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增改2005年版《鲁迅全集》有关敬隐渔注释的建言

敬隐渔及其相关内容在2005年版《鲁迅全集》中出现的情况为:日记12次、书信3次、作品1次。其注释情况为:对书信、作品中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注释,日记只注释了1926年2月20日的内容,并在第17卷第228—229页对敬隐渔进行了概括性介绍。已有的5条注释和介绍或多或少存在问题,另外还有8则可以注释的日记内容没有注释。在重新修订出版《鲁迅全集》时,建议修改错误的注释、介绍并补充8则日记内容的注释。通过这些注释,不但有助于人们正确、完整地理解鲁迅的相关文字,而且有助于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桩公案“一封信的问题”及敬隐渔的相关情况有所了解。在了解敬隐渔的相关情况后,或许激起人们对这位创造社“中坚分子”“文研会准会员”“天才”进行研究的兴趣。

《鲁迅全集》中的《中国小说史略》

作为一部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收录于迄今出版的不同版本《鲁迅全集》之中,但各版本《鲁迅全集》对该书的文本进行了相异的处理,体现在校勘、标点和注释之上。相对于鲁迅的创作、翻译、书信和日记,《中国小说史略》在编辑过程中较少受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但围绕该书的编校注释,仍彰显出当代中国出版史的若干问题。各版本《鲁迅全集》对《中国小说史略》文本的不同处理,折射出鲁迅作品出版的历史变迁。

《鲁迅全集》注释修订刍议

《鲁迅全集》注释本已出三版,注释质量逐次提高,但仍未臻完善。现新版出版已被提上日程。在新的注释修订方面,应提出最高标准,向定本目标努力。2005年版注释存在一些问题,如引文错误、事实叙述和知识介绍不准确、观点偏差、褒贬失当、文字讹误等。修订工作须从复核引文、重审内容、修改文字三方面着手。

复社的红色文献和史料价值研究

上海“孤岛”时期的复社是党领导下创办的出版机构,出版了《西行漫记》《续西行漫记》《鲁迅全集》等一批红色文献和进步文献。近年来在对复社的出版物考证后发现:《中国革命性质及动力》是《续西行漫记》正式面世前推出的单行本,其文献价值在对复社所发行的图书和出版史研究中未曾提及,有可深入研究的空间;复社《鲁迅全集》纪念本的遗存较少,但收藏者既有之前未曾发现的公共机构也有私人藏书家,尚需进一步梳理及挖掘。

两版《鲁迅全集》注释的变迁与作家的重评——以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为例

《鲁迅全集》人物注释受政治运动影响最为明显,但在政治运动之外,学术研究是否也影响到人物注释的评价?如何体现 1958年版、1981年版《鲁迅全集》中陈独秀、瞿秋白、胡适、沈从文注释的变迁显示出,学术研究参与到人物重评的过程中,发挥着或推波助澜,或导其先声的作用。人物的重评具体体现在《鲁迅全集》注释的内容和形式的细微调整,昭示出编辑的良苦用心和高超技艺。

从《鲁迅批判》到《鲁迅全集》——鲁迅研究史与鲁迅全集编纂

李长之的《鲁迅批判》是较早对鲁迅进行系统性研究的专著,1938年版《鲁迅全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全集,它们是在左翼对鲁迅的社会学意义加以张扬和自由知识分子对鲁迅价值进行质疑的历史背景中面世的。两者共同合力在社会、政治符号外还原了一个文学鲁迅,打开了鲁迅研究的另一条思路。

《鲁迅全集》注释七十年:从文艺方针看编纂理念的流变

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领导,坚守人民大众立场,探求鲁迅思想精神,立足于当下社会现实,是70多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基础与努力的方向。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文艺方针关系着《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变化。厘清党的文艺方针与《鲁迅全集》编纂理念的关系脉络,也是对新时代《鲁迅全集》编纂历程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新世纪中国鲁迅学的进展与特点

20世纪中国鲁迅学的最大成绩,就是80年代后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政治化、概念化、工具化的鲁迅研究方法受到抵制,从根本上扭转了只是弘扬经义、代圣贤立言、为"经义"提供材料和例证的"经学"之道。进入21世纪,中国鲁迅学逐步走上了全面、系统地搜集和占有资料,回到鲁迅当年所处的历史语境中去,对鲁迅作理性分析,从中汲取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以指导现实的科学道路,取得了与20世纪截然不同的新认识与新成果。这种思维方式的扭转和研究路数的端正,实质是中国知识分子寻回失去的自我,逐渐恢复独立思考能力,努力追求鲁迅原有价值以运用于现实的体现。简而言之,就是实现鲁迅的"人间化"。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从理论上实现了鲁迅的"人间化",新世纪则从生活细节和史实考证上充实了这一目标,使一位立体的、活生生的人间鲁迅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这既是新世纪中国鲁迅学取得的最大成绩,也是新世纪即"后鲁迅时代"中国鲁迅学最突出的进展与特点。

对《鲁迅全集》一条注释的疏证——关于“拆灶”情节的民俗学解读

该文对鲁迅小说《离婚》中的"拆灶"情节进行民俗学解读,揭示其象征意义与历史渊源,从而对《鲁迅全集》中关于"拆灶"的注释做一疏证;认为绍兴等地农村旧时的"拆灶"与河北保定乡下的"砸锅"行为,都是古代殡葬礼俗中"人死而毁其灶"的变相残留。

鲁迅及其作品的大学教学

大学里关于鲁迅及其作品的教学状况并不理想,大学生对鲁迅的接受情况不容乐观。大学中文课程日益应用性实用性的取向,构成了对文学基础课课时的大幅度压缩,这使对鲁迅的讲解无从展开。而具体的讲解又往往过于看重研究性、学术性,这亦不利于本科生走近鲁迅。鉴于此,本文提出批注式的细读,利用影像、网络等现代资源,挖掘鲁迅作品的人文主义内涵,突出其作为精神资源的价值等具体教学对策。

新版《鲁迅全集》标点问题和改进编辑工作的建议(上)

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新版《鲁迅全集》18卷。与以前的1958版和1981版比较,编辑质量在多方面有所提高。但是,仍然存在的一个重大缺陷是:标点体例混乱,往往导致标点用法失范。本文在具体探讨新版现存问题产生的根源之后,就《鲁迅全集》编辑工作如何进一步改进提出了一些建议。

论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注释及其修订

1958年至2005年间各版《鲁迅全集》中的注释,随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增删修订,这不仅有赖于学术研究的深入,还显示出与现实政治的纠葛。本文以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文本《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注释为中心,考察《鲁迅全集》注释因时因势而生成和流变的动态过程,揭示注释中史料的钩沉、知识的考辨、事实的厘清与价值的宣扬等各个层面的因素,力图呈现《鲁迅全集》注释背后的学术与政治。

1958年版《鲁迅全集》的编辑和出版

1958年版《鲁迅全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编辑出版的第一部《鲁迅全集》,它与1938年版《鲁迅全集》最大的不同,是专收鲁迅的原创性作品,同时开创了为鲁迅著作全面做注释的先河。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这一版的《鲁迅全集》在收录篇目、编辑体例和注释的准确性、客观性上还存在明显的缺陷。

可挑剔的文本与有缺憾的注释——为修订《鲁迅全集》献芹

20余年来,人们一直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出版的《鲁迅全集》视为权威经典本。随着鲁迅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才发现此版本无论是文本,还是注释,都存在着许多可圈可点之处。仅从校勘和注释的角度,审视与天津报刊有关的鲁迅文本和《鲁迅全集》的注释,举例加以指摘。苛责的目的,是希望真正的《鲁迅全集》经典本早日问世。

再论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有认为其涉嫌侵权。根据1928年《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的条文,1938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只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即可,不必以收回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的鲁迅遗著出版权为前提。李小峰同意由第三方出版《鲁迅全集》且对出版时间未设限。这种正面态度有助于消除王云五对于北新书局“反诉”的疑虑,也有利于《鲁迅全集》尽早出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并未侵犯北新书局的权益,也不存在侵权问题。在民国法律框架下,1938年版《鲁迅全集》一经注册,其著作权(编辑著作权)就应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所享有。

《我的第一个师父》的疏证考辨与文体归属——兼谈新版《鲁迅全集》注释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通过对《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一鲁迅临终前念旧名文的疏证与考辨,发现这一文本的15个注释中的8个都存在着或大或小的问题,有的甚至是错误的注释;而且要使这一文本的注释显得完善,尚需增加9个新的注释。"05年版"的注释虽然比起"81年版"来,因时代原因出现的问题得到了纠正,但总的来看差别不大。因此,尽管《鲁迅全集》比现代中国任何其他作家全集的注释都要详尽,然而问题仍然很多,本文的疏证与考辨就是为将来出版的《鲁迅全集》的注释更加完善而做的前期工作。最后我们从这一文本的文体着眼,认为对鲁迅作品进行重新分类很有必要。

《鲁迅全集》版本述略

[目的 /意义]全面梳理国内外《鲁迅全集》版本的发展历程。[方法 /过程]1938年,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首次出版《鲁迅全集》(20卷本),多次重印和再版。由于时间仓促,难免遗珠,后来出版有三编《〈鲁迅全集〉补遗》。建国后,1956~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10卷本的《鲁迅全集》。从1956年到文革结束前出版的《鲁迅全集》,虽在设计排版上各有不同,但内容基本延续了1956年版的风貌。文革以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对《鲁迅全集》进行重新编辑,"增补不足,修正错讹",于1981年出版了16卷本,2005年又出版了18卷本。1981年版出版后,台湾谷风出版公司、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和日本东京学习研究社以它为基础出版了各自的《鲁迅全集》。[结果 /结论 ]国内《鲁迅全集》的出版,大致可按新中国的建立为界限划分为两个时期。2011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大全集》(33卷本),是迄今为止最新的一个版本。除日文版外,海外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鲁迅全集》,都是选集。

论鲁迅行文中的一处错误——从《鲁迅全集》两个注释的疏漏谈起

《阿Q正传》在报刊上完成连载的次月,周作人便已写出评论文章。该文发表前鲁迅曾经亲自看过,并大体上予以认可。后来,鲁迅在一篇文章中还专门引述过周作人认为《阿Q正传》是"讽刺"和"冷嘲"的观点。问题在于,鲁迅在该文中明确指出此观点是在《阿Q正传》编入《呐喊》出版之后方才出现的,然而正式出版的时间是1923年8月,较之周作人发表论文的1922年3月已经相隔一年有余,藉此可以证明鲁迅在行文中出现了错误。

《鲁迅全集》注释中的“植树节”条目指瑕

某些大型辞书和经典文献可以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但绝不能把"工具"奉为圭臬,当作判断是非的标准。1981年版《鲁迅全集》关于"植树节"的注释,把南京国民政府重新设立"植树节"的时间向后推迟了两年;2005年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未能订正这一错误,反而把新"植树节(孙中山逝世纪念日)"的日期"三月十二日"错误地改写为"3月20日"。相关的历史档案,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纠正《鲁迅全集》注释中的错误,而且可以为《中文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等大型辞书的修订,提供可资借鉴的重要数据。

《鲁迅全集》编注史上的“征求意见本”

在通常意义上,《鲁迅全集》注释"征求意见本"是指产生于1975—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先行排印专供征求意见使用的版本,俗称"红皮本"。实际上,广义的"征求意见本"除"红皮本"之外,还有各注释组自行印制的未定稿注释"白皮本"、辅助《鲁迅全集》注释定稿"油印本"两种。"白皮本"是"红皮本"的前身,"油印本"则可以看作"红皮本"的延续。三种版本在"征求意见"的组织方式、范围、对象、数量及功能方面各不相同。从不同版本的注释"征求意见本"的撰写、校勘、讨论、修改、定稿过程,我们可以窥见《鲁迅全集》注释话语体系的建构历史。围绕"征求意见本"的注释版本,也可洞见编注《鲁迅全集》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时代印记与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