驾驶员驾驶经验对驾驶愤怒的影响

驾驶愤怒研究起源于对"路怒"的关注。驾驶愤怒是驾驶机动车过程中发生的一种更频繁、更强烈的愤怒,容易引发驾驶攻击。驾驶经验是产生驾驶愤怒的主要因素之一。本研究采用自编驾驶愤怒问卷,测查了628名不同类型驾驶员的驾驶愤怒。结果显示:驾驶愤怒各维度随着驾龄、驾驶公里数的变化而表现不同。驾驶愤怒与驾驶经验因素显著相关。驾龄、驾驶公里数可以预测驾驶攻击:驾龄较长、驾驶公里数少,驾驶攻击多。驾龄可以预测对不文明驾驶的驾驶愤怒:驾龄越短,驾驶员遇到不文明驾驶时越容易愤怒。驾驶公里数可以预测轻度厌恶:驾驶公里数越多,轻度厌恶越少。

中学生移情与攻击行为:攻击情绪与认知的中介作用

采用问卷法调查了305名中学生,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技术考察了移情与攻击行为的关系及攻击情绪与认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中学生的主要攻击方式为言语攻击,性别和年级对攻击性存在影响;(2)攻击情绪与认知是移情影响攻击行为的中介变量;(3)"他人移情"完全经由中介变量抑制攻击行为,"自我敏感"则部分经由中介变量正向影响攻击行为,部分直接抑制攻击行为。

愤怒的聚光灯效应对个体新闻阅读的归因影响

最初情绪的聚光灯理论仅从效价角度出发,解释了情绪通过影响注意范围,干涉个体归因,没有针对其它情绪(譬如愤怒)做进一步验证。本研究通过2(情绪)×2(因素显著性)×2(性别)的被试间实验设计,进一步揭示了愤怒的聚光灯效应对个体新闻类信息归因的影响方式。共有243名在校学生参加实验,其中男生99名,年龄在19～25岁之间。本研究将原有的锚式(anchor)归因计分改为对显著和非显著信息独立计分。结果发现:愤怒对个体归因的影响结果与负性情绪的聚光灯效应相一致,并且具有双向性。一方面增加了对显著因素的归因倾向,一方面抑制对非显著的归因素因倾向,且不存在性别差异。另外,本研究发现新闻中某一信息的显著程度亦会造成归因偏差。本研究为聚光灯理论提供了新的实验支持,并就愤怒效价上的模糊性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和讨论。

工作场所领导愤怒的有效性及其作用机制

领导愤怒(leader anger)作为最常见、最易被感受到的工作场所负面情绪之一,对于改善工作关系、行为和绩效具有显著影响。然而,已有文献关于领导愤怒阻碍还是促进领导有效性的观点存在许多争议,对于领导愤怒为什么以及何种条件下影响领导有效性的问题尚不明确。在回顾工作场所领导愤怒概念起源和内涵特点的基础上,从消极效应和积极效应双刃视角厘清了工作场所领导愤怒的有效性,基于情绪即社会信息理论阐释了工作场所领导愤怒有效性的双路径中介机制,并从个体/团队/组织三层面分析了领导愤怒有效性的边界条件。未来研究应从工作场所领导愤怒的概念和结构测量、事件前因和后果、中介机制、情境因素、研究方法和研究层面等方面进一步拓展。

群体认同对网络集体行动的作用:以群体愤怒与群体效能为中介

探究利益相关事件下产生的群体认同如何通过群体愤怒和群体效能影响网络集体行动。研究以某高校游人的不文明现象为背景事件,对该校大学生开展问卷调查。结果表明:群体认同对个体参与网络集体行动有直接预测作用;群体愤怒在群体认同对网络集体行动的预测中没有中介作用,群体效能在群体认同对网络集体行动的预测中有部分中介作用。

医患冲突中医生特质信息与负性情绪反馈的作用:以失望和愤怒为例

通过两个计算机情景模拟实验,采用“最后通牒博弈”范式,分别考察了他人失望反馈与他人愤怒反馈以及医生的温情与能力特质对于医患冲突中个体威胁评价及其冲突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1)医生能力高时患者对情境的威胁评价比能力低时更高,但在有医生失望反馈中医生能力高时患者对情境的威胁评价比能力低时更低。高温情的医生愤怒时患者的威胁评价比温情低时更高。(2)医生能力高时患者的出价比能力低时更高,冲突行为更少。(3)医生温情高时患者的出价比温情低时更高,冲突行为更少。(4)在温情高能力低时,有医生愤怒反馈时患者的出价相比无情绪反馈时更低。说明了医生需谨慎表达自己的情绪。

中医特色护理技术耳穴压豆干预控制肝火亢盛型高血压临床研究

目的:探讨中医特色护理技术耳穴压豆干预控制肝火亢盛型高血压患者时对于其血压值的影响。方法:选取我院2013年10月—2014年10月间收治的中医辨证分型为肝火亢盛型高血压(HBP)患者160例作为实验对象,随机将这些患者分成2组,即对照组(Control group,CG组)患者80例行常规西医治疗,观察组(Observation group,OG组)患者80例在常规治疗基础上行耳穴压豆干预控制,实时检测两组患者的血压值变化,观察两组患者的症状表现改善状况。结果:治疗4个疗程,CG组和OG组患者的血压值(SBP/DBP)均显著下降,与治疗前数据对比差异显著(P<0.05);OG组干预总有效率为91.25%,对照组为80.0%,数据差异显著(P<0.05)。结论:采用耳穴压豆干预控制方法治疗肝火亢盛型高血压效果显著,值得推广使用。

愤怒情绪表达与领导有效性的研究综述、理论拓展与未来展望

通过系统梳理关于领导愤怒情绪表达与领导有效性关系的研究文献,明确了组织情境下领导愤怒表达的定义与内涵、领导愤怒表达对领导有效性影响的主要理论基础、现有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以及研究局限。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个领导情绪表达有效性的理论研究框架,按照情绪体验与情绪表现两个维度划分出领导愤怒表达的4种不同表现形式,在情绪社会信息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不同类型的领导愤怒表达的具体作用机制。最后,讨论了该理论模型的理论贡献与实践启示,并提出未来如何结合数字经济下的组织行为与人力资源管理,开展领导情绪表达与领导有效性研究的具体方向。

时间任务需求对无关情绪面孔注意捕获的影响

注意捕获是指与任务无关的刺激能够不自觉地吸引注意的现象。实验1采用视觉搜索任务,考察与主任务无关情绪面孔的注意捕获水平及其机制,实验2进一步探究时间任务需求对无关情绪面孔注意捕获的影响。结果发现:与其他情绪面孔相比,愤怒的情绪面孔捕获了更多的注意,且受到整体情绪加工的影响;时间任务需求影响了目标刺激的注意选择,但愤怒优势效应不受到时间任务需求的影响,因此可能是一种较为自动化的加工过程。

愤怒反刍:内涵、影响因素及其神经机制

愤怒反刍是指重复回忆愤怒事件及其起因、结果的认知情绪过程。愤怒反刍的认知过程会保持或强化愤怒情绪,降低个体的抑制控制能力,提高个体的攻击性,影响身心健康。愤怒反刍不仅会受到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还会受到个体的身体因素、心理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的影响。未来可以从特质愤怒反刍与状态愤怒反刍的异同,愤怒反刍影响因素的探讨,愤怒反刍与执行功能间的损耗作用以及愤怒反刍的积极作用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宽恕水平在大学生特质愤怒与网络攻击行为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目的:探讨大学生特质愤怒与网络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及宽恕水平在两者之间的调节作用。方法:2021年10月采用中文版特质愤怒量表、网络攻击行为评定量表和Hearland宽恕量表对陕西省32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采用SPSS 22.0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①不同性别(t=-2.227,P<0.05)、不同年级(F=9.220,P<0.001)的大学生在特质愤怒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在宽恕水平上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F=8.303,P<0.001);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网络攻击行为上的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t=2.828,P<0.01);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在网络攻击行为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t=2.189,P<0.05);②特质愤怒与宽恕水平呈显著负相关(r=-0.442,P<0.01),与网络攻击行为呈显著正相关(r=0.298,P<0.01);宽恕水平与网络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0.213,P<0.01);③宽恕水平在大学生特质愤怒和网络攻击行为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β=-0.005,t=-2.119,P<0.05)。结论:特质愤怒能够正向预测大学生的网络攻击行为,宽恕水平在两者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低宽恕水平会加重个体特质愤怒对网络攻击行为的正向影响,而高宽恕水平会减轻个体特质愤怒对网络攻击行为的正向影响。

依恋回避对愤怒抑制的影响:亲密关系权力感的中介作用

依恋回避是指一个人不信任伴侣的好意,防御性地保持行为和情感的独立。愤怒抑制表示抑制愤怒情绪的外在表现。为了探讨依恋回避对愤怒抑制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以具有恋爱经历的成年个体为被试,采用实验法和问卷法,先后对267人、101人、429人进行依恋回避、亲密关系权力感和愤怒抑制的测量,并检验中介作用。结果显示,在亲密关系中:(1)依恋回避与愤怒抑制显著正相关,依恋回避与亲密关系权力感显著负相关,亲密关系权力感与愤怒抑制显著负相关;(2)亲密关系权力感在依恋回避与愤怒抑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青年网络反腐行动的社会心理路径

新时代青年是网络社会和未来社会反腐力量的主力,社会心理路径是影响青年网络反腐行动的重要因素。对1250名青年的实证研究发现,不同心理路径对青年参与网络反腐行动产生作用。目前,青年网络反腐关注度处于中等水平,但网络反腐行动倾向较积极。集体愤怒、集体效能、感性动因、身份认同、网络道德信念五条社会心理路径能正向预测网络反腐行动,集体愤怒是最重要的心理路径。集体愤怒、集体效能和感性动因直接影响网络反腐行动,身份认同和网络道德信念间接影响网络反腐行动。构建青年网络反腐行动的身份认同结构模型,有助于了解身份认同对青年网络反腐行动社会心理路径的整合作用,从而为鼓励新时代青年参与网络反腐提供更有效的干预措施。

高职生领悟社会支持与攻击性的关系:特质愤怒的中介作用

采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攻击量表和特质愤怒量表对360名高职生进行调查研究,分析高职生领悟社会支持、攻击性与特质愤怒之间的关系;同时通过潜变量建模和Bootstrap法等方法,探讨特质愤怒在高职生领悟社会支持与攻击性之间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1)高职生领悟社会支持与特质愤怒、攻击性显著负相关,特质愤怒与攻击性显著正相关;(2)特质愤怒在领悟社会支持与攻击性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3)高职生领悟社会支持会和特质愤怒是攻击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领悟社会支持除了能直接影响高职生的攻击性外,还可以通过特质愤怒的中介作用间接影响攻击性水平。

特质愤怒与职业女性自杀意念的关系:抑郁的中介作用

以390名中国职业女性为对象,采用Beck自杀意念量表中文版(BSI-CV)、状态-特质愤怒表达量表-2中的特质愤怒量表(TAS)、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13)进行施测,探讨职业女性特质愤怒与自杀意念的关系,以及抑郁在二者关系间的中介作用。研究结果如下:(1)有自杀意念职业女性的特质愤怒水平显著高于无自杀意念的职业女性;(2)抑郁在职业女性的特质愤怒与自杀意念的关系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亲子暴力调节暴力态度在特质愤怒与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考察大学生特质愤怒、暴力态度和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方法采用特质愤怒量表、暴力态度问卷和攻击性问卷对991名大学生进行测量。结果（1）大学生在特质愤怒、暴力态度和攻击量表上的得分分别为（17．99±3．94）分、（3．52±2．20）分和（70．12±14．67）分。（2）大学生特质愤怒水平、暴力态度和攻击行为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r=0．172—0．835，均P〈0．01）；（3）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既有直接影响，也通过暴力态度产生间接影响，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的直接效应为0．53，以暴力态度为中介的间接效应为0．13，总效应为0．66，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0％。（4）亲子暴力经历对暴力态度的中介效应起调节作用，在未遭受亲子暴力群体中，暴力态度可以中介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的影响（β=0．28，P〈0．01），而在经历亲子暴力群体中暴力态度的中介效应不显著（β=-0．24，P=0．23，SIE=-0．166，P=0．28）。结论暴力态度在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这一中介作用受到亲子暴力经历的调节。

述情障碍在男性服刑人员特质愤怒与攻击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目的探讨述情障碍及其因子在特质愤怒与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特质愤怒量表(the trait anger scale,TAS)、多伦多述情障碍量表(Toronto alexithymia scale-20,TAS-20)和中文大学生版Buss-Perry攻击性量表(the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version of Buss-Perry aggression questionnaire)对268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进行施测,使用SPSS 23.0和Mplus 8.0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特质愤怒、攻击行为和述情障碍的总分分别为(17.75±4.93)分、(52.15±10.61)分、(70.90±19.40)分。Pearson相关分析表明,特质愤怒与攻击行为(r=0.67,P<0.01)、述情障碍(r=0.40,P<0.01)均呈正相关,述情障碍与攻击行为也呈正相关(r=0.55,P<0.01)。多元层次回归分析表明,在控制酒精成瘾的影响后,特质愤怒对攻击行为的直接预测作用显著(β=0.67,P<0.01);述情障碍的情感辨认障碍因子在特质愤怒与攻击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β=0.18,95%CI=0.11~0.27)。结论特质愤怒不仅可以直接影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也可以通过述情障碍中的情感辨认障碍因子间接影响男性暴力犯罪服刑人员攻击行为。

情绪面孔注意偏向的加工机制:愤怒和快乐优势效应

由于情绪信息在个体社交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情绪面孔的注意偏向问题已成为当今注意研究领域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然而,目前对于情绪面孔注意偏向加工机制的问题还存在很大争论。即使采用相似的实验程序和刺激材料,不同研究者获得的研究结果仍不一致或存在冲突。部分结果表明,愤怒面孔会自动吸引注意,表现愤怒优势效应;相反,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存在注意偏向的是快乐面孔而非愤怒面孔,即存在快乐优势效应。本文对支持不同优势效应的行为和认知神经科学证据进行整合,指出刺激材料选择、实验程序设定以及加工进程这三个方面的差异可能是造成这两种优势冲突的主要原因。根据既往研究的对比分析,未来还需要进一步对实验材料和程序进行控制,并结合认知神经科学技术手段对愤怒和快乐优势效应的加工机制进一步深入研究,以解决其背后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