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北抗日根据地红色革命遗迹的保护与利用研究--以北京延庆大庄科地区为例

大庄科地区曾经是抗日战争时期平北抗日根据地的核心之一,军民联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新时代红色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的要求下,对大庄科地区红色遗迹进行全面摸底调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对史料梳理和价值研究,明确以后七村为代表的大庄科地区红色遗迹独特的价值内涵;通过翔实的现场调研、勘查与测绘,建立了大庄科红色遗迹清单。在此基础上,以文化记忆理论作为切入点,从文物本体保护修复、文化资源整合展示、文化空间体系建设、文化精神传承升华4个方面讨论优化提升策略,以更好地促进大庄科地区红色遗迹的保护与利用,助力地区振兴与发展。

课本也抗战--《国防教科书》之研究

抗战时期教科书也是爱国救亡的重要推动力量,特别是在民族危机的非常时刻,它在唤起民族觉醒方面功不可没。仅仅出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防教科书》,是抗战时期一种特殊的突显时代特色的教科书,是最典型的抗战教科书之一。《国防教科书》是教科书发展史上罕见的不是以学科命名而是以国家在非常时期的特定形势来命名的教科书。在各种《国防教科书》中,又以共产党胶东根据地的《国防教科书》为最突出之代表。它特别强调为什么要抗战、从哪些方面抗战、谁来抗战以及抗战将会有什么结局等内容。尽管《国防教科书》质量高下不匀,纸质低劣,印刷粗糙,字迹模糊,但它们以浓厚的抗战特色异峰突起,小小的课本为中国伟大的抗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建构的历史考察(1943-1945)

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普遍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对组织农民的问题不断进行探索,于1943年11月明确提出"组织起来"的口号,并将之作为大生产运动的中心任务而推广至华北抗日根据地。之后,"组织起来"革命话语开始全面建构。华北抗日根据地以利益诱致、广泛宣传、思想教育与典型示范等为手段,以变工组、合作社等多样化形式为载体,把农民组织起来,成功渡过难关,在农业生产、农村社会文化乃至农民性格的改造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华北抗日根据地"组织起来"革命话语的建构成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农村革命话语建构的蓝本,为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运动的开展提供了经验与借鉴。

政治宣传与民俗需求:中共对传统年画的利用和改造(1937-1949)

宣传途径是最大程度上发挥政治动员有效性的关键。基于政治宣传和民俗需求的双重考量,中共将传统年画纳入自身的意识形态话语中,通过改造使其成为政治动员的有效宣传工具。这种政治考量使得改造后的年画既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又具有较强的民俗性,最终保证了政治宣传的有效性。

试论敌后抗战诗歌的特质--以田间诗歌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田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通过对其抗战诗歌的研究可以管窥整个敌后抗战诗歌的基本面貌。除早期的两部抗战诗集外,田间的抗战诗歌主要创作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此与其他区域的抗战诗歌迥异。田间的抗战书写摒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而关注普通人的抗战精神和英雄事迹,同时展示了敌后战场特殊的作战方式,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记载。了解田间抗战诗歌的创作语境和具体特征,有助于我们从诗歌的角度重新认识敌后抗日的历史价值和特殊意义。

强身御侮:晋绥抗日根据地体育社会动员研究(1937-1945)

全面抗战爆发后,迫于抗战形势和局势需要,中国共产党以“服务抗战”为目标在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大量“普及体育”的实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动员探索。以晋绥抗日根据地体育舆论宣传史料为基础,充分梳理其体育社会动员体系,认为晋绥抗日根据地体育社会动员主要经历了“理念导入、兼容并包”的发展历程,通过“强健军民体魄、建构体育身份、发挥统战功能”的体育社会动员目的,形成了“体育领袖塑造、动员场域构建、时间节点挖掘”的体育社会动员机制,以“标语口号、报刊册子、街头诗歌”三种具体形式进行具体形式的动员,成功转化为“激发抗战意识,凝聚体育认同”“促进军民融合,培养革命精神”“强化身体行动,鼓舞全民练兵”的社会动员效果,进一步促进了根据地军民体育理念的生成和转向。

1941-1943年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化问题探析

1941年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进入最困难时期,中共调整军事战略方针与部队建设方向,实施“精兵简政”政策,将部分主力部队编入地方武装。此举既增强了地方部队的实力,同时与当地民众建立起了紧密的联系,共同肩负起坚守根据地的任务,从而使主力部队得以灵活机动地执行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来临之际,新四军主力部队地方化又为其提供了大批训练有素的干部与兵源。实践证明,新四军的主力地方化在巩固和坚持华中抗日根据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浙东抗日根据地报刊出版研究--以《新浙东报》为中心的考察

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报刊出版实践始终坚持党性原则,高度重视新闻报道的真实性和内容的指导性,致力于多元化发行渠道的开辟,在宣传党的抗日主张、传达党的方针政策、介绍国内外形势、报道抗战业绩、揭露日伪罪恶和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反共阴谋、鼓舞根据地军民斗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丰富了抗战时期党的办报理论、思路和方法,其成功经验值得研究、借鉴。

近三十年来关于安徽经济史(1840-1949)的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关于经济史研究的专著和文章相继问世,研究广度和深度也均有突破。安徽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区域,其经济变革与发展的历程值得研究。近三十年来,关于近代安徽经济史的研究成果颇丰。对研究现状进行归纳和梳理,有利于下一步学术研究的开展,也有利于供今人借鉴,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抗战时期中共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培育与行为引领--以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中心的考察

抗战时期面对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着力加强对民众民族意识的培育与行为引领。以党所领导和创建的淮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为例,这种实践表现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激发民众的民族危机感、反击奴化等错误思想以培育民众正确的民族认同观、宣传历史和现实中的榜样典型以提升民众的民族自信心、重塑民族文化灵魂以凝聚民众的民族向心性、注重维护和实现群众利益以增强对民众的民族吸引力等方面。实践的展开,促进了中华民族自我意识的正式形成,也为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从“公平”到“合理”--山东抗日根据地农业税的正规化与科学化

山东抗日根据地农业税的主要税种是救国公粮和田赋。根据地农业税征收工作始终追求正规化和科学化的行政方向。正规化是科学化的前提。根据地公粮逐渐形成甲、乙、丙三种负担办法,标志着农业税征收基本实现正规化。在不断修正乙种办法的基础上,根据地废止甲、乙两种公平负担办法,实现了从正规化到科学化的实质性转变,从而在追求公平的基础上,更加追求效率优先的生产力标准。各地区自身因地制宜的探索与根据地经济领导部门的科学指导并行不悖,体现着原则普遍性与实践具体性的有机统一。由于战时环境,传统的田赋始终与公粮并行。根据地经济领导部门逐步改变田赋征收钱物的传统办法,向改征实物转变。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以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为个案

华中抗日根据地政权建设,立足于抗战时期农村社会的政治实践,不仅是“三三制”原则在基层政治层面的实现,更体现了统一战线和群众路线的有机统一。淮北、淮南、皖江抗日根据地把“三三制”政权作为政权建设的主要方向。淮北区致力于改善与加强党对政权工作的领导,合理解决了军队与政权的关系问题。淮南区、皖江区也坚决贯彻“三三制”原则,以推进政权的民主化进程。淮北、淮南抗日根据地积极完成对基层政权的改造。为尽快实现改造保甲制的直接目的,淮北区强调发挥作为代表会议常设机构的行政委员会的职能,努力使基层政权改造与各种政治运动相结合。淮南区通过增加选举程序的公开透明度,鼓励群众参加民主选举。

互助合作运动中剩余劳动力的解决途径研究--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与陕甘宁边区的比较为视角

华中抗日根据地在组织互助合作运动过程中,提高了生产效率,但也面临着农村劳动力过剩,互助难以巩固的问题。针对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剩余的状况,华中抗日根据地在开展互助合作中加强对劳动力的合理规划,组织劳动力合理流动,发展副业,将互助组与合作社结合起来,推行精耕细作,增加对农副业的投入。通过这些措施,较好地解决了劳动力剩余的问题,发掘了乡村的生产潜力,激发了民众的劳动积极性,促进了乡村社会经济的活跃,也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了互助合作事业的巩固。

文化抗战: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图书出版,是中共领导的山东文化抗战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经历了从初步展开到飞速发展,再到成熟壮大的历史过程。宣传抗战和教育民众,始终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图书出版的中心任务。经典著作、政治、军事类读物和教材是根据地图书出版的最主要选题。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号召提出后,文化教育类读物和教材也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选题。伴随山东抗日根据地整风运动、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的开展及延安文艺座谈会精神的传达,整风教材、经济、文学、艺术类读物迅速成为图书出版的重要内容。山东新华书店及其出版发行网络的建立,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图书出版走向成熟壮大的标志。

太行抗日根据地农业劳动互助组织机制研究

为了充分利用根据地的剩余劳动力,提高根据地农业生产水平,毛泽东在1943年发出“组织起来”的号召。太行抗日根据地党委与政府充分整合现有资源,建立起党委领导下的政府与群团组织协同负责的领导体系,在原有的劳动互助习惯上创新互助形式,以自愿结合、等价交换、民主平等原则赋予劳动互助组织新的内涵,形成了以劳动模范为中心的新式劳动互助组织,通过群众讨论民主制定组织制度,巩固了劳动互助组织,在实践探索与总结中创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织机制。

抗日根据地“新式家庭”的历史建构——以太行区李来成家庭为中心

20世纪40年代,为了动员群众以便更好地开展大生产运动,中国共产党结合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知识分子家庭革命观与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对根据地家庭问题进行了理论探索与实践创新。于是,太行区襄垣县李来成家庭作为“新式家庭”的典型应时代发展需求而生,其特点在于提倡民主家风、制订生产节约计划以及建立相关激励机制。通过主流媒体宣传与文娱宣传,该家庭模式从太行区推广到各抗日根据地,在建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开展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推动农村妇女解放乃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李来成家庭在1945年以后逐渐淡出媒体,但其为中国进行农村家庭变革以及建构农民集体主义理念提供了重要历史借鉴。

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对兵工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抗战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兵工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应对武器装备落后且短缺的现实状况,想方设法培养和重用兵工技术人才。此间经过党内论争,最终确立兵工建设路线和方针,为兵工技术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八路军和敌后抗日根据地通过创办专门学校和科研机构、扩大兵工生产技术培训、注重理论和实践结合、强化思想政治教育等举措,培养出一大批兵工技术人才,同时注意调动兵工技术人才的积极性、信任并大胆使用兵工技术人才,生产出大量武器弹药,大力支援了敌后抗战,并实现了兵工技术新突破,为抗战的胜利和新中国国防科技工业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基础,影响深远。

中国共产党利用木活字印刷术开展革命出版事业考论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农村为主,交通落后,经济和技术基础薄弱,又屡遭敌人封锁,铅印、石印、油印的设备及耗材严重匮乏,无法满足革命宣传和教育普及的需要。民国年间南方地区由于纂修家谱等原因,木活字印刷业仍较为活跃。其成本低廉、操作简单、方便转移,于是中共党政军机关主动利用木活字印刷革命读物和文件传单。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湖南、湖北和安徽等地的苏区,出版物以初级教育课本为主。此外,中共还通过刻制木活字补充损坏或者缺少的铅字。传承千年的木活字印刷得以发挥余热,有力推动了当地的扫盲和群众动员工作,为偏远地区传播革命火种。

情感视域下的传统戏剧改造与革命动员——以华中抗日根据地为考察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戏剧工作者在深入群众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传统戏剧在群众动员中的独特优势。为使其能服务于抗战宣传,戏剧工作者先后采用“旧瓶装新酒”与“新瓶装新酒”的方式,分别从内容和形式两方面对其进行有步骤、全方位的革命化改造。经过改造的传统戏剧在内容上与群众斗争实践紧密相连,在形式上也增强了情绪感染力,成为中国共产党施行情感动员的利器。这使传统戏剧在实际的演出过程中能够迅速激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产生有效互动,从而有力配合了根据地各项工作的深入开展。就此而言,中国共产党的情感动员实践,其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仍是党的群众路线的生动体现。

“人民戏剧”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生产建设动员

抗战时期,应敌后抗战宣传和生产斗争宣传的需要,华北抗日根据地出现了大量以生产建设运动为题材的“人民戏剧”。这些戏剧艺术化地诠释了减租减息土地政策,颂扬了开荒春耕、变工互助的生产运动及涌现出的英雄模范,全面呈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社会图景。华北抗日根据地生产建设运动催生了“人民戏剧”,并促成了人民文艺的发展与繁荣;“人民戏剧”编演活动又推动了根据地的生产建设运动,强化了根据地的抗战文化宣传与革命思想动员。