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唐文“三变”史观与文学代际演变

文学“三变”说由《新唐书·文艺传序》提出,专指唐文三变,这与宋人文学史观的形成有极大的关联。追踪其源,又与汉人的三代文质观承接,宋人对韩、柳古文的赞述,是渊承《汉书·儒林传序》中汉人对孔子与“六经”的推尊,其核心是“一王法”思想由“儒林”向“文艺”的变移。唐文“三变”之“变”,关键在尊“统”,其中由道统到文统,由文统回归道统的交互书写,正是汉、宋两朝论儒术与文艺内涵的逻辑演进。而“三变”说作为文学发展的重要指向,凸显的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代际演变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新唐书·文艺传序》的重构性书写与北宋文坛之关系

《新唐书·文艺传序》相对于前代正史“文苑传序”,无论是对文学本体的价值定位,还是行文书写的结构形式,都呈现出了明显的重构性。这种重构性书写是北宋中期官方意识形态的集中体现,是对其时史学与文学发展趋势的现实回应,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史臣宋祁本人文学观念的部分影响。在为唐代文学树碑立传的同时,也侧面体现出了本朝文坛不同类型文学主体间的复杂现状。

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

唐代通常被认为是经学不振的朝代,却不知唐是科举策经的时代,科考要考策问,而策问的内容就是经义和时务。考诸权德舆、韩愈、柳宗元、吕温、刘禹锡、皇甫、李翱、欧阳詹诸家文集,可以勾勒出唐代中叶配合科举考试缺席和太学教学体制形成的一种“文儒”形态。唐朝中叶的文人说经,具有以下倾向与特点:重义理、尊六经、言圣道、辟异端、辨疑伪、说性命、申礼学。唐代经学是经学史上的一抹异彩。

唐初八史与唐传奇的兴起

唐传奇兴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唐初八史对它的影响很少为学术界所关注。唐初八史浓郁的小说色彩对唐传奇的产生有一定影响;唐初八史叙事文字以散体为主直接为传奇作者取法;而唐初八史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二者兼容的叙事模式,为唐代小说叙事的兴起和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唐传奇叙事强调虚实结合就是这种作用的直接结果。

古道、古文、古式:宋代文学复古的方式

宋代的文学复古和儒学复兴是一个统一的文化运动,都是以恢复和绍述儒家文化为明确的主题的。在这样的文化语境下,宋代文人的理论和创作的实际情况尽管复杂,但从复古的方式上看,主要就是内容上对“道”的极端强调、语言形式上崇尚质朴平淡、体裁上重视散体文和古体诗等。

古文运动、科举与“唐宋八大家”

古文运动与科举制度的出现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唐代古文家对科举考试中的时文多有批评,但实际上古文家与科举考试有着相违与相依的双重关系。从宋代起古文渐渐在科举考试中发挥作用,“唐宋八大家”的出现正反映着古文与科举的这种双重关系。

唐代以前宫殿赋的描写内容及其建筑史料价值

宫殿赋是了解唐代以前宫殿建筑的重要资料,现存作品主要集中在汉魏时期。赋文对宫殿群的建筑形态、布局、建筑时间、地点以及建筑过程、主要用途等的交代和对梁架结构尤其是斗栱、天花、藻井等建筑构件及其雕饰彩绘的描述,不仅可以弥补史料的不足,也是宫殿考古和复原的重要依据。尽管由于赋文描写的类型化特点和夸张、比喻等艺术手法的运用,使我们很难得到不同时期宫殿建筑的个性化资料和更多技术层面上的东西,但却有助于我们对宫殿建筑思想、整体特点和美学追求的把握。

太仓两王氏诗人与晚明清初的诗坛流风

以晚明清初太仓琅琊王氏与太原王氏两大家族诗人们的诗歌创作及诗歌观念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王世贞、王衡等人的诗歌与晚明文坛复古、性灵之风的关系,及王时敏、王昊等人的创作对清初诗坛宗唐、宗宋之争的反映,认为他们以复古为主、融合性灵的文学主张及以宗唐为主、融合宗宋诗风的创作风貌,创造了一条以融通之法解决文学分歧的途径。

试论唐代寄托传记的小说化倾向及其成因

唐代的寄托传记,如韩愈的《毛颖传》、柳宗元的《河间传》和《李赤传》等,因其虚构的传主、离奇的情节而呈现出浓郁的小说化倾向。究其原因有三:发其郁积,自我保护;传奇兴盛,濡染沾溉;奇味之说,一新耳目。

求新解到疑经:唐代古文运动与经学变古

皮锡瑞在其《经学历史》中称唐代为"经学统一时代",称宋代为"经学变古时代"。唐代经学在"统一"的主要状况下,逐渐生出反动。唐代早期,刘知几已经开始怀疑传统经学,元澹又非《礼记》并难郑玄注,而中唐新经学之兴起最为引人注目。中唐新经学与古文运动在思想和人脉上都有密切交往,古文运动鄙弃传统章句注疏之学,主张直接把握经学大义,支持学者对经学作出新解释,部分士人并尝试亲自重解经学。这种对传统经学的反动,逐渐发展至于疑经。经学变古这一萌生于唐代的伏流,最终发展至于宋代而蔚为大观。

论唐代史学发展与古文运动

唐代古文运动的繁荣与唐代史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唐代改变了前代私人撰著国史的惯例,正史由国家设史馆编纂。唐代史学一直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史官地位尊崇,史学的载体古文因而受到推崇。唐代科举设立史科,也提高了史学的地位,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唐代古文家多重视史学,很多古文家曾任史官。

韩愈、柳宗元古文理论述略

韩愈、柳宗元是中唐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他们借助于恢复先秦两汉散行奇句的古文,反对重形式、轻内容的风靡一时的骈文,以复兴儒学,捍卫儒家的正统地位。韩愈提出了"志在古道"、注重实用、"陈言务去"、"词必己出"、"不平则鸣"及德、文兼修等一系列古文理论;柳宗元则提出了"文以明道"并"及乎物"、"有乎内"与"饰乎外"之结合、人品与文品并重及文人相亲的古文观点。较之于韩愈,柳宗元的文道内容则更宽泛更丰富,更重视"道"的现实性问题,在文章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人品与文品的统一方面,则更为强调。韩愈、柳宗元共同构建了较为完善的唐代古文理论体系,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胜利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

古文运动与唐代传奇的关系辩正

韩愈发动的古文运动与唐代传奇的繁荣发展虽为同时 ,但韩愈只写过“以文为戏”的几篇散文 ,没有以古文尝试作传奇 ,他的以奇为特点的古文既不适合于传奇创作 ,也没有对传奇产生过影响 。

王渔洋《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成书之诱因——浅析康熙二十二年文酒之会

康熙二十二年,王渔洋、徐乾学、汪懋麟、王又旦、陈廷敬五人进行了一次文酒之会。这次文酒之会是"诗坛圭臬"王渔洋编选《十种唐诗选》与《唐贤三昧集》两部唐诗选本的直接诱因。但王渔洋编选的《五七言古诗选》应成书于这次文酒之会前,而非学界通常认为的文酒之会后。认真分析那次文酒之会的内容对理解王渔洋选本有重要意义。

唐代诗文中“华胥国”意象及其内涵

通过文献考证并结合唐代诗文,分析"华胥国"这一诗文中的常见意象,意在明确其内涵,为古为今用之借鉴。分析认为:唐代诗文中有的借"华胥国"歌颂盛世,表达作者的政治理想;有的借"华胥国"讽刺官场的尔虞我诈和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还有诗文歌颂"华胥国"人与人之间自然、淳朴、和谐的民俗,这些均丰富了这一古老传说的原有内涵,并赋予了时代特色。

唐代雕版印刷的相关文献研究

唐代是我国雕版印刷早期应用与普及的重要时期。本文通过现存反映唐代雕版印刷文献的研究,对唐代早中晚期雕版印刷物的形式、种类,雕版印刷技术水平的高低以及雕版印刷术普及与推广的地区进行了论证。

唐代自传论略

古代的传记,如果从创作者的角度说,可以分为他传和自传两种。他传是为别人写传,而自传则是自叙自己的生平事迹和性情爱好的一种文体。综合考察唐代自传,则发现其体现出如下几种特质:儒道互补的文化观照,虚实相生的叙述方式,真情告白的抒情艺术。

晚唐小品作家文学思想探源

晚唐小品作家在诸多篇章中明确阐明了自己的文学思想。而这些文学思想均源自于中唐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是在继承韩柳所倡导的"文以明道""不平则鸣"等理论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它们充实丰富了中唐古文运动的理论内涵,并对后世,尤其是北宋古文运动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文学思想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论唐宋古文运动非以骈文为对立面

近现代以来,论者多以为唐宋"古文"是作为"骈文"对立面出现的。实际上,唐宋古文运动反对的并不是骈俪形式本身,而是文道分离的浮靡文风。韩柳欧苏不仅在理论上对骈俪相当友善,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王安石甚至还是整个骈俪文学史上的关键人物。从概念上看,"古文"与"近体文"相对,它不完全是指散行文,还部分地包含了骈文。从影响与效应的角度看,古文与骈文在唐宋以后也一直是并行发展,直到20世纪初,在现代白话文的强力打击下,才一起退出历史舞台。

地域文化视域下唐前江苏文学家族的地理分布

唐前江苏文学家族的出现始自西汉,至隋代的近八百年时间里,共涌现出25个文学家族,成员达255人。唐前江苏文学家族的地理分布在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上都表现出极不平衡的特点。空间上,江南的苏州和江北的徐州分布较多,江南的常州、无锡、镇江、南京和江北的扬州、淮安、连云港分布较少,江北的南通、泰州、盐城、宿迁没有出现文学家族。时代上,魏晋时期和南北朝时期各出现了10个文学家族,两汉时期仅出现了5个文学家族。唐前江苏文学家族在作家主体的身份、作品形制的选择、作品情感的表达、作品风格的形成等四个方面表现出了江南和江北不同的地域文化特质。先唐江苏文学家族的大量涌现,使六朝江苏地域文学逐步繁荣起来,形成了第一座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