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知”

“知/智”二字的本字是甲骨文中已有的从“■”(矢)、“口”的“■”字,可以直接隶定为“知”。该字在甲骨文中用作动词,在“知乞骨”句中表达占卜之前加工卜甲、卜骨,或解释为钻孔加工。在殷商的信仰中,“知乞骨”绝对是一件神秘之事:神灵认可这些卜骨,并同意只有在经由这些卜骨沟通时,巫师才可以使用这些卜骨。由此,我们或可以推论,“知”字最早的意义,是在具体形容加工卜骨的同时,也表达甲骨能获得灵验之图谋,可用作神秘沟通之媒介。通过“知”这种神秘的加工行为,一般的龟甲和牛骨成为可知天意的卜甲、卜骨。在青铜器铭文上也出现“知/智”字,用来表达与崇高界的神秘沟通。战国楚简和传世文献也表达“知/智”含有神秘知通之意。所以,通过殷商以后“知/智”字的用义,可以看出该字以甲骨文“知”字为源头。从西周晚期以来,“知”字有“知”“■”“■”“■”等数种写法,这些字形的字义都相同,所以它们都是“知”字的异构,在意义方面与神秘、明智等本义仍保留有一定的关系。

龙舟竞渡中的先贤崇拜渊源及演变

龙舟竞渡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民俗体育活动。学者们认为龙舟竞渡起源于先民对水神的祭祀。秦汉以后,龙舟竞渡是为了纪念屈原等先贤。因此,龙舟竞渡实现了从神灵祭祀到先贤崇拜的转换。龙舟竞渡与所纪念的先贤之间的联系成为各地百姓根据当地历史文化附会而成的依据。华南地区傍水而生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先民形成了水神崇拜心理及竞渡祭神活动。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先贤的形象与水神崇拜相耦合,并在龙神文化及百姓求安心理的影响下被神化成为纪念的对象。龙舟竞渡因官方的推动与内在娱乐性在后世发展成为全国共同的习俗,对先贤的崇拜也由区域性随之演变为民族集体性。

用之以礼:上古祼祭沿革探析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上古祼祭沿革可从“祼”的语用演变发现痕迹。综合考察“祼”从殷商到春秋战国的语用情况,可以发现“祼”的主祭者、祭祀对象和主要祭品保持稳定,而附属祭品、时间、用途变化较大。由此可见,上古时代祼祭的核心特点始终是王室荐酒的宗庙祭祀;但其地位、功能发生了变化:祼祭已经丧失独立祭祀的地位,且功能由祓除灾害转向祈求福佑、强化秩序和亲宗敬友。上古祼祭演变是西周对殷商祭祀制度礼制化改造的的结果。

古代海南的海神信仰与厉祭活动

古代海南既有伏波将军、天妃、平浪侯等与中国内地地区共同的海神,也有峻灵王、西天大士、兄弟公等海南地方的海神。直到清朝末年,除了天妃这位普遍崇奉的海神之外,海南对其他海神的信仰都局限在局部地区。海南的海神,多为海上凶死者,因此,海南的海神信仰在本质上是厉祭,即对无祀鬼魂的祭祀。海南古代居民通过祭祀活动把海上遇难者从可能的厉鬼转化为实际的海神,是为求得海上活动的平安。基于同样的原理,海南古代居民也通过祭祀活动把其他场合的遇难者转化为保护神。

古蜀石跪人像身份新考

在三星堆遗址、成都方池街、金沙遗址都出土了一种具有独特造型风格的石跪人像,这种石跪人像在美国芝加哥博物馆也有收藏。文章认为,这些古蜀石跪人像的身份应该是很高的,被捆绑受罚的造型和中原商汤桑林自焚求雨属于同一类型,很多传世文献与人类学资料也可以佐证,早期首领或君王有比较沉重的宗教义务,有时会成为祭祀的牺牲品。此外,虎和龙蛇在巴蜀文化中是受到尊崇的动物,金沙遗址中和石跪人像一起出土的石蛇、石虎,便是辅助“萨满”首领升天入地的动物伙伴,因此石跪人像应具有沟通天地神祇的高级身份。

道教对唐朝正统史观与礼制的影响——也谈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

唐天宝年间的先代帝王祭礼深受道教的影响,在祭祀对象、祭品、祭祀地点三个方面都明显区别于其他时代的同类祭礼。祭祀对象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为开端,是用道教古史观重构中华正统脉络的历史起点,与道祖老子皇室始祖的身份相配合,共同彰显唐朝统治权的神圣性。祭品“洁诚”而不用传统的牲牢,采用了道教醮仪中的祭品要求。将“历代帝王肇迹之处”作为祭祀地点,与“自古得道升仙之处”相对应,是将先代帝王与道教神仙等同看待的结果。总之,在天宝年间崇奉道教的历史背景下,先代帝王祭礼集中体现了唐朝正统史观与国家礼制中的道教因素。

金沙遗址出土象牙的由来

金沙遗址出土了大量的象牙 ,数量之庞大 ,在考古史上是从未有过的惊人发现。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和考古资料 ,这些象牙很可能是本地所产 。

南宋书院与祠官关系的文化考察

南宋祠官寄居书院讲学或兼任书院山长,是宋代士大夫文化值得关注的现象。祠官寄居书院讲学兼任书院山长,透露出书院私学精神与官学制度的结合与矛盾,也反映了南宋士大夫在政治之外对经世之志和生命意义的另一种实践与诠释。

社火溯源

社火是古代祭祀土地神和火神活动的延续。在中国,国家政权建立之后,祭祀土地神的活动逐步分化为国家祭祀和民间祭祀两种,国家祭祀土地神活动与祭祀谷神、四方神活动合并,演变为祭祀社稷。民间祭祀土地神活动逐步与祭火活动融合,发展成为了社火。

释“帝”

历代学者对古籍中的“帝”以及与之相关的“王”、“后”等字解释或模糊不清 ,或有明显失误 ,对古史的研究造成了很大影响。文章以殷墟甲骨文及相关文献为据 ,论证了“帝”的意义的演变过程 :殷商及其先的神本文化条件下 ,“帝”皆指神 ;其与人王以及作为人王称谓的“后”不应混为一谈。“帝”指上帝。

凉城县小双古城墓地殉牲问题探讨

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了多处东周时期游牧文化墓地,小双古城墓地因发现北亚与东亚两种人种共存,成为本文选择的研究对象。通过分析,殉牲的种类与人种、性别和年龄都存在某种关系。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发现了其中潜在的联系,但要验证这样的潜在联系还需要大量的可资比较的材料和数据来验证。

古希腊人的神秘祭祀略考

文章概括地分析了古希腊祭祀的神秘意义、祭祀从人祭到动物牺牲的转化过程、祭祀的神圣性以及祭祀观念的逐渐动摇,指出古希腊人的神秘生活氛围决定了他们所特有的思维方式,而祭司在这里面起到了掌控一切的作用。

救灾方式对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影响——因灾录囚及其对司法制度的破坏

录囚本是我国古代平反冤狱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天人感应"思想的主导下,录囚在东汉时期成为禳灾的一种制度,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它有着维护灾害时期社会稳定、安定灾民心理的功效,但同时对我国古代的灾害防治和司法审查产生了很多不良影响,妨碍了社会公正,甚至流为形式。

闽南古代戏曲演出与鬼神信仰及习俗的关系

闽南古代戏曲演出在闽南众多的神祇纪念日、普度、丧事等酬神酬鬼活动中,与鬼神信仰以及以这种信仰为基础的民俗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演变成为酬神酬鬼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进而与鬼神信仰、与民俗"三合一"。由此,闽南古代戏曲获得了顽强的生命力,禁而益衍。

“牛郎织女”传说新探

《诗·小雅·大东》是最早记载牛郎织女传说的诗篇,但论者一般不将此诗所记的牛女作配偶看待。笔者认为,在西周时期就已产生了天帝之孙织女与牛郎结为夫妻,因违背天帝意志,被天河阻隔,一年一度才能在鹊桥相会的传说。他们美好的爱情是与西周社会开始出现的"男耕女织"的经济生活和从群婚的混沌中走出来,有了一夫一妻的专偶婚息息相关。将牛郎织女的配偶关系视为尚处于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的"阿注婚"的观点是站不住的。由于西周时期一夫一妻制已与宗法制联系在一起,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等级制度和财产观念等,开始向爱情生活渗透。这是造成牛郎织女爱情悲剧的根源所在。

中国古代音乐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子夏论乐”新考

子夏认为新乐可能给社会带来动乱,而古乐则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功效。"子夏论乐"既是《乐记》的主要思想来源,又是立论的主要依据。今人觉得子夏言过其实,为音乐披上了神秘主义外衣。其实,子夏所论之乐是非听赏性的仪式音乐,这种音乐的社会功效是仪式与音乐一起实现的,后人在谈论其功效时通常忽视了仪式,以为只是音乐自身就能产生的。对此,子夏本人是很清楚的,只是后人才把仪式音乐中的仪式抽掉了。虽然根据古文献可信度的经验和形式逻辑的推理可以相信周代雅乐确实产生过良好的社会功效,但要证明周代雅乐确实如子夏所说,就必须找到像周代雅乐那样可以产生重大社会功效的音乐。笔者2000年在我国西部做传统音乐的田野工作时,发现陕北礼俗音乐就具有这样的社会功效。

上古方祭、女娲传说与社火划旱船

划旱船是汉族民间最常见的表演形式,是方祭的延续。其最初是通过模拟逃离洪水灾难,祭祀远古女始祖的活动。古文字中许多与"方"、"舟"有关的字,都与这种祭祀活动有关,现代民间社火就是方祭等活动的汇集与演变。

乾隆特磬、编磬与中和韶乐

以美国芝加哥等地收藏的乾隆二十六年特磬和二十九年编磬,与国内的一些藏品加以比较,并结合文献记载予以分析,可知在乾隆二十六年,中和韶乐增用特磬和镈钟。清代有特磬和编磬两种磬制。特磬与镈钟对应,以大小来设计音高,二者都是随月用律,其意义重在礼仪;编磬与编钟对应,以厚薄来设计音高,并按十二律编排,可以旋宫转调。

音乐学视域下的“风”字解读

"风"字意义的指向经历了由一种自然现象演化为民俗、歌谣的渐变过程,在这一历程中它与音乐的关系也越来越紧密。根据风之本意,结合史料、文献记载,对"风"字予以音乐学视域下的解读会发现:风名来源于祭仪,风就是民歌,风还是乐器。

青海民间节令舞蹈与周代祭祀乐舞

青海民间节令舞蹈与周代祭祀乐舞功能相同,基本队列人数相近,八大光棍和髦舞、莫合则等与干舞、花棒子与籥舞、蜡花女与韨舞、四片瓦与皇舞的舞具相似,二者间应该有共源关系,甚至一定的源流关系。现代民间节令舞蹈应该是以古代祭祀舞蹈为主干,吸收了傩舞和百戏内容发展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