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卷》清代戏曲碑刻释文校补

《三晋石刻大全·晋城市卷》中的部分释文存在一定的文字误、缺、衍、脱及句读失误等问题,今校正误释8条,校补缺文8条,校正衍文4条,校补脱文3条,举正句读3条,以便为相关碑刻的研究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文本。

《相山集》和《相山居士词》版本源流考

南宋诗人王之道著有《相山集》三十卷、《相山居士词》一卷等作品传于世,但其作品版本众多,系统不明,影响了后世对王之道及其著作的研究。本文通过古籍查阅,经过汇校考订,对作品版本系统略作梳理,并对各个版本的概貌、承继关系进行概述,通过序跋间的线索,探究《相山集》和《相山居士词》的版本源流。由考据可知,《相山集》在宋元有三个著录本,明清时未佚失,版本流为三个著录本和一个辑录本。《相山居士词》版本较多,宋元载录有三个版本,后被明清传抄。

唐宋时期别史文集中南方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研究

针对当前学界多就单一别史文集进行研究的现状,本文选取唐宋时期别史文集进行集中分析讨论,其关于社会交往、经济交流、文化交融的历史表现形式,有力阐释了历史上民族“三交”的历史生成逻辑,并表明历史上促进民族“三交”的因素与王朝的因俗而治、广开商贸、科举兴学等举措密切相关,同时也与民族地区渐归汉地、渐慕华风、渐习汉语等自身因素密不可分。南方民族地区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表现及成因,正是我国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写照与历史确证。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所附《曾纮说》考辨

《曾纮说》作为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外附录的文献之一,对该本陶集的断代和陶诗的研究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曾纮说》附入陶集卷外,当始于宋孝宗乾道年间林栗江州刊本《陶渊明集》。曾纮所引宋绶之言在校勘学上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曾氏眼高手低,落实到具体的校勘实践,如其关于《读<山海经>》其十“五字皆讹”之说,又极为荒唐可笑,其擅改陶诗和《山海经》文本的做法,亦极不可取。曾氏论陶诗之言,属于对东坡诗论的公然剽窃。《曾纮说》不仅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在陶集刊刻史和传播史以及陶诗接受史与研究史上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其谬种流传,恶果至今未除。而试图清除这一恶果,乃是文章的主要目的。

北宋前期政治进程中的“无为”诠释嬗变析论

既往研究多将“无为”视作学派属性和内涵外延皆清晰固定的概念,实际上其在北宋前期既可指涉不同的政治决策与政治理想,又是用以建构君臣关系的思想基础,含义言人人殊。在《论语》“为政以德”章传统注疏启示下,太宗君臣整合道家的“无为”与儒家的“修德”,为北伐失利后的弭兵政策提供合法性。这一意识形态在邢昺《论语疏》中得到强化,但也受到儒生孙何的反驳。伴随真宗朝政治重心转向内政,以田锡和夏竦为代表的士大夫开始借“无为”建构理想君臣关系,虽遭到真宗抵制,却成为此后的必然选择。在改革声浪兴起的仁宗时期,孙复、胡瑗、欧阳修、刘敞通过重释“无为”和《论语》“三年无改”章,推动“有为”升格为历史发展的主要动力并产生广泛影响,预示着时代变革的不二方向。

从文道之辨到文集校勘——北宋前期韩愈文集传播论略

北宋前期,柳开、王禹偁等人继承韩愈儒家道统之说,对文与道两者的关系进行探讨,从创作、理论两方面扩大古文的影响;道教学者种放、佛教高僧智圆亦有深厚的儒学修养,在其作品中表现了对韩愈的高度认同。随着韩愈文集的广泛流传,文人学士对文集本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韩愈文集的校勘也日益增多,而每一次校勘都称得上不同版本的韩愈文集的聚合、流传。韩愈文集的传播,不仅有助于加深时人对古文的理解,而且为古文运动的成功培育了深厚的文化土壤。

重建与展示:宋代皇室书画收藏的历史考察

宋初朝廷的文治政策促进了当时文化艺术的发展。基于维护、巩固文化传承中心地位的需求,宋代皇室一方面扩大内府收藏,重建国家文化中心;另一方面借助保护、整理、鉴赏、展示、著录、赏赐等文化活动引导书画收藏观念的发展。宋代皇室通过一系列的文化活动向士大夫阶层表明,其是历代书画的合法传承者和正统阐释者。

宋庠、思悦编订《陶渊明集》补论

宋庠、思悦是有宋一代最早对《陶渊明集》进行系统整理的学者,然关于宋庠本、思悦本陶集的卷次、编刻情况以及它们与现存宋刻本陶集的版本源流关系等问题,学界存在许多相沿成习的误解。研究者大都据思悦“宋丞相刊定之本”的记述,认为宋庠曾刊刻陶集,宋庠本陶集是已知最早的陶集刻本,今天存世的几种宋刻本陶集均源出其本。仔细考察历代典籍中“刊定”一词的用例,结合宋庠所编陶集在北宋社会的流传情况,可知宋庠本陶集实为抄本陶集,并未付梓印行。现存宋刻本陶集主要从思悦本陶集而来,这可从收录作品的数量、卷次编排、编纂体例等方面得到印证。

从论“以文为诗”看钱钟书的文体观念

文体观念是钱钟书文学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关于“以文为诗”破体现象的文献载录和文体批评最为代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态度倾向。他在极力称赏韩愈之以文为诗的基础上,追溯“以文为诗”的文体源流及其积极意义和消极影响。二是《宋诗选注》所论宋人“以文为诗”。体现了钱钟书对于宋诗有别于唐诗的瘦硬生新风格的肯定,这一宋诗风格的形成与欧阳修、王安石、杨万里、黄庭坚等继承陶渊明、韩愈以来“以文为诗”的创作原则和破体理论息息相关。三是“同光体”与清代“以文为诗”。涉及“同光体”与清初宋诗派及其吕留良的渊源、论“同光体”成员及其与“桐城派”的关系以及论“同光体”所谓“学人之诗”的特征及源流等。四是论“以文为诗”之“革故鼎新”和“演变之原”的发展规律。涉及钱钟书为何肯定“以文为诗”,其原因在“文体递变”的文体发展规律;《中国文学小史序论》所论“以文为诗”,可见他的文学史发展观念;称“艺术之宫是重楼复室、千门万户,绝不仅是一大间敞厅”,体现了他的文体通变观等。

元代杭州西湖书院刻书考辨

历来有关元代书院刻书研究,皆对杭州西湖书院刻书予以较高评价。本文重梳文献,考辨史实,细究西湖书院刻书详情,认为元代书院刻书是官刻书籍的补充,西湖书院刻书系江浙行省刻书的组成部分,该书院实际承担刊刻的书籍数量并不多,今存世者仅元人苏天爵所编《国朝文类》一种,其余以往认为系西湖书院所刻者,多为江浙行省及下辖诸路儒学所刻,仅置版于书院而已。西湖书院在中国书籍发展史上最突出的价值,在于它继承了南宋太学书版,元亡后这批书版又为明国子监所承继,使得宋代高度发达的版刻成就有了更多的直接传承渠道。

以称引《冷斋夜话》为例看宋代诗话总集的文本间性

宋代诗话总集虽属遴选汇编性质的二次创作,但同样旨在自立新说,只是诸家立意的起评分、体例的过滤性、信息的含金量、传播的冷热度造就了各自水平的高下。从称引《冷斋夜话》来看,《诗话总龟》前集的初次文本改造瑕不掩瑜,《苕溪渔隐丛话》的再次文本改造成就最著,《诗话总龟》后集、《诗人玉屑》、《诗林广记》多是袭用,间有补正,创造性明显逊色。从宋代文学的宏观视角来看,诗话总集的文本传承与流变,既促进了诗话的融合与再生产,也与诗学思想的变迁相表里,成为知识创造与理念传播的经典平台。

《潘子真诗话》异文商榷

据郭绍虞先生《宋诗话辑佚》介绍,北宋时期的学者潘淳所作的《潘子真诗话》原有《说郛》本,因残缺不全,故其对此书加以补录,可认定者并案语共计三十七条。虽然郭先生的辑佚成果为学界所认可和称道,但通过查阅相关史料,发现其中仍有一些地方值得商榷。以《潘子真诗话》为例,《辑佚》仍然存在漏校、错校、漏辑异文等现象,在诗话内容的取舍方面,也有需要值得完善之处,本文拟就此展开论述。

《全宋文》及《杨万里集笺校》所收杨万里书信辨误

杨万里《诚斋集》流传甚广而又版本繁多,文本现存错舛不少,不同版本间内容也常有不同。曾枣庄、刘琳编的《全宋文》及辛更儒笺校的《杨万里集笺校》虽都对《诚斋集》有过整理和校勘,但因其卷帙浩繁,仍不免有错疑现象存在,两本书中的书信部分文本遗漏、错误现象尤为严重,文章进一步对其进行校正辨误。

河北、河南金石文献与《全宋诗》的补正

河北、河南金石文献极其丰富,《石刻史料新编》著录收入了《中州金石记》《河南金石志》《保定金石志》《嵩阳石刻集记》等书。另外,今人还编有《嵩山、少林寺石刻艺术大全》《王屋山名胜诗画》等书。这些书籍包含了许多宋人诗歌,今利用这些文献辑得宋代佚诗24首,补充作者9人,又校正了作者及补充字句题序若干。

杨齐贤、萧士赟、徐祯卿三家李白诗注与宋元明诗学

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之前的全本李诗注,现仅存宋杨齐贤、元萧士赞《分类补注李太白诗》一种。后明人重刻此书,附入明徐祯卿注。一方面,杨、萧注皆有博而不约、祖述宋人记录、以史证诗的特点,但徐注的尚简主情与两家也不无渊源。另一方面,萧注在诗语出处、诗章结构、诗人寓意处下功夫,徐注以诗旨概说、句意笺注为特色。三家注释话语的离合轨迹,既关乎注家情感动机,也是取舍《文选》李善注与五臣注不同理路的结果,更受到宋元明文本诠释分工、李杜接受纷争与诗学向心力的影响。

中国情诗的温婉秀丽之美--《西洲曲》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深受“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说的影响,强调有节制地抒情、情志合一。但是南朝民歌的创作似乎打破了这一诗论观的束缚,多以情歌为主,毫无禁忌地抒发个人内心火热的情感意志。本文将以南朝乐府民歌代表作《西洲曲》为例,就我国南朝民歌为何能够冲破这一“民族禁忌”,留下如此温婉缠绵的爱情诗歌进行探讨,探究在何种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诞生出一系列的中国情歌。

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

宋代皇宫内除了有专门的藏书处所与皇帝个人读书宴息的殿阁外,自真宗朝起,创设了为前朝去世的君主建置专门殿阁,收藏其御书、御制与诗文著作、书法手迹的制度,一直延续到南宋度宗朝。这是中国古代藏书史和档案收藏管理史上前所未有、后世亦无的独创。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宋代最高统治者重视文教,身体力行,加强自身读书学习,勤于撰作,在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围,出现了君臣上下未尝顷刻不以文学为务,非前代之所及的局面,促进了宋代文化的繁荣发展。

宋代宫廷藏书考

皇室藏书是宋代官方藏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宋代皇宫内,除有专门的藏书处所外,在皇帝处理朝政、公务的殿阁及日常生活休息的后苑,也贮有丰富的图书、书画,并有一套完善的管理机构与制度,极大地方便了皇帝及皇室成员对图书的阅读、利用,对提高其文化素养,实施重文政策,进而促进宋代社会文化的繁荣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于五卷本《东坡志林》的真伪问题——兼谈十二卷本《东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

出现于明代的五卷本《东坡志林》实系真伪杂糅之书。其伪的部分 ,情况也极复杂 :有的根本不出于苏轼 ;有的虽出于苏轼 ,但不出于《志林》 ;有的在同一条中真伪交杂。至于十二卷本《志林》 ,不仅出于五卷本《志林》之后 ,且将五卷本中除“论”的一卷外的绝大多数文章收入 ,也是一部真伪杂糅的书 ,其较五卷本多出的部分 ,有些当出于辑佚 ;但是否全都为辑佚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