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我”与“有我”之间--路遥《平凡的世界》与传统的现代性转换

现代性的核心内容是“人”之主体性的发现,但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家庭本位为核心而构建的“他人至上”的制度体系,二者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多形成一种“矛盾冲突”的复杂局面。路遥的创作既继承了“五四”个性解放的启蒙传统,同时又关注传统家庭共同体本位文化的固有价值,故“启蒙的再出发”便成为其创作的重中之重,突出表现便是对主体性的有无、强弱尺度的考量:首先,中国文化是一种“孝文化”,但随着几千年社会政治秩序的统治需要,“孝文化”不断被极端化,以至于变得刻板僵硬,形成一种双亲威权,对人的个性欲求产生了严重压抑;其次,群体本位文化注重群体间的人际关系,自有其正面的价值,但一旦极端化,就会导致个人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的消亡;再次,宗法制是中国伦理社会整体秩序维持的根基,主要表现为血缘纽带、父系权威和等级关系,它既为个人的生存提供了庇护和归宿,同时又以父之名要求子女的献祭,从而造成个体人生的悲剧。

《中观根本慧论颂》中的“无我”哲学思想探究

古印度哲学两大派别之分歧,尤以“无我”观为甚。龙树(Nagar juna)大师的《中观根本慧论颂》是大乘中观论的重要基石,其中“法无我”与“补特伽罗无我”的哲学思想深受推崇。藏传佛教诸多派系亦多以此书为教义之终极哲学观。《中观根本慧论颂》中的“无我”观主要阐述了缘起性空的原理,主张一切思维与言语所能触及的事务均无自体,即“无我”。具体来说,认为所有的现象和事物都是相互依存、互为条件的,没有独立的实体存在。因此,不存在一个永恒不变、独立存在的“自我”。这种“无我”观体现了大乘佛教中观论的哲学思想,也是藏传佛教诸多派系的共同哲学思想之一。在藏传佛教中,“无我”观被视为教义的核心之一,对于理解宇宙和人生的本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正确阐释《中观根本慧论颂》,对藏传佛教哲学思想的研究至关重要。本文从宗教学和哲学研究方法出发,以藏译本《中观根本慧论颂》为研究对象,结合宗咯巴大师的《中观根本颂智慧论义疏·正理海》,深入探讨该论颂的理论框架,揭示“无我论”的阐释思维与思想根源,分析其对“法我”与“补特伽罗无我”说的驳斥逻辑,并阐述“二无我”的哲学思想要点。同时,对中观应成派的“法无我”与“补特伽罗无我”的哲学思想进行了梳理与评述,指出其重要观点源于释迦牟尼佛的《佛经》及龙树大师的《中观根本慧论颂》。

佛教自我观:假我、无我与真我的统一

佛教是关于无我的学说。在无我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全新的自我观:从假我到无我再到真我的自我发展的历程。这种自我观不同于西方心理学思维,对自我心理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补充和借鉴意义。

从日本的文学作品看日本人的审美意识——以芭蕉的美学理念为中心

日本的作家往往运用新奇的比喻和想象来表现复杂和微妙的情感。尤其是日本的诗人,他们经常把特殊的情感本身寄托于不相干的事物中以间接的,甚至以希言的形式表达出来。因此,仅从其文字部分描述的外景去欣赏其作品,根本无法准确地把握其真意．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朦胧的美感启示。要想揭开其面纱,窥见其美。除了要了解作家出生的年代、社会背景、历史背景等客观因素之外,关键是要掌握其人生观,世界观和宗教观所支配的审美态度和审美意识．

从“归物”看王维山水诗歌

"归物"不是自然的人化而是自然的自然化,人类要以观照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去面对自然,这就是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归物"。人类要与自然协调共在,达到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就必须保持一种使自然"自然化"的距离。王维笔下的山水是超越功利,摆脱主体情感的纯任自然的山水,是达到"无我之境"的最高审美境界。以"无欲之我"观物,方能达"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是以万物之理观物,王维笔下的自然是以物观物的自然,是自然化而非人化的自然,是"天机清妙者"的无我之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臻于优美之至境。

谭嗣同就义精神的文化解读

戊戌变法中的谭嗣同,本可以逃走存活,但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为了唤醒国人,他甘愿流血牺牲,于是选择了从容就义。这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不只是体现了儒家"铁肩担道义"的君子人格,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对佛教"无我"境界的证悟。他用勘破生死、从容就义的实际行动,践行近代"人间佛教"积极入世的精神,体现了佛教智慧在近代历史转型中的积极性。

佛教的生命哲学——以《大乘百法明门论》为中心研究

佛教学说是一个博大精深、具有浓厚神秘主义色彩的理论体系,它所包涵的内容极为丰富复杂,但从它的基本出发点和精神实质来看,佛教的思想核心中最为根本的就是它的生命哲学:从生生灭灭、生生死死不稳定痛苦的觉受里头,教我们对这种生命的体验里头看清生命存在的实相,从而觉悟、断除烦恼,脱离出生死苦海。本文以《大乘百法明门论》为我们示现通达生命实相的具体实践修行法门贯穿着古典认识论来探讨佛教的生命哲学。

堂·吉诃德式的语言——简析顾城诗歌的语言特色

伴随堂·吉诃德异想人生的是他异想式的语言,而顾城作为一位童话诗人,在某种程度上,他的诗歌的语言与堂·吉诃德的语言殊途同归。顾城诗歌的语言具有诗歌语言的普遍特征,但又不乏顾城式的呓语、错位、童话色彩等。可以说,他的诗歌的语言就是一座城,虽万般变化,但却都不离其宗。

杰克·凯鲁亚克的精神实践——从自我到“无我”

在"背包革命"中,美国"垮掉派"作家杰克.凯鲁亚克踏上一条从自我走向"无我"的精神旅途,并在禅宗的冥思中感知"无我"的极乐。本文尝试从佛教伦理的角度来揭示凯鲁亚克精神实践的两个阶段以及本质,指明精神实践的终极目的就是回归宗教意义上的"极乐至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