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李梦阳用韵看明代庆阳方音韵母特点

以李梦阳用韵中的特殊混押现象,结合清代陇东方音著作并对照今中原官话秦陇片方言对其加以分析,可考证出明代庆阳方音的韵母特点:-m尾、入声韵消失,鼻音韵尾-n与-混并,通摄字主元音舌位前移,江摄及宕摄舒声细音读如通摄,梗摄舒声细音读同宕摄,果摄洪音字读如假摄,止摄合口读如遇摄,遇摄端系、庄组字读如流摄,流摄细音读如效摄,效摄一等唇音字读如遇摄。

数字化过程中的古籍保护问题——“明别集丛刊”项目的工作体会

在"明别集丛刊"项目工作中,认识到数字化过程中的古籍保护问题,主要是:甄选好底本,选择合适的扫描仪器,采用合适的扫描模式,以及采取合适的图像处理方式,等等。

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评点及其文学批评意义

清代古文选本的编选和评点活动极为兴盛。从编选来看,提高八股文写作水平是古文选本编选的最终目的;崇尚理学,发挥教化作用是古文选本编选的重要宗旨;古文选本的选家普遍具有教师身份,选本具有便于初学的特点。从评点来看,清代古文选本的评点符号具有特定的形态及涵义;评语内容主要包括对文章历史背景与思想内容的阐释,对文章创作经验的总结以及对文章的鉴赏品评。清代古文选本的文学批评意义主要表现为,古文选本表达了对儒家正统文学观念的认同;对于认识清代古文宗尚有一定意义;促进了清代古文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嘉定文派古文观及其创作述略——从嘉定文派之兴谈起

嘉定文派之称始于明遗民归庄,是一个以嘉定四先生为中心、布衣寒士为主体的区域性古文流派,兴于明万历初,余脉延及清初。传承归有光之学,通经学古,以复兴古文、经世致用为己任,批评八股之"俗学"、七子之"伪体"。文章六经为质,并以韩、欧为古文"正宗",兼而采之。创作上"经经纬史",追求"文从字顺",形成平实淳雅的风格。嘉定派被称为古文"正宗",在明清文学史上,承上启下,对明清古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论中晚明的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

明代中后期,四六文在官场交际和日常应酬中皆得到广泛应用,四六选本的刊刻发行也随之大为兴盛,一些文人借机大力鼓吹四六文利于彰显礼节和利于表情达意两个方面的特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以适用为美"的实用主义四六文章观。这种文章观看到了四六文应用范围的广泛性以及用途的重要性,因而有其内在合理性,并对儒家正统文章观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作用。但是,由于这种文章观是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产生,因而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其在促进中晚明四六文写作兴盛的同时,也造成其形式化的倾向和套袭之风的盛行,并最终使得中晚明的四六文写作在总体上呈现为"夺一时之胜"的"鸡肋"。

明代《左传》古文选本及其价值初探

明代《左传》学,突破了传统经学模式,具有跨学科研究的多元化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以文学视角看待《左传》,形成了"以文解经"的学术风气。最能反映这种学术潮流的是将《左传》选为古文,统计后大约有四十余部,可分为世教类、辨体类、纯文类、辞命类。不同的选文目的,蕴含着选家对《左传》古文特质的不同认识。若深入研究,可进一步考察明人《左传》文学阐释的学理内涵,有助于深化明代《左传》学研究。

试论明人《左传》文学阐释及其文学史意义——以古文选本为考察范围

明人研究《左传》突破了传统的经学阐释模式,出现跨学科发展的多元化倾向,其中尤以文学方面较为突出。明人继承前人风气,编选出约四十余部将《左传》视为古文并选录的古文选本,开启了以古文视角阐释《左传》的风气。选评结合的方式最能体现出明人以文章学为主要内容对《左传》进行文学阐释的基本表现与学理内涵,主要表现在文法阐释、叙事技法分析、以文学主张评析等方面,且在经学史与文学史上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意义。

南戏《拜月亭》传承考

《拜月亭》在“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中,思想与艺术成就最高,对后世影响也最大,其时只有《琵琶记》可与它抗衡。学术界对它的研究多注重于思想性与艺术性,而对其在历代的传承,尤其是在地方剧种中的遗存与搬演情形却着力不多。南戏历千年而未绝,主要是依靠地方剧种的传播。本文试为补缺。

明代古文选本的“家族相似性”探论

现存明代古文选本存在不少的选本族群现象,大致有两类:一类是针对某种选本的纵向广续族群,一类是丛书式的横向系列族群。从“家族相似性”理论视角考察发现,选本族群的成员间既有相似性也有相异性。这种“相似”与“相异”,反映了明代商业出版发达后受市场引导的以读者个体化需要为主的古文观与主流意识形态所规定的传统载道的古文观的博弈。

黄宗羲《明文授读》拒选陈子龙文之原因探析

著名文学史家钱基博对黄宗羲《明文授读》不选其好友、且在明末文名籍甚的陈子龙之文表示质疑。经过深入考察,我们认为:黄宗羲之所以在其《明文授读》中拒选陈子龙文,原因是他属于唐宋派,在古文理念上主张文道合一、文以明道,而陈子龙则属于七子派,尚秦汉古文,兼采六朝之藻丽。因此,出于门户之见与自己文道合一的文学理念,黄宗羲自然不选文字藻采的陈子龙之作,这也许就是其在《明文案序上》所说"钜家鸿笔,以浮浅受黜"的那样了。

元明两代赋论述略

元明两代,以祝尧、刘埙、王世贞、胡应麟、陈山毓、张溥等人为代表的赋论十分活跃。元明两代赋论,以“祖骚宗汉”的复古理论倾向为主流,而与当时的学术及文学思潮相联系,表现出承前启后的历史风貌,在古代赋论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明代古文选本的选学思想刍论

明代古文选本总量在500种以上,远超宋元选本。丰富的编选经验促使明人有意识地反思古文选本的编选活动,并积极创新,探索各种新颖的编辑实践。这些理论反思与创新实践,构成明代古文选本的选学思想。主要包括对前代选本的评价,编辑意图与创新实践三大部分。明代选家积极评价前代选本,以对《文选》和《文章正宗》的评价为代表;编辑意图包括教化与科举、复古与救弊、审美与娱乐以及构建文学史;创新实践包括编选方式、文本形态、编辑体例、选文分类以及商品转向。明代古文选本的选学思想异彩纷呈,洋溢着一股自由灵动、大胆不拘的思想活力,明代古文选本的选学思想,在中国古代选本史上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明代古文选本对六朝文的发掘、重塑及其思想意义

六朝文被韩柳以来的正统古文价值观所排斥,明代古文选本却尽力收进六朝文,为之争得一席之地,并重塑其多元样态,包括“接通史脉身份”“赋予正统面目”“激活文章价值”“凸显性灵意识”四个方面,建构出完整的古文经典历时谱系。同时,也有选本拒绝六朝文。对六朝文的矛盾态度,是古文选本“主理”与“论文”的双重性功能导致,也是传统文学观念“载道”与“重文”的交锋融合,清代遂分裂为骈散之争的两大阵营。六朝文备受压力而始终从未在古文经典谱系缺席,则是两种文学观念在明代古文选本中兼容的结果。

明代古文选本凡例论略

明代古文选本的凡例,篇幅长短自由,形式既有分条说明的科排体,也有保留序文特征的叙述体,有的选本再版时还会新加入凡例。通过凡例可以考察编选意图与文学批评观念。明人在古文选本凡例中所表达的编选意图,主要有指导科举、道德教化与审美追求。凡例中的批评常常有文学史梳理的意识,对评点也有深入思考。此外,凡例被植入广告,新增商业性功能,发挥了广告效应,这体现出古文选本由教材到商品的功能转变,意义深远。

沟通苏文与时文的桥梁——论南宋古文选家对苏文的编选、评点及其影响

在科举考试的刺激下,南宋古文选家吕祖谦、楼昉、周应龙、谢枋得等检择出苏轼文中以历史人物论为主的篇目并施以评点。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揭示出苏文立意追求新巧奇险与行文富于转折波澜的特点,使得士子可以在研习苏文的过程中领悟时文写作的技法,从而在苏文与时文之间搭建起了一道桥梁。选家的编选与评点对于扩大苏文在南宋科场中的影响有重要作用,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士子对苏文的理解。

明代古文选本的选文形态及其文学史意义

选文,是古文选本的核心要素。其不仅是选文者个性气质的展现,也反映出不同时代文学、社会风气的发展。入明以后,古文选本选文形态经历了两个重要的发展时期。前一时期,明洪武至正德初,选文在排抑“八代”、诗文合选及与经、史、子的边界等问题上,表现出与前代的一致性,选文方式主要是“抄汇前选”。后一时期,为明正德至崇祯,古文选本体裁、类型的丰富性与全面性日益突出,主要表现为:一、对经、史、子部作品的吸收;二、对元人及国朝人作品的接纳;三、复古思潮下唐宋文入选篇目的稳定增长等。此外,明后期还出现了一类具有“尚奇”性质的古文选本。诸书开创了一种“采摭遗逸”的特殊体例;促进了“实用”与“赏读”型古文选本的分型;同时,还对明中期后“崇正抑变”的辨体思想进行了反拨,在明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贡献和价值。

明清地方诗文总集著录回族作家再探

明清地方诗文总集为专门辑录某一地域作者诗文的总集,所录文献具有地域性,故在保存不同地域回族文学家族文献上具有优势。除保存作者小传及相关生平资料外,家族诗文创作延续情况亦有保存。明清地方诗文总集除了保存回族文学家族文献外,还保存了大量回族作家文献,如《周雅续》《涛音集》《国朝山左诗钞》等不同地域明清地方诗文总集,所在多有。这些文献具有一定的辑佚、校勘价值。

明代古文选本的古文观念探论

明代古文选本多达500余种,是古文选本史不可缺少的一环,也是中国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史上一笔重要的文献资料。明代古文选本中的古文观念,灵活而新异,富于时代特征。明人的"古文"内涵,以秦汉与唐宋的散体文为主体,边界开放而灵活,突出体现在子部文章的去取上。明代古文选本确定了秦汉文与唐宋文两大古文典范,并普遍持由朴到散的古文发展观,同时将古文发展与时代风气联系起来。明代的古文审美观,与意识形态关系复杂,有与之一致的"古雅"审美观,也有淡化乃至消解意识形态的新奇审美观,后者最具明代特色。它重视个体审美情感、崇尚新奇,充分发挥主体自由意志,使古文的审美价值在晚明选本中得到空前关注,古文选本从政教修身的教材变而为审美消遣的娱乐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