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见唐代石刻古文整理及古文再现的时代背景

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整理列举了新见唐代古文石刻22方,补充了传抄古文研究的材料;第二部分通过对石刻中古文再现的相关背景的考察,认为唐代石刻中古文再现和道教兴盛以及古文运动的倡导有内在的联系。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道教对中国古代伦理思想发展的作用

道教及其思想对于中国古代伦理思想的发展起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通过天道论、宗教神学以及修道成仙论,对伦理道德作了宗教的诠释,使之得到强化;其二,在心性论、平等观、生命价值、生态伦理等方面,对伦理思想作了重要的补充,使之更加完善;其三,讲求不言之教,宣扬善恶报应,落实积功累德,为道德教化提供了可行的方法,使之广泛深入。

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具身认知观

身心合一论是中国古代思想的基本观念。身是以"气"为根基,并通过"修身-修心"与"修心-修身"可至天人合一的身体。本文选取中国古代思想中最有代表性的儒道两家思想,融合现象学视角来诠释中国古代儒道思想中的身体观对身体主体性的生动凸显,以及从"身-心-世界"三者互为交涉的层次上所建构的特有的认知观。随着国内外学者对具身认知观的日益关注,结合中国古代思想视角开展的具身认知研究可在促进中国心理学发展的同时促进具身认知研究范式的成熟。

古代中国宗教的基本精神

中国宗教的基本传统在于。古代中国宗教与原始宗教保持了连续性,由此,原始信仰或宗教中的一些基本元素都在以后的中国宗教中得到了体现,其中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就是多神信仰和巫术崇拜。上述基本传统在道教、佛教和儒教中均有体现。其中道教的原始信仰品格最为典型。同时,道教与佛教的原始宗教精神还包括两个重要方面:功利主义特征和非理性特征。儒教由于是土生土长的中国宗教,因此也难免原始宗教中的一些陋习,但儒家的无神论色彩和对巫术的斥逐都具有矫正作用。道教和佛教也有与原始或早期宗教不同的部分,这是指其中的伦理内容,具体说是与善恶和惩戒观念相关的内容。但道教和佛教都受到巫术性质和功利主义特征的深刻影响,而佛教还包括精英与大众双重性的困惑以及与此相关的宗教共同体疲弱的深刻原因,这就直接削弱了其伦理性质。对儒教而言,汉代以后善恶二元论逐渐得到确立,并且受佛教影响。宋代以后以家族或宗族这一共同体为基础的惩戒观念与体系也获得建立,这些都担保了儒教伦理成为真正可能。与道教和佛教相比,儒教真正成为一个伦理型宗教。

道教与中国古代的寄生虫学

基于"三尸"信仰的道教修仙逻辑驱使古代道士在与驱除"尸虫"相关的生命炼养探索中,发展出一套相当完整的人体寄生生物学,且达到"微虫说"之深度。以《太上除三尸九虫保生经》为代表的道教寄生虫学著作,体现了唐末五代以前中国在寄生生物学、病原学和微生物学领域所取得的最高科学成就。

“易”之三名与“诗”之三题──论钱钟书《管锥编》对易学、诗学的阐释

经钱钟书的阐发，“易”之三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其价值在于肯定了汉语的思辨特征，并将古代思辨哲学与西方阐释学相互打通而获得“阐释之循环”的现代方法论意义。诗之三训，诗与乐，诗之含蓄与寄托同样被赋予了现代意义，是感悟与思辨相结合的典型范例，廓清了诗学研究中的几个重要理论问题。这些不仅体现了钱钟书汰虚课实的严谨学风，更体现了他以“打通”为特色的学术境界，是他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具体体现。。

身体锻炼与伦理德行:儒、道、医思想规训下的古代体育价值观

中国古代体育活动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相互融合,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发端,使儒家思想中倡导的伦理德性融体育活动之中。形成了在儒、道、医思想规训下的古代体育价值观,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1)"寓德于体、由力到礼"突出身体社会化;2)重过程轻竞争、肩负等级、道德与秩序的强化;3)倡导天人合一、形神一统、练养结合的锻炼理念;4)体现传统生理观,构建了以医家为基础的传统体育文化理论。

救赎与救劫——古代小说中的神仙降凡主题

古代小说中的谪降描写,表现了道教关于罪谴、赎罪的观念。这一母题在不同时代被不同作者改造、置换,成为表达不同时代的中心意识和创作者个人人生感触的叙事要素。小说中的使命降世描写,则表现了道教有关劫难来临、道教英雄下凡救世的思想。神仙降凡叙事实际上就是追求宇宙和谐秩序的神话原型,无论是神仙思凡、犯错,还是人世间的劫难,都意味着和谐秩序遭到破坏,神仙谪下尘世修炼或降世救劫,就是要努力恢复和重建和谐的秩序。

庄子与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

对中国传播学的本土化,当在地经验的本土化之争日趋式微的时候,传统文化的本土化之争依然存在。这方面最新例证之一就是,有学者提出“接受主体性”这一概念以解释庄子传播思想。“接受主体性”作为概念因其无前提、无内涵、无印证恐有失妥当;对庄子,我们后人应该抱有“了解之同情”,同时有取珠还椟、避名居实的苦心孤诣。为避免陷入穿凿附会,传播学本土化可资借鉴的路径有三:社会学的“文化自觉”,哲学层面的思辨以及历史学层面的传播活动诠释。

论古代小说中佛、道“劝惩教化”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古代小说在内容上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劝惩教化 ,劝惩教化几乎贯穿整个古代小说的始终。小说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向来低下 ,正是因为有了“劝惩教化”的保护色 ,所以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才逐渐有了“小说”的一席之地。历代学人都将中国古代小说的“劝惩教化”归之于儒 ,其实 ,“劝惩教化”并非儒教所专有。在中国古代文言小说中有大量佛、道“劝惩教化”的例子。古代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能得以确立并逐渐得到提高 ,这不仅是儒教“劝惩教化”所发挥的作用 ,还充分体现了佛、道“劝惩教化”的作用。

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管理理论

作为一种组织行为,管理的思想与方式深刻反映其所依赖的社会与文化背景。文化有其不可阻断的继承性和延续性,其中的管理思想乃是本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发展与创新。管理理论越是能够充分体现社会的传统与文化,则管理的意义就越大。中国现代管理理论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管理思想的梳理和升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管理理论的支撑和基石。

试析中国古典神话的道教化现象

中国古典神话是原始社会劳动人民的集体口头创作。在现今流传的宗教中,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古典神话在其发展流变中出现了与道教的杂糅现象,神话流传日久,便使得故事的内容复杂化、系统化,同时也成为后世道教极其重要的思想来源。神话的道教化促进了二者的共同发展。

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终结之宗教根源

讨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在近代走向终结之宗教根源在于上古时期人神相通的宗教观念 。

早期中国神仙信仰的形成与演化

中国古代神仙思想源于先民朴素的自然观和宇宙观。春秋以前世人观念中有神而无仙,二者并不属于同一类别。战国时期神仙思想在社会上逐渐形成,并以修炼成仙长生不死为号召赢得了君主帝王们的热衷,而在其传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则是由先前宫廷巫师演变而来的神仙方士。经过长期的积累和完善,早期神仙信仰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终于在魏晋时期发展成为神仙道教。

中国古代战争小说与汉民族宗教意识

汉民族宗教意识对中国古代战争小说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道教的“泛神论”与神秘主义思想幻化为战争小说中的战阵斗法等魔幻情节,佛教的虚无主义思想对战争之政治是非进行了解构。前者更多地侧重于“技”层面的展示,后者则倾于“理”层面的叙说。

十堰古代诗歌发展概况——武当山道教发展对元明清时期十堰诗歌繁荣的促进

十堰诗歌发展繁荣是在元明清时期。促进这一时期诗歌发展繁荣的第一大因素是武当山道教的发展。

论石介思想的贡献及其时代意义

石介是北宋初期著名的“三先生”之一 ,也是理学的奠基者之一适应宋初新的经济、政治形势的需要 ,大力倡导儒学复兴。他对儒学多方面的理论问题作了初步探讨 ,其贡献尤其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猛烈抨击佛道二教和腐朽的文风 ,从而为新的思想的产生扫清障碍 ;二是大肆提倡儒学的道统说 ,以此来与佛道的法统说相对抗 ,产生了很大影响。石介的思想已展示出理学形成的历史必然性与进步性。

勃莱的中国诗缘

美国当代重要诗人勃莱从模仿中国古代诗歌开始从事诗歌创作,他的代表作如《雪野宁静》、《树将在此屹立一千年》、《从床上跳起》、《远行的冲动》等都表现出强烈的中国诗歌特质以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倾向。究其原因,除了诗人本人的个人兴趣与选择外,还有诗人的本土意识及个人诗学建构使然。

当代全球视野中的国学继承与创新——彭富春教授在武汉大学国学院的演讲

针对当下国学热兴起的诸多问题作了相应的思考和回应。国学的根本就是由儒、道、禅三家构成的中国的智慧。研究国学要有正确的态度,即承认、批判、继承、借鉴和创新。中国智慧对于当代中国乃至世界的问题都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