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白话小说的章句叠架现象

古代白话小说语言中存在着大量的叠架现象,有词语叠架、句式叠架以及篇章叠架,它们在形式上、语义上犹如叠床架屋,层层堆叠。其中,最为常见的当数文言成分与当时白话口语成分相糅合而造成的叠架;其次为古代汉语词语或格式的遗留与新兴的词语或语法格式的叠架。篇章上的叠架指的是古代白话小说特有的双头、双尾结构,行文关键处再穿插韵文或反复吟咏、或总结前文、或预示下文等等,这些语言与篇章结构上的特点对形成古代白话小说独特的语言风格起了重要作用。

宋代城市的兴起与中国古代小说的繁荣

由于城市的兴起与市民阶层的壮大,宋代说话繁荣,话本小说兴起并很快进入兴盛时期,为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的兴起和白话小说的全面繁荣作好了准备。另一方面,同样由于城市与市民的原因,文言小说发展到宋代,体制基本形成,类型基本完备,世俗化色彩浓厚,为明清文言小说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中国古代小说中的这两条发展线索在宋代交汇,并在宋代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到明清达到繁荣与高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宋代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关键节点。

大业堂的白话小说刊刻及其刻书活动

大业堂是17世纪金陵地区非常著名的周姓刻书坊,现知共刊白话小说6种,多刻于万历二十至四十年前后,有精美的插图和较详的批点、注释等。大业堂堂主有周希旦、周文炜、周希旦和周文炜、周文炜和周亮工4种说法。周文炜曾主持的书坊也有大业堂、敬业堂、光霁堂、醉畊堂4种说法。

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论

说话高度发展于南宋,真正的通俗小说的编写和刊行则是始于元代。目前所见能确定时代的通俗小说刊行本没有早于元代的。元代有着十分有利的通俗小说刊行条件:元代重视实利和重视享乐的社会风气有利于消遣性的通俗文学作品刊行;元代一些杰出的文人被迫进入娱乐业,从事通俗文学活动;元代开始了白话文创作的良好氛围;当然元代的商业、科技、交通、城市等条件也客观上为通俗文艺发展铺平了道路。基本上可以这样认为:中国古代通俗小说产生于元代。

市民视角中的古人佚闻——明代话本小说使用史料的嬉化倾向

明代话本小说中有关古人佚闻类的小说可以按照常人异化、圣贤丑化、帝王凡化、政事俗化四种倾向进行归类,从中可以看到话本小说以戏谑方式处理历史资料,体现市民意识和市民立场,其意义与价值值得重视。

用现代文法处理古代白话小说的有益尝试——关于亚东版小说的新式标点和分段

在胡适、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先驱的倡导下,亚东图书馆编辑汪原放大胆尝试将新式标点符号和分段整理运用到"亚东本"中,更好地表现出小说的语言魅力。"亚东本"小说的出版,不仅推动了现代汉语书面体的形成,而且培养了一大批古代小说的新读者,为白话文的推广和普及,为民族语言表达能力的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西游记》的文化渗透

作为中国神魔小说的代表,《西游记》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远。通过搜集并排比罗列渗透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中有关《西游记》的资料,从再生与重构、典型化和生活化、寓意化、民俗化等几个方面,探讨了这些资料的文化价值,认为这些资料不仅对研究《西游记》的传播史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民俗和民族文化亦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到现代通俗小说的嬗变

中国现代通俗小说是对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的继承和发展。中国古代白话小说直接滥觞于唐五代的俗讲,产生于宋代市井间的平话,经宋元明三代之流变,遂于明末因一次"误会"始得"通俗小说"之名。其"与八股传奇鼎峙"而又极具"与世俗沟通"之特征,并涵盖了中国古代白话小说诸门类。清末民初,随着"小说界革命"兴起,域外小说被大量引进,但又是"误会"使然,此时期的翻译作品多为域外"通俗小说"。在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与域外"通俗小说"相碰撞基础上产生的"新小说",于此后嬗变中遂成中国现代通俗小说的早期形态"鸳蝴派"与"礼拜六派"。因此,中国现代通俗小说与"五四"后受欧风西渐影响所诞生的新文学小说(或称严肃小说)根本就不是一个谱系,二者间也不存在孰高孰低之分,有的只是文学观念与文学功能之别。

清末滑稽小说的发生、表现与特征

清末滑稽小说属于新小说的范畴,是小说家基于现实危机而展开的文学叙事之一。滑稽小说的近代发生与“政治小说”的趣味性不足、游戏之文在晚清小报的大量编发以及陈景韩、吴趼人等小说家的身体力行紧密相关。在启蒙者的现代视域中,清末民众在变局中的各类不适充满了滑稽色彩,滑稽小说以此为叙述核心,表现出与古代白话小说滑稽叙事不一样的审美风貌。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之间因为知识上的差异而处于“悖离”状态,这给滑稽小说的表现方式带来很大变化,以至衍生出喧闹、反讽和复调等颇具现代意义的审美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