示

德国法在婚生否认制度上逐步接受以实质家庭取代形式家庭的法律价值判断,并将子女最佳利益原则实践于婚生否认之诉的诉讼主体的法律修正上。反观我国《婚姻法》,至今亲属法的婚生否认制度还付之阙如,虽然学界在其制度的设计上有一些见解,但似乎仍无法确立该制度的核心价值及婚生否认之诉的诉讼主体。借鉴德国成功的立法经验,检讨我国婚生否认制度的现状,提出我国婚生否认之诉的诉讼主体不仅限于夫、妻及子女,还应扩张至第三人及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