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权与女权之间:近代中国关于女子教育宗旨的四次论争

由于救亡图存的迫切诉求,20世纪前期知识界围绕女子教育宗旨展开的大论争达四次之多,依次以贤妻良母、超贤妻良母主义、母性主义、妇女回家论的话语形式呈现,虽然各阶段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都围绕着应否将女子养成"贤妻良母"以服务于民族国家这一核心命题展开论争,这不仅折射了不同政治派别对国权与女权谁之优先问题的考量,也说明了国权与女权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内在张力。

从女权斗士、香闺佳人到贤妻良母——民初上海女性期刊读者定位的演变及分析

民初上海报业商业化及文化思想界新旧混杂状况塑造了其时女性期刊的多种面貌和对女性读者不同层面的身份定位。女性参政运动期间,女权运动精英创办的期刊显示出强烈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立场,其女性读者定位是具有民族国家意识的女权斗士。其时"鸳鸯蝴蝶派"文人也开始占据阅读市场,女性读者被定位为文化消费的主体,如何满足闺中女性的阅读欲成为报刊编辑实践的核心。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分别创办《妇女杂志》、《中华妇女界》,在市场获利和承担文化责任双重使命中取折中态度,以知识、技能、美德等为核心话语,女性读者身份定位转变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这种对女性读者身份定位的不断变换凸显了民族主义与商业利益交织的语境中中国女性身份的多种可能性。

辛亥革命至新中国建立前女子初等教育价值取向初探

辛亥革命至新中国建立前是我国政权更替较为频繁的特殊时期,这段时期内各个阶段的教育价值取向、教育诉求均有所不同。这一时期女子初等教育价值取向大致经历三个阶段:辛亥革命时期的"贤妻良母",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母性主义",中央苏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服从战争的需要"。探索辛亥革命至新中国建立前女子初等教育价值取向,寄望对当今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研究有所裨益。

1940年代延安文学中的妇女问题

1940年代延安由反对"新贤妻良母主义"而展开的一系列讨论,从表面上看好似由女性立场出发并试图改变女性困境,却在不自觉中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女性的独立与解放、女性境遇的改变、现实进行的妇女运动,都被赋予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全民抗战"。唯有在"全民抗战"基础上进行的妇女解放才是有可能的,才是具有合法性的。

论日本近代女性作家的肉体记忆与精神记忆

记忆这个文化学的核心概念,为日本女性文学研究开辟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路径。在日本的明治、大正时代,日本虽然学习西欧的先进文明,却将女性置于此外,仍然以"贤妻良母"为妇德标准来束缚女性。"生儿育女"是日本近代女性作家的肉体记忆,"贤妻良母"则是精神记忆。女性作家在作品里否定社会对其"生儿育女""贤妻良母"的定位,肯定满足自我欲望的"主体的性",以争取女性的肉体解放和精神解放实际上只是一种表象,而深层次的文学内涵则是要重塑女性作为主体的肉体记忆和精神记忆。

“贤妻良母”的文化演变及现实诉求

“贤妻良母”的文化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和不同的时代中呈现不同的特质。现从“贤妻良母”在传统文化中的性别角色和地位、在妇女解放中的文化阐释以及自身的身份认同与面临的挑战三个角度加以论述。在封建社会,“贤妻良母”仅仅作为没有主体意识的性别符号而存在。近代社会以来,以培养“贤母”为目的而取得的妇女平等的教育权,打开了中国妇女解放的通道。中国共产党使妇女走出家庭,获得了参加公共劳动的权利,实现了妇女解放。然而,女性鲜明的社会性别特征,决定了她们在男性中心社会里不会完全走出“贤妻良母”的角色。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贤妻良母”的角色既得到了认同,又面临着危机。

卢梭与西方女性主义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的“天赋人权”主张为西方女性主义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源和理论支点,而他的贤妻良母主义的女性观和女子教育观既遭到过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批判,又获得过女性主义思想家爱伦·凯的支持,这一切都使卢梭与西方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波诡云谲。

女性解放与贤妻良母角色——冰心笔下女性形象的启示

真正的女性解放是基于女性生存和发展需要,获得有利于女性自我实现的作为人和作为女人的一切权利。冰心通过塑造贤妻良母提升家庭角色的价值,扩展其社会功能,符合女性的现实需求;冰心从未将家庭角色作为女性的一切,而是为女性的自我实现提供了多元选择的可能。相较于新女性对家庭角色的弃绝和否定,看似保守改良的贤妻良母更具现代性和积极意义。她所涵盖的母爱,不仅实现了女性的解放和幸福,而且重铸了人与世界的建设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