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与《古本戏曲丛刊》出版

张元济是我国著名的出版家,为我国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做了大量史诗级的工作。《古本戏曲丛刊》自1954年由郑振铎发起出版,至2021年历时六十余载完成全部出版。张元济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十分关心《古本戏曲丛刊》的出版工作,并曾校阅《古本戏曲丛刊》部分样章、补充若干珍稀版本。本文就张元济与《古本戏曲丛刊》,系统爬梳、整理相关书信及其他史料,做初步研究,力图对张元济研究能有所补充。

语篇、语境与中国古典哲学概念的英译

从语篇分析和语境角度探讨中国典籍中的一些概念的翻译,汉译英时对原文概念内涵与外延的理解应注意原文语篇意旨。译例证明:通过语篇分析和对语境的考虑,选择适当的译语表达源语概念是成功解决像《论语》和《庄子》这类中国古籍中概念翻译问题的有效途径。

基于原典阅读理念的古代汉语课程教学

当前全球化的文化语境和“互联网+”的信息时代背景下,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中应加强原典阅读。基于古代汉语课程的基本目标和教学现状,提出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中应贯彻原典阅读理念,其基本思路是使教学对象最大化地接触原典文本;进而基于教学实践,从教学内容和教学环节两个维度展开,探索和总结实施基于原典阅读理念的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的若干策略和方法。

由性理转向经史:明清之际学术的新趋向

在 1 6、1 7世纪 ,中国大多数学者仍然恪守理学道德心性的思辨体系 ,但有少数学者却转而根据实证标准从事经史典籍中的事实性考辨。在顾炎武之前 ,归有光、唐顺之、钱谦益以及陈第、方以智的学术取向 ,都与明代的性理之学迥异。这表明 ,在乾嘉学派形成以前 ,已经有一批优秀的学者在从事经学、天文、小学、地理以及数学方面的实证性研究 ,由他们那里发轫出来的学术意识与研究方法 ,恰是清儒考据学重要的来源之一。

“易注”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

注释是中国传统哲学中的一种主要方法,人们一直以“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来概括和指认这种注释,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陆九渊的一个心学命题,根本就不是一种注释的原则和方法。对“易注”样本的分析以及相关方面的考察,重新理解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现象,可得出如下结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注释,其实质乃是用母本的结构语义来表达注释者的思想;这种注释不是寻求原义的语义训诂,而是中国古代哲学家的一种哲学写作方式。

论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的形式之维

"实质研究"和"形式研究"是构成中国教育史学科体系的两大范畴,中国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属于"形式研究"范畴。以中国古代教育制度史和教育思想史为主体的"实质研究"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成果,为开展以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为个案的"形式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基础。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的选取,应以作为中国古代教育价值核心的儒家和儒学为主导,围绕"为什么要有教育?凭什么能教育?为什么而教育?用什么来教育?怎么教育?由什么人来教育?教育什么人?"七个层面的基本教育问题,以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两个高峰为中心而展开。陈元晖在《中国教育学史遗稿》之中对于《礼记》之《学记》《大学》篇章的重新解读,为开展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提供了学术案例。以范畴话语为中心的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史研究,既是对《〈礼记〉新读》研究成果的学术继承和学理发展,更是试图在突破现有研究范畴和研究范式的基础之上,从中国古代教育学范畴发生、发展和嬗变的发生学视角,重新解读和诠释中国古代教育经典文本所蕴含的范畴体系和学科价值。

从《移让太常博士书》看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斗争——兼论刘歆的“孔子观”

汉代今文经师们守着家法和自己的社会地位,对经典的微言大义进行阐释。然而随着古文经的逐步增多,尤其当刘歆在校对秘府藏书之时对古文经本《左传》的发现,并提倡将古文经立为官学。他的《移让太常博士书》更是拉开了汉代今古文经学斗争的序幕。刘歆既反对今文经学的烦琐学风,又反对今文经学家将孔子神化为"素王"、"神主",以及谶纬神学把孔子奉为"黑帝之子"的主张。他在校订、梳理六经的基础上,将孔子还原成一个普通的人,一个古代文史资料的整理者和编纂者。

《中国基本古籍库》的特色与启示——兼谈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标准与规范

回顾了古籍全文数字化的实践,指出古籍全文数据库的标准与评价研究将有利于古籍全文数据库建设和整合,通过分析《中国基本古籍库》具体提出古籍文数据库的标准与规范。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出版

"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的出版,是20世纪我国古籍整理工作最伟大的成就,也是古文献学科发展中最成功的实践。本文记述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从提议到启动,从分散点校到集中点校,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断到恢复点校、完成全书的艰辛历程;从"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内容价值、点校体例、版本选取、校勘和标点的难度及处理诸方面论述了中华书局点校本的巨大成就,彰显了一代古籍整理者的不朽贡献。

中古史家采摭诗文入传与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

采摭诗文入传是史书中常见的传记文本的书写方法。自《史》《汉》以来,存在着一个逐渐定型的过程。史家采摭诗文入传是文学文本经典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史家的采摭往往确立了文学文本的经典地位,并以之为媒介继续传播。采摭诗文入传的意义在于:诗文入传构成传主形象书写的一个组成部分,此点自《史》《汉》以来莫不如是;诗文发挥文章的政教意义;诗文作为文学文本往往确定传主的文学家身份;采摭诗文入传发挥了保存一代文章的特殊功能。

修辞学民族性特点溯源

本文通过对比的方法,讨论中国古代修辞学传统与西方古典修辞学传统的民族性特点。中国修辞学的实践重“文辞”、轻“语辞”;而西方古典修辞学起源于演讲论辩,与“语辞”有着紧密的联系。中国产生“官学”、“官制”的封建专制的社会条件,即民主思想和制度的缺失,对中国修辞学重“文辞”、轻“语辞”的倾向有明显的影响,导致了中西方修辞学传统之异。认清这个问题对于中国修辞学的未来发展有一定指导意义。

王引之《經義述聞·國語上》斠正

高郵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爲乾嘉樸學的代表人物。二王以其深湛的小學修爲,出入於經典之中,屢有創獲,其《經義述聞》更是經學名著,影響深遠。然而,在辯解疑難之餘,亦偶見未安之處,如文義的理解、字形的掌握或語法的分析等,均有值得商榷的例子。今就《經義述聞·國語上》,擇其可議之處,加以檢討,以察其問題所在。

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之再鞫与定谳

百余年来,廖平、康有为“学术公案”难以定论的关键就在于忽视了作为整体运思的“两篇”与“两考”。目前尚无实质性证据表明《新学伪经考》成书早于《辟刘篇》,据新见廖平信函,《周礼删刘》曾与《知圣篇》一起被携带至粤,康氏得以了解“尊今抑古”之说全貌。嘉道间,学人以优劣判分今古,彼此并非截然对立。1888年,廖平由《续今古学考》分作“两篇”,首次在抑古与知圣之间构建起经义关联。1890年起,康有为循之作“两考”,力证黜伪是尊孔的必然前提。这种著述形式与思维逻辑是廖、康唯一完全相同之处,据之可定谳该公案。但并非意味着康氏存在抄袭之举,二人今古学体系全然不同,由此可略窥清末思想界的内在分裂。

典籍事件触发动词识别研究:基于《左传》的文本实验

[目的/意义]事件自动识别抽取是当前典籍主题挖掘研究中一个新的重要课题,其中事件触发词的识别是一项基础的工作,本研究旨在探索古代典籍中事件触发词自动识别和分类的通用方法。[方法/过程]首先运用LDA模型对动词进行主题聚类,归纳典籍事件触发动词的分类体系;并依据聚类结果与分类体系,初步构建触发动词的种子词集。在此基础上,通过语义相似度计算,对种子词集进行扩展,构建典籍事件触发词语义数据集。在实验阶段,以先秦时期的重要典籍《左传》为例,对分类体系构建和种子词集扩展的方法进行验证。[结果/结论]结果表明,本文所提出的典籍事件触发词识别方法可行有效,据此构建的事件触发词集具有较高可信度,未来可进一步扩大实验的样本数量及范围。

儒家经典诠释学的起源

如果说,世界不同文明的演进,程度不同地都是由经典的创造及其不断诠释来引导的,那么,中国文明是最能体现这一特性的文明之一;如果说,在中国文明体系中,经典的创造和诠释传统源远流长,那么,儒家又是最具代表性的。以往认为儒家经典的统一定型及其诠释是从汉代开始的,现在看来,这种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充其量只能说儒家经典诠释学的体制化、规模化开始于汉代。根据新出土的郭店竹简儒家文献,再结合传世文献,可以肯定地说,儒家信仰的经典在东周时代已经基本定型,其经典的传授、学习和诠释在当时的儒家内部业已普遍,并产生了表示经典诠释行为、活动的"传"、"解"、"说"、"记"等术语及其作品。这是新文献为早期儒家提供的新的历史记忆。

古代科技典籍英译——文本、文体与翻译方法的选择

中国古代科技典籍的英译反映中国科技对世界科技发展的贡献,应当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并遵循科技英语翻译规范。拟译文本必须贴合英语世界普通读者对科技文本的认知,译文必须信息齐全、逻辑连贯、陈述客观、可采用的翻译方法有直译、增译、意译、逻辑重整、去人称化和具体化等。

论清代骈文经典的建构

清代骈文在对前代骈文经典作家作品的学习与挑战中作了很多创新,创造了可与汉魏六朝骈文相抗衡的骈文经典。对清代的这些骈文经典,清人通过序跋、选本、评点、书札、笔记、文话等多种文学批评形式,从作家经典化与作品经典化这两个不同的层面进行建构。通过对清代骈文经典的建构,清人不仅表达了他们对清代骈文的认识,而且凸显了清代骈文独有的文学价值,确认了清代骈文的文学成就。

融入实体特征的典籍自动分类研究

【目的】在传统统计特征词算法的基础上,添加实体特征对10本古代典籍进行分类研究。【方法】基于支持向量机模型,分别采用传统的TF-IDF、信息增益、卡方检验、互信息4种统计量计算特征词,再加入命名实体这一特征,验证分类器的分类效果。【结果】加入实体特征之后分类器的最高精度达98.7%。在传统的信息增益、TF-IDF、互信息和卡方检验特征计算下的分类精度分别提高12.4%、12.4%、12.3%、22.8%。【局限】将实体特征迁移到其他文本有一定的局限性,需要重新标注识别实体。【结论】实体可以作为一类特征应用到文本分类模型中,具有实际的应用推广价值。

论阮元折衷汉宋的兼容并包思想

阮元是清代汉学的重要代表人物,被誉为乾嘉学派的殿军。其学术思想中折衷汉宋,兼采二者之长的主张,自清末民初以来,学者多有指出及肯定,其所撰《拟国史儒林传序》一文,尤被学者视为"调和汉宋"的主要依据。但针对此文的学术倾向以及与之相关的阮元思想主张和学术实践,学术界亦有不同见解,近年来又有学者再次提出异议。本文通过分析《拟国史儒林传序》,考察《儒林传》的撰写情形和阮元自身的学术实践,认为阮元在国史《儒林传》的编纂过程中,从宗旨、凡例的确立,入传人物的考量,到撰写方法的制定,记述内容的采择,都在坚持汉学立场的前提下,鲜明地表现出折衷汉宋的思想倾向。阮元自己的学术研究,也以文字训诂为职志,以经书义理为归宿,努力追求训诂与义理的结合,走出了一条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治学途径,并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拟国史儒林传序》一文,可谓集中体现了其力持汉宋之平的兼容并包思想。

《孙思邈本〈伤寒论〉》的后世整理与传承

《孙思邈本〈伤寒论〉》是有别于宋本《伤寒论》的重要伤寒论文本,学界亦称"唐本伤寒论"。通过阐述《孙思邈本〈伤寒论〉》出现的学术背景,考察其后世流传的主要文本和与之相关的伤寒学术流变,探讨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明晰了《孙思邈本〈伤寒论〉》单行本的出现和演变离不开明清时期伤寒学术研究中,尊经崇古与错简重订不同观点的学术对峙,由此也给后世学人留下了丰富的学术争鸣和文献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