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北宋时期布袋弥勒传播述论

布袋弥勒的原型布袋和尚,是唐末五代之际浙江奉化岳林寺一个来历不明的游方僧人。其在世期间,行为怪异;圆寂后,被附会为下生弥勒,始引起膜拜,成为一个地域神祇。布袋弥勒在五代宋初影响涉及两浙及其邻近区域,布袋和尚的事迹也被释赞宁记录而形成文本。北宋中后期,以苏轼为中心的文人有所关注。北宋末,传入陕北。官方对下生应世弥勒说法的限制或不支持,是北宋布袋弥勒传播的主要障碍。

福建布袋和尚像图像分析及信仰传播

布袋和尚被认为是未来佛弥勒的化身,世人将其当作弥勒佛来崇拜,故又有“布袋弥勒”“弥勒佛”的称呼。福建多处文物点或保护单位均收藏有布袋和尚像,既有坐姿也有站姿,以非标准的游戏坐姿为主。其耳硕垂肩的面相、背光和佛珠等图像元素为传统佛像所具备,草履表现了布袋和尚有预知天气的神通,僧衣则表现其逍遥自在、随遇而安、欢乐快活的典型特点,而笑面大肚、须发、童子、铜钱、供养人等元素及蕴含的意义,体现了布袋和尚像的世俗化和中国化。布袋和尚信仰在浙东地区兴起后,很快传播到各地,包括临近的福建。福建布袋和尚信仰可以从布袋和尚传说、禅宗经典、造像及偈联中窥看。

清代诗僧律然《息影斋诗钞》中“月”的意象书写

“月”以其自身的特性,逐渐成为禅师与文人常用的意象之一,之后“月”的涵义慢慢泛化并被赋予了审美意蕴和精神追求,甚至是人格寄托。清代诗僧律然有《息影斋诗钞》存世,月的出现频率之高引发人们关于自然意象与佛性禅意之间内在关系的思考。在诗作中,他描绘了“月”在具体情境中的形变,包括月的大小、位置的变化,月光下多样的氛围感,时空下不同季节的月,月与其他意象的组合。“月”不仅是他偏爱的自然事物,更是他表达情感的载体,在意象书写中赋予了“月”意象以深奥的佛教教义。

基于分水岭模型的光照不均匀图像分割

针对图像采集过程中存在光照不均的问题,首次利用分水岭模型将图像分割为不同的光照区域,再利用Sauvola算法自适应地获得局部的二值化阈值,从而达到了良好的分割效果.同时Sauvola算法使用积分图像计算出局部像素值的和与局部像素值平方和来加快算法的时间.实验结果表明:该算法能够在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克服光照的影响,并且图像分割时间复杂度大大减小.

唐、吐蕃、粟特在敦煌的互动--以莫高窟第158窟为中心

敦煌莫高窟第158窟作为来自中亚的粟特移民在吐蕃统治时期营建的涅槃大窟,窟内造像和壁画整体是传统的唐样唐风,但受功德主粟特民族属性的影响,同时又受到吐蕃统治的时代左右,壁画中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粟特和吐蕃艺术元素或影响。其中的涅槃经变属于中亚传统样式,经变中的各国王子举哀图中人物的榜题、第一王者像、出现在各国王子后列的猴子像和三世佛像上彩塑佛身上袈裟的团花装饰,均有粟特艺术的影子。而甬道供养人画像榜题框的形制特点、涅槃变中各国王子中赞普和中原帝王的头光,则有吐蕃历史的背景。至于新发现的涅槃造像中仅见的树上挂头陀包和澡瓶的现象,则显示出唐人高僧写真传统对该窟涅槃图像的影响。总体而言,第158窟壁画图像体现出唐、吐蕃、粟特多元文化艺术互动的有趣现象,实是丝绸之路上多元文化艺术相互影响渗透的难得实例。

胡僧憇松:文化意象的唐宋变迁——兼论《憇寂图》的经典化

韦偃是唐代著名的松石画高手,其《双松图》因杜甫《戏为韦偃双松图歌》广为后人所熟知,而诗中最重要的文化意象是胡僧憇松。北宋元祐三年正月十二日,苏轼、李公麟应柳仲远之请,联袂而作《憇寂图》。它与韦偃《双松图》相比,《憇寂图》中的人物从外来"胡僧"变成了本土"老僧",植物从"双松"变成了"孤松"。此变化虽小,却包含了丰富的唐宋文化变迁的信息。此外,苏、李《憇寂图》是杜甫《戏为韦偃双松图歌》经典化进程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后来《憇寂图》自身也被经典化了。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法师形象变异及原因分析

阐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前的玄奘书写,将宋代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唐代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传记相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法师形象产生了变异,包括法师身世神异化、法师能力弱化、法师性格变化。分析了法师形象趋向世俗化和神异化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受佛教世俗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民间文学性质及诗话体文学诙谐传统的影响。

水月观音图像样式的创新与意图——瓜州西夏石窟唐僧取经图出现原因再考察

水月观音图是瓜州西夏石窟东千佛洞和榆林窟重要的题材,唐僧取经图又是瓜州西夏石窟水月观音图常见的画面组成,计有5幅。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唐僧取经图出现在瓜州西夏石窟的原因多有探讨,其中大家关注的焦点之一即是玄奘法师西行求法经行瓜州,在胡人向导石磐陀的帮助下偷渡玉门关的故事。但是作为晚唐五代宋以来流行的水月观音图像,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到,五代宋时期莫高窟壁画中却没有出现玄奘取经图。受此现象的启发,对瓜州西夏水月观音和唐僧取经图作详细的梳理,结合沙州的壁画,可以看到唐僧取经图在瓜州出现的轨迹。这里也有图像样式变化的不确定性,再次说明取经图出现在水月观音中是西夏时期观音信仰崇拜的新因素,而与所谓的写实画面表现玄奘在瓜州的经历没有多大关系,更多体现出来的则是唐僧取经图在图像表达上的象征和符号意义。若再以东千佛洞第2窟水月观音中与取经图同时出现的一组往生观音净土的人物组合为讨论的议题,可以看到水月观音强烈表现西夏时期往生观音净土信仰的流行,以此为依据,可以引发对此组图像的新观察,这是之前研究者关注不够的问题。如果再结合几处洞窟功德主的西夏党项人民族身份关系,可以看到汉地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同时,以榆林第29窟为例,也能够说明在图像表达上,以玄奘为代表的汉人高僧在关键时刻对以国师为代表的西夏高僧的回避,实属佛教艺术发展史长河中有趣的现象。

唐僧取经图像新证

山西发现的泽州大云院至元三十年"海潮观音"石刻中唐僧取经图像有明确的纪年和榜题内容,图像出现猪八戒。五台山中峰寺成化年间大钟、蒲县东岳庙嘉靖六年大钟唐僧取经图像均刻有猪八戒。与瓜州千佛洞、榆林窟、杭州飞来峰、山西青龙寺等唐僧取经图像比较互证,表明元代至元年间猪八戒形象已经出现,且图像形成了共同的类型学特征。唐僧取经图像集中出现在元代全国各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元代激烈的佛道之争,佛教以唐僧取经像、摄摩腾、竺法兰东来像等真实佛教史实澄清历史,达到正本清源反击道教的目的。

唐诗中的天竺僧形象

唐诗中天竺僧形象的塑造,反映出唐代诗人对异族形象的记录、想象、执著、理想化等痕迹,存留了中印文化交流的文学事实。对天竺僧形象塑造所体现的,正是唐代诗人对印度文化所表现出的开放而自信的文化心态。这种他者形象的塑造,本质上源自于本土文化与异族文化遭遇中文化应变的结果。

论汪曾祺《受戒》的写意风格

写意小说创作上最大的特征是不着力塑造丰富独特的人物性格,不讲述生动曲折的情节,力求创造具有无限张力,传达作家人生理想的意蕴、意境。汪曾祺的《受戒》就是一篇充满写意特色的作品,小说以散文化的笔法,诗化的意境,以人性之美为主题,向人们描绘了田园牧歌般的快乐生活,写作风格独具匠心,情节、人物、环境意象化的展示,充分体现了民情风俗、自然风光的写意特征。

宗教情怀的形象倾诉——《西游记》作者笔下的唐僧形象新论

《西游记》中唐僧的形象与历史事实中的唐玄奘的形象有着根本的不同,其形象在过去的评价历来不高,评论者大都把他一笔带过。唐僧形象是值得重新探究的,他具有双层象征意义:从个体形象而言,唐僧是一个伟大的文化僧侣,是中国古代历代取经者的形象代表;从整体意义而言,唐僧是佛教在古代中国的地位与处境的一种象征。唐僧形象寄寓了作者很深厚的宗教情怀。

八指头陀诗歌中的梅意象

近代著名诗僧释敬安的诗歌中,咏梅诗占所有咏物诗之冠,有129首,其中直接以梅命题的诗有19首,梅意象出现的频次也最高,有146次,成为其诗歌的第一意象。其咏梅的角度多种多样,主要是通过与其他花木鸟物并举的意象组合的方式,运用多种修辞手法,托物言志,通过抒发对梅的喜爱,表达诗人对在艰苦环境中生存,并塑造魅力人格的追求。

唐代小说中的法术僧人与另类僧人

唐代小说中的僧人形象 ,高僧很少 ,也没有体现多少佛教思想。“服务型法术僧人”形象 ,缺乏佛教色彩 ;“斗法型法术僧人”形象 ,只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矛盾斗争中失败的象征。“另类僧人”形象 ,反佛教的主旨更加明显。这些都体现了唐代小说的反佛教倾向。六朝多“辅教小说”而无反佛教小说 ,唐代小说宣传佛教者少而反佛者极多 ,这与唐代科举制度加强了士大夫与中国本土文化之间的亲缘关系等原因有关。

明清话本小说之人物群像与社会风习

文士、商贾、僧尼是明清话本小说描写最多的文学群像,他们的个人生活和社会活动都与社会风习发生密切的关系。而他们的各种行为习惯逐渐形成的社会风习,既有良好的,也有不良的,因而对当时乃至后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自然也就有着正面和负面之分。从文学接受史角度分析,这些人物群像对于匡正祛邪,净化人性,营造良好习俗都有着警诫和教育作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则可为当今的文化建设、道德建设以及制度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一僧一道”与“亦僧亦道”——论四大名著中的僧道形象

僧人与道士形象本有区别,但是以《红楼梦》中癞僧跛道为代表的僧道形象却又时有交叉。这种僧道形象的组合与混同可概括为"一僧一道"与"亦僧亦道"。通过对《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考察,可以发现并列式的"一僧一道"与交叉式的"亦僧亦道"现象在四大名著中普遍存在。这是佛道理论交融互补、社会思潮兼收并蓄与文人创作杂取杂用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

宗教与文学之间:愿文、僧传及志怪中的往生想象

用于"七七斋"仪式祝愿的文书承载着一种对亡灵转生的良好祝愿,显示出与西方净土信仰的密切联系.它们以文学为表现形式,传达汉传佛教对往生的想象。与之相似,僧传与志怪小说也传达着各自关于往生的想象,修为高深者直升天界,而凡俗之人则需要进入被称为"中阴"的过渡期,等待冥官依据其生前作为判断出罪福,而后再定转生的去向。三种文体表达了对同样的对象的想象,尽管其创作意图并不相同,在客观上却因信仰的传递产生了关联。

从《少林很忙》中分析部分少林僧人的英美文学镜像

文章运用文献资料法、对比分析法、逻辑分析法等方法,对《少林很忙》中提到的中外人物形象进行对比分析并探究其成因,在《少林很忙》的作者马修·波利讲述自己在少林寺求学经历的过程中,频繁地将少林僧人比作美国知名人物甚至比作英美小说中形象鲜明的特色人物,如果能懂得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深挖西方特色运用于本国实践中来,那么对少林武术的传播和发展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郑保瑞影片中唐僧形象及当代启示

《西游记》作为古典优秀文本,影视改编的热度有增无减。在改编的西游类影片中,常常对人物形象进行加工、解构,因而与文本的形象大相径庭。文章在对小说《西游记》唐僧形象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郑保瑞导演的"西游"系列影片为例,着重分析影视改编中的唐僧形象,继而总结改编后的唐僧形象对当代影视改编的启示。不难看出,经典文学的改编仍在当今影视市场上占据较为重要的地位。

武威博物馆藏喜金刚与大黑天金铜造像考

论文通过对武威博物馆藏的喜金刚与大黑天金铜造像特征及其背景的分析,并对照敦煌第465窟及相关造像义理与风格,否定了这组塑像制作于明代说,其制作之地极可能是在13世纪中期的西藏,并证实了它们在汉藏关系史上的重要意义:武威塑像似乎与萨迦班智达和八思巴有着密切关系,萨班极有可能在举行喜金刚坛城仪轨时使用过这组金铜佛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