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盲人音乐教育述论

人类出现必有残疾人伴生,盲人是残疾类别中尤为痛苦的弱势社群,却因听音辨乐的自然优势,能得天独厚地融入大千世界。中国最早的残疾人专业教育正从盲人音乐教育发轫,“上三代”是“官办”盲人音乐的发达时期。先秦以降,礼崩乐坏,官方瞽目乐师体制停废,官办盲人音乐教育机构无存。延至晚清,盲乐人更多转入并存续于民间,他们是华夏古乐文化一脉相传的承继光大者。但,中国古代的盲人音乐教育与近代特殊教育仍有时代差别,它只是制度化特殊教育的前奏曲目和古典形态。古代盲人音乐教育的近代转型,是古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结果,带来中国特殊音乐教育与时俱进的丰沛内容和无限发展空间。

典章制度文献:我国古代音乐历史演变的丰盈载体--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九

在我国古代社会,典章中的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部分。礼,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由于历代统治者对“礼乐”的推崇,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留存了大量的、具有音乐信息或与音乐有关典章制度的文献。文章论及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关的历代礼制文献中的“礼乐”文献、典章制度中的音乐文献、会要类书等著作中有关的礼乐文献。这些文献呈现出广博浩繁的史料特征,对探索古代音乐历史事件产生、延展到衰亡的真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从日本唐传乐谱看节奏节拍符号的演变

日本唐传乐谱虽经历“平安朝乐制改革”的整合、改编和再创造,但其节奏、节拍符号仍具有承前启后的历时性特点。其中:节奏符号承自唐代谱式,后趋于简化,最终与演奏法融为一体;节拍符号上承《敦煌乐谱》并被赋予鼓谱的含义,在当今活态音乐中演变为“板眼”。日本唐乐古谱上承唐代谱式,下衔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活态乐谱,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乐谱体系脉脉相通,对其符号的解读破译,能补充中国乐谱体系从燕乐半字谱到工尺谱演变进程中所缺失的环节。

基于Max/MSP的中国古代乐律计算及可听化平台搭建

对于传统的音乐学研究而言,中国历代乐律的系统性阐释藏于晦涩的古代史料文献;历朝历代的乐律系统均涉及艰深的数理计算。本文基于Max/MSP交互式编程语言与开发环境,探讨运用音乐科技手段初步搭建“中国古代乐律计算及可听化平台”的方法,从而促使抽象乐律知识的交互展示和体验变得简便。平台适用于教学、科普等多种场景,并探索特殊音乐数据与声音处理新方法。平台以跨学科视角探索古代乐律创新性呈现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创造性发展。

“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纪要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所出战国乐简,是全新的简册类型,具有重大学术价值。2023年10月14—15日,“荆州战国乐简学术研讨会”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就这一重要新出文献进行研讨。与会专家就荆州乐简古乐谱性质的判定及其研究方法,荆州乐简与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古代文明,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探讨,以期推动对该批乐简文献的研究以及相关学科建设的进程。

“慎音乐”与脾相关疾病调治相互关系的研究

音乐疗法是中医传统疗法之一,正是由于“音乐类之于药”,所以在使用过程中须有所禁忌。文章基于中国古代医学著作,对医籍所记载的禁忌证中含有音乐的内容进行整理、归纳及溯源,试从多个角度对“慎音乐”与脾及脾相关疾病调治的相互关系进行论证。研究发现须“慎音乐”的疾病主要有鼓胀、水肿、肿胀、淋证及正气虚证,均为与脾脏相关疾病。强调“慎音乐”在脾相关疾病治疗中的重要性,提出对患脾相关疾病者应谨慎选择音乐疗法,可为脾病的中医防治及调护提供思路。

近十年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研究现状及相关思考

目前学界对于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的研究范畴仍有所争议。综合辨析音乐学界相关观点以及文史哲领域对于“文献学”的界定,立足于中国古代音乐文化自身历史传承、演变特征,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的研究范畴应包含中国古代音乐历史中出现的文字类文献研究成果,以及用文献学视角对古乐谱、音乐图像及出土文物等文献展开研究所得到的成果。近十年(2013—2023年)中国古代音乐文献学研究成果丰富,不论是研究的广度还是深度都有一定的发展,有着鲜明的特征,亦尚有不足之处,亟待解决。

从“巫术宗教”到“音乐审美”——论中国上古“以乐为教”传统的建立

从传世文献来看,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中国古人便开始了“以乐为教”的尝试。但当时的音乐舞蹈并非独立的教育形式,在先民最初的音乐观念中,是将其作为一种祈求庇护、消除灾难的巫术仪式。音乐高度集中于少数巫师手中,当时所谓的乐教,其实是依附于巫术仪式下的一种巫师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至“五帝”末期,伴随着“绝地天通”的开展,先民们逐渐从原始巫术转向宗教信仰,人之主体性逐渐觉醒。自此,音乐舞蹈作为一种独立艺术形式的自身价值,才得以显现。夏人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乐舞娱乐自身,而不仅是献享天神,从而实现音乐的世俗化转向。随后,影响中国千年的“以乐为教”传统逐渐建立。

广元市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开发利用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一种具有潜在经济价值和深厚历史文化价值的不可再生珍稀资源。基于蜀道核心区广元市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采用定量分析、平均最近邻和GIS空间分析法,对研究区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量、空间分布特征及地理要素进行分析,探讨其影响因素,并提出开发利用建议。结果表明:(1)广元市国家级、省级、市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共43项,占全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总数的46.74%,区域密度分布极不均衡;(2)研究区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空间上形成2个相对连片的聚集区,具体包含1个极核区、3个高度密度区、2个带状区和4个零星分布区;(3)空间分布的特点与海拔高度、河流分布存在强相关性,现代交通对音乐类非遗的开发利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基于分析结果,以推进古蜀道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加快古蜀道申遗为契机,提出建设蜀道国家文化公园,设立文化遗产廊道,助力打造富有特色的蜀道文化旅游品牌,与山地全季全域旅游紧密融合等分类别、有重点的开发利用路径。

德性伦理理论在高校古谱诗词音乐美育中的应用研究

将德性伦理理论融入高校古谱诗词的音乐美育之中,旨在探索一种融合道德教育与审美培养的创新教育模式。借助苏州大学“古谱诗词传承人才培养基地”的案例研究,揭示了德性伦理理论如何拓展音乐教育的道德维度,进而促进学生在审美体验与道德认知上的和谐发展。

乐教论

乐教是中国官方熏陶官员的音乐教育活动,旨在培养端正持中的正人君子,使之务除偏狭,养成公道公平公正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最终治国富民,无关治国的民间俗乐均被排除。五帝三代乐教与诗教书教礼教混在一起,周末春秋之交开始细分为诗、书、礼、乐四教,春秋末期增加易、春秋为六教,延续至清朝,最近几十年诗书礼乐四教重新混合。五帝夏商周春秋九代人神混杂,故九代“古乐”实行政教合一。春秋时代郑卫宋齐四国出现背弃“古乐”传统的“新乐”,与战国至今“新乐”相似,故春秋至今为后九代“新乐”阶段,春秋时代既属于九代,也属于后九代。九代乐教理论,《舜典》《大司乐》为乐教治国的“工具论”,孔子发展了“工具论”并创造了反对“郑声淫”的“风格论”,三者均只适合九代“古乐”,而与后九代“新乐”脱节。“新乐”虽缺乏经典理论,但总结其音乐实践,无非是官乐民乐交融、乐教愉情并重、抒情风格多样、剔除宗教色彩等,与九代乐教理论迥异。后九代经师学者不明中国历史发展大势,以九代“古乐”的乐教理论反复证成孔子批评春秋“新乐”的“郑声淫说”,故均徒劳无功。

印度古代音乐的世界地位及其学术史考察

印度古代音乐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时期(史前至公元10世纪)、中世纪时期(11世纪至18世纪)和近现代时期(19世纪至今)。印度古代音乐在世界音乐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拉格(Raga)和节奏(Tala)等印度古代音乐理论范畴奠定了印度音乐的民族性。长期以来,东西方各国学者对其介绍、研究虽未成为一门显学,但也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研究成果。西方学者、印度学者大多遵循历史三分法考察印度音乐发展史。欧洲的印度学家最早以科学方法研究印度古代音乐。印度学者对印度古代音乐的研究在时间上虽稍迟于欧洲学者,但其精通古典梵语和印度本土语言者众多,且善于吸纳西方学者的成果,很快就在古典印度学的这一分支占据突出的位置。他们的研究范围几乎涉及印度古代音乐所有的领域。20世纪以来的120年中,中国学界对于印度音乐的介绍、研究从无到有。客观而言,中国学界在介绍、翻译和研究印度古代音乐理论名著方面,与西方、印度的同行相比,尚存诸多不足,差距很大。

古乐器文化在白酒包装容器设计中的应用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从古至今,音乐与酒之间有着深厚的文化结缘。通过分析古乐器文化和酒文化的特点,发掘乐器文化和酒文化形与意的融合,探析古乐器文化在白酒包装容器设计中的应用可通过几何形造型、特异造型、意向造型几种方式进行容器设计,进而更好地传播酒文化和乐器文化,并与包装相结合。

论我国古代音乐传承群体和传承理念

我国古代音乐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内涵,既承载着古代音乐人的音乐智慧,又传承了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国古代官方音乐、文人音乐和民间音乐的传承群体及其传承理念各不相同,决定了古代音乐艺术的表现风格、意识形态和价值意义。因此,探析我国古代音乐传承群体和传承理念,可为中华民族传统音乐艺术在当代的传承、发展和创新提供新思路。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荆州战国楚墓竹简古乐谱书写制度初探

湖北荆州王家嘴战国楚墓2021年6月出土的竹简中,有一种新见类型简册,可称为“乐简”,记载的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古乐谱。这是中国音乐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学术发现。根据竹简图版及整理者的介绍,对其中两枚乐简释文进行初步研究可知:根据古代简册制度看,其上不固定位置的、通简标有的横线应是表达某音乐单元终结的标记符号;乐简上简文的读法是分段阅读,先右列后左列,接续而下。这一研究结论对人们深入认识乐简的性质,从而进一步探究其简文的内在规律提供了基础。

清华简《乐风》相关问题研究

清华简《乐风》为战国时期楚国曲谱,其中的“大”“厀”“少”三字表示音名所在的八度音区,“大”表低八度,“少”表高八度,“厀”训为“次”,即表示“大”和“少”之间的音区。“■”“■”二字是简文中仅有的两个动词,经分析,“■”应训为“合”,表示一种同时奏响两个音的演奏方式,即和弦;“■”训为“撅”,表“击打”。经研究,部分先秦时期的古琴尚为击弦乐器,此处的“■”即指扣击琴弦发声。

诗意传承、仪式展演与亚文化资本积累——古风音乐圈的亚文化生产与文化认同

古风文化是本土亚文化中蓬勃发展的一个分支,以生产传统文化元素与流行元素相结合的音乐作品为特色,逐渐聚集起了以青少年群体为主的古风音乐亚文化圈。从亚文化的生产实践入手对古风音乐圈的文化认同进行研究发现:在形塑民族认同层面,古风音乐创作者对中华民族的诗意传统进行了现代化改写;在培养群体认同层面,古风音乐圈对内通过符号生产进行群体身份的赋予,对外则通过仪式化展演强化群体认同;在寻求自我认同层面,古风音乐圈成员通过不同形式的音乐生产实践,或是积累亚文化资本,或是回应对个体身份的疑惑。古风音乐作为传统文化在互联网时代的良好呈现形式,成为提升青少年群体文化认同感的催化剂,也响应了新时代构建文化自信的国家策略,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文化价值被商业价值遮蔽、创作者的话语权被削弱、组织松散缺乏优秀领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