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建筑室内间缝装修形式对现代室内设计的启示研究

作为伴随着中国古代建筑本身的出现而产生的内檐装修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因此,充分理解古代建筑室内空间组织含义和原理,并按照当代人们的需求对其进行重新阐释就变得尤为必要。本文旨在通过对中国古代建筑内檐装修中室内间缝装修形式的研究,分析了古代建筑室内常见的几种装修手段及其在空间组织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其空间营造的思想内涵,从而为当今室内空间设计提供更多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方向。

对汉字古今字的再界定

古今字是汉字发展演变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文字现象 ,与通假字、异体字、同源字有着千丝万缕联系 ,又有明显差异。本文明其同 ,辨其异 ,旨在对古今字的定义、范围作再界定。

刘重德译诗探析

刘重德先生在译诗的实践中所遵循的“三美”(音美、形美、意美 )原则以及他所探索和倡导的关于现代诗翻译的“三同”的主张 ,对诗歌翻译实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很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探讨。

由李金发的《弃妇》诗谈古今文学的关联

以 1917年为起点而形成的中国新文学 ,尽管从西方文学中吸取了大量的营养 ,但仍然是从中国传统文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只是新文学的生命在于创新 ,而不在对传统的回归。本文以李金发的《弃妇》诗为例 ,指出新诗与传统诗歌之间的关联 ,以及对古今文学演变作贯通性研究的重要性。

从“表达思想”到“表现个性”——中国现代文体观演变与现代文学的阶段性诉求

原指“文章整体存在”的古代汉语“文体”概念,在日本17世纪至近代的文化语境中,先后发生了两次由表示文章本体(“体”)到表示语言形式符号(“用”)的语义转化。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以“语言形式”为实质内涵的日本近代文体观被引入中国,契合了同样以语言变革为主要目标的中国现代文学改良运动的整体文化情势。受日本近代文体观与西方文类学(Genology)、语体学(Stylistics)的双重影响,中国现代学界一方面将传统文类之“体”理解为文学作品的一般形式,同时又继续以“文体”译Style,表示文章中与思想情感相对的具体语言形式。就对应于西方Style的“文体”概念(具有不同特征的语言形式)而言,其内涵的分阶段呈现集中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不同发展阶段的诉求。在白话文学草创阶段,人们更关心文体表达思想情感的基本功能,因此突出其“语言形式”这层内涵。当现代文学渐臻成熟,便进而要求文体在表情达意的基础上还应表现作家的个性特征,因此“文体”概念的另一层内涵,即通过“语言形式”所表现的“作者个性特征”,得到作家和批评家的自觉关注。认识中国现代文体观的这一内在转变,可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开启新的思路。

古诗今译:另一种“新诗”

“五四”时期的古诗今译活动是一个饶有意味的话题。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和“新诗”写作紧密联系在一起。古诗今译是对“新诗”写作的有益探测和锻炼,而古诗今译所生产的文本,也是一种“新诗”,一种被更新的诗。就整体而言,古诗今译最重要的意义,是为早期新诗的合法性提供了一种姿态性的支持。

略论古今汉语称谓语的文化蕴义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通过语言来传承和反映。本文略从汉语古今称谓语来浅谈其蕴含的相关文化因素。

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陈田鹤音乐创作的影响

陈田鹤是"西体中用"思潮中的探索者之一,在艺术歌曲的创作领域成绩斐然。文章通过对陈田鹤创作历史发展、作品题材体裁、技法形态等角度的分析,剖析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对其创作的影响。

试论古今字

古今字是一种重要的文字孳乳现象。本文论述了古今字这一术语的内涵演变 ,从字的形音义方面分析古今字的特点 。

王力《古代汉语》文选注释“某通某”献疑

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从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三个互不包容的术语。但由于历来学界对其界说不清,以至于今仍纠缠不清。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教材,因出自多人之手,文选注释“某,通某”中,误将一些古今字、异体字,说成是通假字;有些字本有其义或可引申出其义的,也滥注为通某字,而有些实为通假字的却又当注未注;有些某通某或与常用词、通论的论述相互矛盾,或注释前后不能自圆其说。

古代中国设计思想与现代家具设计

中国古代设计思想对塑造现代家具设计的民族特色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和借鉴价值。本文具体探讨了中国古代设计思想中注重实用功能的设计理念、"天人合一"的传统哲学思想及追求形式与功能统一的古典美学观,并结合现代家具设计的案例分析了这些古代设计思想对现代家具设计影响和启示。

关于古今偏义复词差异的比较

以古、今偏义复词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为前提 ,主要从判认的依据、偏指义、词序等方面 ,对古代汉语 (文言 )偏义复词和现代汉语偏义复词的差异进行了历时性的比较 ,指出古代汉语偏义复词还不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词汇现象 ,只是一种临时性修辞现象 ,而现代汉语偏义复词以古代汉语偏义复词为基础 。

浅论古今双音同形词

本文分析了古今双音同形词的变化和发展,并着重分析了标准的古今双音同形词与准古今双音同形词的区别和辨析。

整体呈现中国古代村落的形态与文化——马新《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评述

村落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又是中国古代居民最为重要的聚居单位,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基本组织细胞。然而,学界对中国古代村落形态与村落文化的研究却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或缺乏自我的本位立场,多习惯于用西方的村落理论诠释中国村落历史,或仅是断代性、片段式、零散化的论文,较少整体性全局化成体系的中国古代村落形态与文化的研究。马新教授《中国古代村落形态研究》《中国古代村落文化研究》两部著作的相继问世,便具有了鲜明的学术价值,作者指出,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村落始终是城乡一体社会结构中的基础,始终是城市之外的基本聚落单位,始终是乡村社会的基本组织单位,始终是宗法血缘组织赖以依存的躯壳,始终是农耕文化基因得以绵延的媒介,始终是离开村落的人们的精神家园。西方社会的现代化可以通过城市化来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则必须以乡村振兴为基础,必须是城乡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现代化。该研究在探讨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方面所形成的认识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碑文用字现象分析

《大金西京大普恩寺重修大殿记》是山西省大同市大普恩寺(先称做善化寺)保留最完整的碑刻之一,也是善化寺所存碑碣中刻立最早的一方。对碑文中的1088字的用字现象做了认真的辨析后发现,在这1088字中,按保守统计,有264个异体字,4个通假字。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既有客观方面的,又有主观方面的。为了更好地继承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便于阅读古籍,我们有必要对上古汉语的用字现象做更细致的了解。

论古籍文字的现代规范化

本文以中华书局 1 979年版《十三经注疏》影印本中的《论语》为底本 ,以其中的繁体字、异体字、古字、通假字为对象 ,第一次进行了古籍文字现代规范化的尝试。

古代汉字形体歧异现象的处理——兼对王力主编《古代汉语》某些注释商兑

本文以王力主编的教材《古代汉语》对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的注释中值得商榷之处为例，说明对古文中经常出现的汉字形体歧异的现象，在进行注解或编纂辞书时应注意结合具体汉字的产生历史、形体结构、本义与引申义之间的关系等因素加以较全面的考察，才能尽可能稳妥地把各类性质不同的古书汉字形体歧异现象区别开来，并给以准确的解释和说明。

《论语正义》的“某与某同”

《论语正义》的“某与某同”是一种形、音、义综合的注释方式，它不仅在使用形式上有特点，而且涵盖了很多内容：异体字、通假字、古今字、同源字等。

“古代汉语”课程汉字形体分歧教学考核反思——综合移动学习背景下的学生自主学习

“古代汉语”课程的“文字”教学中,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以及繁简字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分。经过一个学期的古代汉语教学,在2018—2019第1学期的期末考试试卷中,分别在选择题、填空题、名词解释、分析说明题、简答题五种类型试题中考核学生对古今字、通假字、异体字的学习情况。通过观测,得出学生学习状况的基本结论,并对教学情况进行反思。

古代文论的“学科”性质与语言复古论

要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文论”之说,“文论”是近代西方学科理论引入中国在学术上的概念反映,现代“七科”对传统中国知识体系进行重新分类产生“文学”进而产生“文论”。中国古代文论“史”的形态是由陈钟凡开创,由郭绍虞、罗根泽以及朱东润三人各自通过写作实践完成的,后人在他们的基础上又有补充、整合、完善,但形态上没有根本突破。中国古代文论“论”的形态包括传统的文献考证,术语、概念的释训,但主要则是用现代文学观念和科学方法对中国古代文论进行现代阐释、定性、比较、分析等,也即“理论”的形态,其中方孝岳、朱自清、傅庚生的贡献非常大。中国古代文论的根本在于“古”,今天的转化和重建其实是把“古”变为“今”从而失去了本性。中国文学理论建设应该复活古代文论表述的古代形态,把被中断的古代文论原形态续接起来。古代文论研究的语言“复古”其根本是用古代文论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来言说文学,不仅言说古代文学,也言说现代文学与西方文学。语言复古让中国古代文论成为应用形态,但不是否定现代文论的主体地位,而是让中国古代文论成为中国文论的一种有效方式,补充和丰富我们的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